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結婚，害怕掉隊，老齡化......日本七零後正面對着這些現實困境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發達國家日本至今仍然面臨魯迅近百年前發出的永恆追問。過着小康的“中流”生活的人，會不會重新墜入生活困頓的社會“底層”？為避免下墜所做的競爭，有效嗎？如何避免在競爭中落敗？關鍵是，能不能避免墜入“為避免下墜而競爭”的境地？日本著名學者山田昌弘對日本社會的這一現象以數據為支撐做出了詳細的描述分析，寫出了《為避免下墜而競爭——日本格差社會的未來》一書，可供現代社會的人們參考、反思。

《為避免下墜而競爭——日本格差社會的未來》 ［日］山田昌弘著 胡澎 楊雪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曾做過一個“國民生活意識調查”，認為自己生活水平達到“中流”的人超過了百分之九十；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歷經濟危機、泡沫經濟破裂，當時出生的“70後”大學畢業步入社會，逐漸開始分化，出現了“啃老族”“寄生族”“單身族”等現象；如今又是二十多年過去，這批日本“70後”全部步入中年，被稱為“40世代”（四十多歲的人羣），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也是當初被詬病的“單身寄生族”一代，他們如今的生活如何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世界迎來了全球化浪潮，隨後許多新社會現象在日本出現：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離婚率上升、自由職業者不斷增加……戰後日本積累的繁榮和快速發展，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經歷了墜落，如今陷入停滯，增長緩慢，日本學者山田昌弘在2004年出版了《希望格差社會——“失敗一族”的絕望感將撕裂日本》一書，當時就提出了對日本勞動狀況發生變化的擔憂。

“格差”這個日文名詞意思是指差異、不平等、貧富差距，“格差社會”的意思就是社會階層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近二十年來，大量日本學者就提出過許多關於社會結構變化的觀察，如曾經轟動一時的《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一書，該書曾引進中國，在討論中爭議很大。在日語中，“中流”和“下流”指的是中層和下層，意思是“中游”“下游”；日本社會曾經流行過“一億總中流”的概念，意思是日本社會三億多人口中，有超過一億人是“中流”，大部分的“中流”人羣卻失去了安全感，努力維持着一不小心就會失去的中層生活水平，從而跌入“下流”。日本社會學家佐藤俊樹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社會——再見總中流》一書，提出在競爭中落敗而不得不與中流説再見的人不斷增多，就是當今日本社會的真實寫照。

1987年3月，日本泡沫頂峯，安田火災保險時任董事長後藤康男在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以近4千萬美元價格標得梵高的《花瓶裏的十五朵向日葵》。

為什麼不結婚了？

為什麼日本社會面臨如今的社會問題？我們不妨把問題聚焦，看看年輕人擔心的是什麼，如果再細化一些，可以從為什麼年輕人不結婚這件事入手。日本“二戰”之後持續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其實也是一個標準化模式複製成功的結果：在日本，絕大多數的家庭是這樣的“標準家庭”——男性畢業後找到一份“正式員工”的工作，多數在大企業中工作一輩子，收入穩定，年輕時足夠娶妻生子，老年後也有一份優渥的退休金；而女性則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嫁給一個“與自己父親賺錢能力差不多的”，有穩定工作體面收入的男性，生兒育女。在四十年前，這樣的“標準家庭”是日本最主流的生活模板，而四十年後，這一代人生育的子女所過的生活，卻不再“標準”。

1989年，日本的總和出生率為1.57（即每個女性一生生育孩子的平均數），創出生率新低，因此出現了“1.57衝擊”一詞，媒體開始討論“少子化社會的到來”，1991年被稱為“少子化元年”，當時的討論大部分認為，少子是因為結婚年齡的推遲，而結婚年齡推遲是因為“想要工作的女性不想結婚”。《為避免下墜而競爭——日本格差社會的未來》中，作者山田昌弘卻不這麼看，他認為，晚結婚、少生育的現象既不應該歸咎於女性，也不應該歸咎於年輕人，這背後有着更深層的社會原因。

與上一代年輕人相比，這一代年輕人從小的生活環境多在大中型城市，衣食無憂，他們的父母是上一代通過自身努力留在（如首都圈、大阪圈、中京圈等）大城市的一代白領，是前文所述的“一億總中流”，他們多數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進入企業工作、憑藉年功序列和終身僱傭制度，收入不斷增加，為兒女創造了穩定富裕的成長環境。這一代年輕人成年後發現，自己工作的收入不一定有父母的多，如果結婚成為全職主婦，那麼生活條件將急劇下降。山田昌弘採訪調查了許多至今未婚的“40世代”（出生於1970到1979年之間），其中有六成男性和八成女性與父母住在一起，享受着寬裕的生活。作者提到在引發日本社會爭論的《隱形貧困——即使是中流以上階層也存在生計破產風險》一書的觀點，上一代年輕人已經養成了衣食住行“非高檔品不要”的消費習慣，而現在的年輕人消費上追求的是物美價廉、性價比優先。

作者提出，如今大量年輕人就職於新型企業，這些企業往往為了效益違反勞動制度，讓員工加班加點，迫使員工不斷離職。從書中所調查的參與相親活動的女性中看，女性最擔心的確實是結婚後的生活水平下降，不能維持之前的生活水準，這樣女性大多會選擇繼續工作、不當全職主婦、不生育兩到三個孩子而是隻生一個或乾脆不生育。她們不會因為年齡增長就降低尋找配偶的標準，如果不能實現“買房買車、把孩子送進大學深造、全家去度假”這種中產階級的生活，那麼他們情願不婚不育，以不降低自己的生活，繼續享受現有的生活——父母提供基本的吃住，自己的薪資當作零花錢——這似乎確實是現有局面中的最優選擇。

日劇《我選擇了不結婚》海報

害怕掉隊的年輕人

日本社會有個比較有特點的情況，年輕人從大學畢業，要馬上進入大企業做員工或進入政府機構做公務員，一旦錯過畢業“校招”的那一年，就很難再有機會通過“社招”找到一份穩定工作。此前，大部分日本年輕人都過着一輩子畢業即工作、一生只做一份工作的生活，但產業結構、經濟發展令他們面臨着更多選擇，很多人成為自由職業者、臨時工、派遣制員工。這種“應屆畢業生整體錄用”的現象，讓年輕人一旦脱離了正式員工的隊伍，再想回去是非常困難的，書中寫道：“對應屆畢業生最重要的是，能否成為正式員工，能否一直不被解僱，從最開始沒有跟上隊伍的，是很難再從頭開始的，這件事無關性別，但在女性身上表現得尤為顯著。”作者還認為，婚姻也是如此，尤其是女性，一旦結婚後離婚了，就很難找到比前夫經濟條件更好的再婚對象，這也是當代年輕女性對結婚過於慎重的原因之一。

作者提出了“共時多樣性”和“歷時多樣性”兩個概念，分別是説從時間的角度或某一時間段的剖面上，年輕人需要面臨的各種各樣家庭模式和就業模式的抉擇。這代年輕人的父母一代，大多數經歷的是一旦結婚就很少離婚、一旦工作就很少辭職的生活，但到了2010年，日本的就業調查中正式員工只有六成，30歲以上的人羣失業率超過了10%。

研究家庭模式的共時多樣性把目光聚焦在了未婚羣體和離婚羣體的增多上，日本一次調查中顯示在35到39歲的人羣中，1995年時他們中的近百分之八十有配偶，而到2010年，擁有配偶的概率大為降低，僅有65.3%。從婚姻形式上來説，日本社會經歷了從“只要遇到理想對象就結婚”到“即便談戀愛也不結婚”，再到現在的“即便結婚也分開居住”的愛情婚姻觀的劇烈變化。不管是工作還是婚姻，看上去人們選擇的範圍擴大了，多樣了，但實際上正是這種多樣性導致了差距的擴大。作者看來，這種“是我自己不想結婚”“是我自己想當自由職業者”的回答只是台前的故事，而幕後是“想結婚卻結不了”“想生卻沒條件生”“想成為正式職員卻無法轉正”“想工作一輩子卻在35歲碰到職業天花板而中年失業”……年輕人的焦慮其實歸根結底是當代日本人對於風險的厭惡，在可能的麻煩前面，多數人會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微妙的心態是很值得琢磨的。

但是這背後還有更需要深挖的經濟原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全球化背景下，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勞動開始兩極分化，附加值高的“創造性職業”和只要求熟練度的“簡單勞動”的兩極分化開始，再往深究，就是“資本收益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在一些新興產業（如互聯網產業或金融產業）中，一部分年輕人收入非常高，而同時在一些工廠、商店的臨時員工收入卻非常微薄，兩相比較，這兩類人羣薪資差距動輒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前者為了維持“中流”的生活水平、害怕掉隊而過度競爭，就是“為避免下墜而競爭”。

日本的上班人羣

老年人社會的未來

如果這樣的社會現實繼續發展，作者擔憂的是這一代年老之後會面對的事情：對於那些單身族或丁克族來説，年老後患病住院需要看護，他們能擁有足夠維持生活的養老金、存款和資產嗎？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在今天的日本已經不罕見了。

在日本私立養老院，如今每月接受看護的費用約是25萬日元（約合14000人民幣），如果是兩個人，就需要50萬日元。“養老金和存款能夠支付這些費用的人有多少呢？我猜恐怕不到兩成。”作者説。如果是去公立養老機構的話，目前日本公立養老機構數量不足，且質量低下，作者看來，這些年的“健身熱”恐怕也是因為“一旦失去工作就只能從中流掉下去”的憂懼。

怎麼辦呢？作者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改變方法，希望從社會制度方面進行探索，其中之一便是“拓寬家庭形態”。作者看來，要想從制度上保障“老年人不再孤立”，可以進行年輕人與老人之間的“互助生活”，比如兩位年輕人在城市工作，租住在老人的房子中，老人以提供居住為條件與年輕人合住，“我認為，社會應該建立能夠支持這種嘗試新生活方式的制度結構，例如單身生活的老年人把自己家作為‘老年集體之家’招募房客，自己住其中一間，這樣老年生活便不再孤獨了。”作者寫道。這種“共享式養老”顯然需要更加明確的權利義務規定和相應的法律法規出台來預防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

此外作者還提出一個解題思路，那就是具有共同愛好的“興趣小組”人士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現實化”，比如一些單身的年輕人常提議“若是咱們以後一直單身的話，老了之後大家搬到一起住吧”，如果這些口頭約定在將來付諸實施，理想能不能變成現實呢？顯然這裏作者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日本以往的僅憑血緣上的親子關係要求子女負擔贍養義務，顯然對於過度老齡化、年輕人越來越少的社會已經不夠用了，不能只號召大家獻愛心，還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比如“最低養老保障金”或“拓寬家庭成員的界限”。

“要讓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互相照顧，那麼構建使他們能夠安心生活的社會結構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考慮到，比如照護問題和遺產繼承權、養子等問題，“由於當前這些問題的解決大多被延後了，所以沒有家庭成員的老年人無法安心地和別人一起生活。”2016年在日本上映的電影《後妻業之女》就因反映了以遺產繼承為目標殺害再婚對象、欺騙老年人收入等，可見一些看似未來的問題已經發生。《為避免下墜而競爭——日本格差社會的未來》一書在結尾處提出建議，只有建立更完善的、符合當下社會情況的新制度。作者希望，“40世代”的理想未來，是一個即便經濟不寬裕也能夠“和喜歡的人一直愉悦交往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