執政16年，默克爾如何從“被低估”到成為歐洲的“穩定器”？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 環球時報記者 白雲怡 丁雨晴 任重】編者的話：她是二戰後執政時間第二長的德國總理，她是首位主動離開權力中心的德國總理，她被認為是不斷經歷風雨的歐洲的“中流砥柱”，她被視作西方與中俄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德國9月26日舉行聯邦議院選舉前，國際輿論的目光始終聚焦在執政16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身上。一些人盛讚這位“德國母親”謙虛、以共識為導向的政治風格，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她缺乏大膽的領導風格。不過外界普遍認為，在西方政治分化嚴重的喧囂時代，默克爾是令人安心的存在。“當默克爾下台後，德國看起來將進入平庸狀態。”英國《每日電訊報》這樣評價。

高人氣：

從未低於50%，經常80%

“歐洲政壇的女長老。”《華盛頓郵報》德國分社社長洛芙迪·莫里斯這樣形容默克爾。她寫道，一代年輕德國人可能不會記得任何其他人掌舵。從“自由世界的領導人”到“當代聖女貞德”，默克爾的崇拜者稱讚她無所不能。她一再被評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性。“當我回首過去8年時，世界舞台上再沒有比默克爾更穩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離任前曾這樣説。有分析稱，歷史學家或將在今後就默克爾的影響力展開辯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離任將留下一種真空。

默克爾政治生涯的開端可以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説起。當時，這名東德牧師的女兒35歲。“柏林牆限制了我的機會，它真的擋住了我的路。”2019年默克爾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説，“在曾經只有一面黑牆的地方，突然打開了一道門。對我來説，該是走進那道門的時候了，接着我放棄科學家的工作進入政界。那是個令人興奮和神奇的時刻。”

不少分析認為，默克爾的成長背景以及兩德統一的歷史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她的政治——她試圖將德國乃至歐洲定位成東西方之間的一座橋樑。

進入政界後，默克爾迅速崛起。她加入傳統、保守且由男性主導的基民盟，並在1990年當選德國聯邦議員。作為時任德國總理科爾的“女門徒”之一，默克爾1991年就被任命為婦女和青少年部長。令德國政界震驚的是，默克爾在1999年底撰文批評科爾，稱科爾和基民盟的聲譽都受到當時一宗捐款醜聞的損害，並呼籲她的前導師辭職。美國《大西洋月刊》稱，默克爾以自己的方式鞏固了在黨內的位置。在2005年的大選中，默克爾險勝前總理施羅德。

在默克爾的早期政治生涯中，她被稱為“科爾的女孩”。“由於這個暱稱，很多領導人曾嚴重低估默克爾，認為她是政治新手。但很快，她就被視為可靠、有責任感、女性領導人影響力方面的榜樣。”澳大利亞“對話”網站稱。

法國《解放報》22日描述説，對於一代德國人而言，默克爾是“如同英國女王”一般的存在。她目睹了眾多國際領導人的更迭，歷經四位美國總統、四位法國總統、五位英國首相、八位日本首相的任期。她以耐心、平靜、善於調和矛盾和達成共識受到眾人的尊敬。她身着款型不變的彩色制服上衣、習慣於不帶隨從在超市裏購物、喜歡到同一個地方遠足，這些都令無數德國人看到了生活中的自己——和默克爾一樣，他們不喜歡改變。

默克爾如今仍在德國享有令人難以置信的人氣。英國《每日電訊報》説，默克爾的支持率從未低於50%，且通常維持在80%左右，這樣的受歡迎程度是大部分西方國家領導人難以追趕的。《環球時報》駐柏林記者看到，現在當地商店裏有各種默克爾紀念品，包括“默克爾泰迪熊”、紀念杯等。她的自傳、演講集、畫冊等也很暢銷。

危機管理能力

被贊“提供穩定”，被批不果斷

面對媒體有關自己政治遺產的問題時，默克爾經常不會正面回答。《華盛頓郵報》稱，2019年在海濱小城施特拉爾松德，當被問及希望50年後孩子們在歷史書中讀到有關自己的什麼故事時，默克爾回答：“她嘗試過了。”

相比於默克爾的高人氣，總結她的政績要複雜得多。在國內政治上，默克爾堅持“中間道路”，很少以基民盟主席自居，而是致力於將各個黨派團結在她身邊。在默克爾任內，德國經濟增長率在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失業率屢創新低，尤其是年輕人就業率一直位居歐洲前三。

家住科隆的桑德拉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德國人評價一位總理好不好，主要是看自己身邊有沒有實實在在的改變，而她切身體會到了默克爾致力於改善民生問題。比如，以前如果某人在沒有醫療保險的情況下生了重病，是不會有保險公司允許他投保的。但現在，遇到這種情況的人就可以投保，而且費用和其他人一樣。

“在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國大選前，德國人稱讚默克爾的冷靜和具有穩定作用的影響力。”英國路透社稱，對於即將迎來一名新領導人，德國人既有憧憬又感到擔憂。“默克爾頭腦清楚、聰明，我已經開始想念她了，”柏林市民迪克説，“她總是在那裏，像家一樣。”不過一些年輕人也認為，默克爾的成功主要源自過去，她在解決氣候變化、改善教育和推動德國進入數字時代等方面做得不夠。

默克爾（資料圖 視覺中國）

在美聯社看來，默克爾的遺產“將由其處理了一系列震撼脆弱歐洲的危機來定義，而非她為自己的國家制定了任何宏偉的願景”。默克爾的盟友、巴伐利亞州州長澤德認為，她的主要功勞是“很好地保護了我們的國家”，尤其是當德國在這16年裏不得不穿越“十字路口”時，穿越那些“從未在選舉計劃中出現”的“十字路口”時。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記者拉爾夫·波爾曼也認為，在危機時刻“提供穩定”是默克爾最重要的遺產。“一連串的危機確實構成（我們的）生存威脅……而她的成就是帶領德國、歐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帶領世界安全地克服這些危機，儘管你可以批評一些細枝末節之處。”

在國際媒體評述默克爾“危機管理能力”時，提到最多的是歐債危機、難民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她應對這些危機的方式，輿論褒貶不一。

2009年歐元區爆發債務危機後，默克爾引領了共同拯救行動。“如果歐元失敗，歐洲就會失敗。”她曾表示。後來，默克爾成為要求節儉的代言人，在希臘等被迫實行大幅財政緊縮的國家，她成為被痛恨的人物，有希臘報紙甚至將她比作希特勒。不過，默克爾最終幫助德國和歐元區消除了“生存威脅”。最近她表示，這是自己執政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但英國《衞報》認為，南歐國家被迫實施緊縮財政政策未能解決歐元區經濟架構的真正問題。對此強烈反對的情緒開啓了一個政治動盪和民族主義蔓延的時代。

默克爾執政生涯最具決定性的時刻被認為是2015年，當時，她對100萬難民打開了德國的大門。“德國之聲”説，這項決定令她“聞名天下”，同時也成為國內外對她褒獎的分水嶺。默克爾同數不清的敍利亞難民拍了自拍照，《時代》週刊當年將她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稱其為“自由世界的總理”。但默克爾受到德國極右翼勢力的攻擊，其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一些歐洲國家也認為，她試圖將慷慨的難民政策強加給整個歐盟。

《華盛頓郵報》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後，默克爾“憑藉以科學為導向的態度脱穎而出”，德國雖然在疫情中暴露了不足，但整體上，多數德國人支持默克爾的政策。不過柏林政治學者霍爾澤格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在難民危機和疫情中，民眾對默克爾的不滿情緒比較明顯。難民湧入德國後，社會上發生不少性侵事件，甚至出現恐襲；在疫情期間，儘管默克爾不斷提醒德國正經歷“二戰以來的最嚴峻挑戰”，但民眾仍然上街抗議防疫措施。

“德國之聲”認為，默克爾應對各種挑戰時採取的是一種“反應式”行事方式，儘管她能幫助歐盟維持團結，但她經常是在儘可能長時間躲避決策後才採取行動，“默克爾通常不願意向前邁出一步，直到自己的背已靠到牆上”。英國《經濟學人》認為，默克爾是猶豫不決的政治人物。

外交型政治家

在政治分裂時代，她令人安心

美國《大西洋月刊》稱，與許多德國政治家一樣，默克爾缺乏領袖魅力，喜歡冷靜的講話而不是長篇大論或花言巧語，沒有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的野心。這種低調的風格獲得了不少好評，但也引發一些疑慮：如果她有更大的想象力和戰略野心，本可以解決更多問題。

“默克爾離任後，人們將記住她的風格，而不一定是她的政治。她維護了國家繁榮，滿足於管理國家，而不是改造國家。”法國《解放報》説，默克爾從其前任施羅德的改革中獲益，卻沒有啓動實現一些必需的改革。德國《明鏡》週刊認為，“默克爾時代是錯失良機的時代”。

在“對話”網站看來，與其前任科爾和施羅德專注於國內政策相比，默克爾是“外交型政治家”。“當你想打電話到歐洲時，你會給誰打?”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問。在過去16年，答案一直是默克爾。“默克爾在2018年G7峯會上直面特朗普的照片反映了她近年來扮演的角色”，《經濟學人》説，在一個充斥喧鬧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作秀者的時代，默克爾是令人安心的存在。她是國際舞台上合作、達成共識的重要旗手。

“2005年默克爾上台時，德國的外交議程遠沒有今天覆雜。”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當時德國只需處理好和美國的盟友關係、和法國在歐盟框架下的合作關係，以及以經濟貢獻的方式推動歐盟一體化即可；今天的德國則需要獨自面對和美國、中國、俄羅斯之間的大國關係。隨着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的上升，國際社會對它也會產生更高的要求。

在西方輿論中，默克爾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一直是爭議的焦點。德國《商報》近日就稱，默克爾對拜登倡導的“民主聯盟”不以為然，但“這一主張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在中國成為“西方的體制競爭者”且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默克爾的對華政策顯得“不合時宜”。

上海外國語大學德國問題專家姜鋒對《環球時報》記者説，默克爾對中德關係和中歐關係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最終形成了務實、穩健的對華執政理念和風格，“這使得她不僅成為歐洲國家領導人中持續深入推動中歐關係的政治家，也因此成為德國和歐盟本身利益最重要的實現者”。

“在默克爾前兩個任期內，中德關係取得較大發展。”崔洪建説，但從默克爾第三個任期末期開始，德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一定變化，這主要源於德國輿論對中國認知的變化，默克爾對華政策受黨內和政府內牽制的因素越來越大。他認為，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國內政治的變化將導致其對華政策有更多爭論和博弈，不確定性上升，同時受中美博弈大環境的影響，德國將不得不考慮更多中美平衡的因素。

“不過，無論誰接班、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都繞不過要在默克爾對華政策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和修改，全部翻盤的可能性很小，”崔洪建説，“默克爾的對華政策建立在維護德國利益的核心上，尤其是經貿領域的利益，不是説放棄就能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