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起訴依據的事實、理由不符合常理；訴訟標的額與原告經濟狀況嚴重不符；當事人之間存在親屬關係、關聯關係等利害關係，訴訟結果可能涉及案外人利益；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實質性民事權益爭議，在訴訟中沒有實質性對抗辯論……”為加大虛假訴訟整治力度，最高法日前發佈《關於深入開展虛假訴訟整治工作的意見》，總結了甄別虛假訴訟的八大特徵表現，還發布了10件整治虛假訴訟典型案例。
一紙看似普通的民間借貸合同，背後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為了規避經濟適用房5年內不準上市交易的政策，買賣雙方經過“專業人士”指點，編造借貸關係，並約定到期還不了錢把房子抵給對方，雙方果真拿到由法院出具的以房抵債調解書，併成功辦理了過户手續。
這種虛假訴訟俗稱為打“假官司”，一般表現是當事人或虛構案件事實，或捏造法律關係，或偽造訴訟證據，炮製出假案子、假訟爭，意圖利用法院裁判權和執行權，實現非法目的。虛假訴訟不僅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和公信力，還敗壞社會風氣、擾亂市場經濟秩序。
這些虛假訴訟既有“單方欺詐型”，如原夫妻關係一方為了轉移財產逃避執行，拿着虛假離婚協議向法院提出執行異議；也有“雙方串通型”，如公司跟員工惡意串通，虛構勞動債權騙取拆遷補償款。還有個別律師為當事人出謀劃策，共同偽造證據進行虛假訴訟，甚至還有司法人員“暗中相助”。前述虛假民間借貸訴訟案例中，當地縣法院副院長利用職權，參與實施虛假訴訟，在房產過户中起了關鍵作用。
近年來，這類廣受社會關注的案件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為打擊虛假訴訟，2015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虛假訴訟罪”；今年初，最高法等印發了加強虛假訴訟犯罪懲治的工作意見。但在司法實踐中，虛假訴訟案件隱蔽性強，難以精準識別；當事人違法成本低、獲益高等問題依然難解。
一些地方法院為此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江蘇高院研發虛假訴訟智能預警系統，利用智慧法院建設成果，更有效地幫助法官識別虛假訴訟案件。同時，最高法根據浙江的經驗，要求各地法院積極探索建立虛假訴訟“黑名單”制度，在依據虛假訴訟罪打擊刑事犯罪，以及讓違法者承擔民事責任外，引入信用懲戒機制，將更有力地威懾不法行為人、保護受害人合法權益。
隨着多種整治措施的加強，虛假訴訟將越來越難以“藏身”，過去靠鑽法律空子獲利的違法者，將會惹上“真麻煩”。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糾正虛假訴訟10090件，對涉嫌犯罪的起訴1352人，同比分別上升27.9%和6.5%。最高法此次公佈的《意見》，對打擊虛假訴訟更細化有力，如果能構建貫穿立案、審判、執行全過程的整治機制，把好入口關和出口關，將有助於不讓一個虛假訴訟進來，力保不讓一個虛假訴訟出去。
打擊虛假訴訟，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需要多部門聯動、協同治理。一位法院人士曾向記者吐槽，不同法院之間缺乏審判信息溝通平台，法院與檢察院、公安機關等也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共享渠道，法官辦案時難以全面掌握當事人財產狀況、信用記錄等信息。處理虛假訴訟案件中，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程序的銜接問題，實踐中存在爭議。此次最高法進一步明確了法院之間的信息溝通機制，要求有關法院做好程序銜接，保持刑民協同。
此外，各責任部門還應加強溝通，形成合力，在全社會營造不敢、不能、不願虛假訴訟的法治環境，解決受害人在法律救濟中遇到的移送難、立案難問題，避免他們遭受損失後告狀無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