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洞朗到加勒萬河谷，印度為什麼一錯再錯？

中印雙方其實都非常重視邊界問題的管控，也建立很多機制來保障不發生大規模的不可控事件，有了苗頭以後也儘快處理掉，不至於要大動干戈。

比如，有外交領域、政治磋商領域，也有軍事領域，既有一線部隊對話機制，也有更高層級的軍事對話機制，就像軍長級。應該説是建立了比較完整、多維度的危機管控機制，這也解釋了中印邊境幾十年來沒有開槍、開炮導致人員傷亡。

那印軍這次為什麼出現背信棄義的行為？打破了45年以來相對平靜的記錄，還出現傷亡。

我覺得，是這幾年印度出現高層冒險、冒進政策的那麼一個大方向，也就是這幾年對邊界問題的總體思路是要，強化蠶食、擠壓、壓迫，目的是要倒逼中國承認印度的領土、邊界主張。

在這種來自高層的戰略冒進思想指引下，那邊境一線官兵還不跟“打雞血”一樣，也就解釋了他們存在採取挑釁行為的動機，戰術上冒進，可以向上級證明他們的業績，可以表功。所以簡單説，就是高層戰略冒進，基層戰術冒險。

就這次加勒萬河谷肢體衝突來説，高層不一定在那裏明確地授意，組織策劃部署戰術細節，但到了一線部隊那裏，他們揣摩領會了上司高層意思之後，就開始發揮了。也就是高層意圖，間接傳到基層連隊的這麼一個效應。這就是這次衝突的本質。

印度士兵不會去搞搞搞，沒那個本事，也沒那個能量。也別找什麼替罪羊、“臨時工”，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上行下效的結果。

往前倒推3年，2017年的洞朗對峙，還記憶猶新吧。其實兩次時隔不長，印度為什麼又來滋事，兩次都是莫迪執政期間發生，這怎麼解釋？

我認為，兩次過招，有共性，也有不同點。

雖然兩次地點不同，規模不同，後果也不一樣，但共性就是這幾年邊界挑釁行為，是印度高層“戰略誤判”的體現。

近期的誤判就是，印度認為中國近來日子很不好過，國內疫情，國際上被特朗普擠壓，挑戰很大，中國有點兒喘不過氣來。言下之意，就是現在的國際環境，和形勢變化，對印度相對有利，那機會來了，就趁機倒逼中國，印度也藉機對中國施壓。這種行為很令人不齒有沒有，有點兒趁人之危，火中取栗，但中國不會給印度鑽這個空子啊，印度人你們在想什麼呢？

第二個誤判，印度也看到中國實力在快速增強，它感覺到和中國的國力差距在越拉越大，換句話説，解決邊界問題，時間和能力上，都是站在中國一邊。印度認為，現在不解決，不去“碰瓷”求突破，將來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它就急了。也就是印度認為，此時不搞，更待何時？這個算盤，錯得離譜。

第三個誤判，它判斷中國穩步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特別是中印關係做支撐，從武漢會晤到金奈會晤，領導人建立非正式會晤機制。

印度認為，中國非常重視和珍惜這對雙邊關係。這點沒錯，我們很珍惜。但你印度不能認為中國珍惜，就可以從中漁利啊。它認為就算在邊境上適當挑釁，風險是可控的，不會鬧大。所以他們一些官員就提出了“可控風險的冒進政策”。

又錯了，而且大錯特錯，涉及到領土、主權的事情，哪有模糊空間，哪有什麼妥協空間，居然稀裏糊塗來什麼“可控的風險”，認為就算衝突了也不會死很多人。認為中方會顧及影響，不會大動干戈。

這是把中國不主動挑釁當好欺負是麼？這種想法，我覺得最具有“印度特色”。

所以洞朗對峙和這次衝突，本質上，兩次都是低估或錯判形勢後導致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也從中可以看出印度戰略層的水平，在這種問題上，會做出這種錯誤結論，發出這種錯誤信息，真的很低級。

另外一個錯判，就可疫情有關了。這是和洞朗對峙不一樣的地方，畢竟2017年當時沒有疫情衝擊。疫情導致印度今年的日子非常不好過。國際上疫情，我們不都説印度是那個“王炸”麼，具體情況相信比實際爆出來的要嚴重。

對經濟衝擊，也導致幾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印度評級展望，已經調為負面。經濟下滑，失業人數增加，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引發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矛盾更激烈，印度教和其他少數族羣之間的矛盾更激化。莫迪政府，也自然會考慮轉移國內矛盾的一些操作。

比如，印度媒體最近，就鋪天蓋地報道中印在邊境發生的事，然後在電視上、在報紙上，對疫情，對國內宗教矛盾的報道，就很神奇地變少了。

政客們操作這套常用手法，真的很熟練。但是對不起，你們的對手是中國，不吃這套，也不信這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