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對多邊機制的心態明顯生變

近年來特別是今年來，印度對多邊機制的心態明顯生變。

一方面，印明確希望爭當國際秩序重塑的“領導性力量”，不願在全球治理議題上被他國特別是中國“矮化”；另一方面，新德里的多邊主義外交中“西化”“排華”色彩日益濃厚，導致印度對中方能發揮牽頭作用的多邊機制興趣和期望同步下降，另組排除中國的多邊或區域機制，甚至加速融入美西方主導的多邊機制。

雖然，莫迪政府對多邊機制的政策立場變化由多重原因促就，但很大程度上與其自我身份定位或角色期許更加密切相關。

一是要當世界“領導性力量”。

新德里在多邊舞台上逐漸放棄1998—2014年間印歷屆政府在對外戰略中扮演的“平衡性力量”的角色，即不願被動地成為其他大國博弈的“地緣戰略棋子”，轉而日益強調在新一輪的國際秩序特別是地區秩序重塑中追求“世界領導性力量”。為此，莫迪政府還重新將“戰略自主”解讀為“保持選擇盟友的戰略自主性”。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莫迪政府更是高舉“基於規則的、透明的、有改革的多邊主義”大旗，稱疫情暴露現有治理機制不足以及中美博弈之弊，有必要對現有全球和區域治理機制，如聯合國、世衞組織、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進行改革，而印度則可在其中扮演領導者角色，甚至認為印度將“決定多邊主義未來”（印度外長蘇傑生語）。

值得一提的是，為凸顯自身“領導性力量”這一定位，新德里不願讓中國在任何多邊機制裏“出風頭”的心態日趨明顯。一方面，新德里傾向於在多邊機制裏干擾中國議程，藉口就是中國議程或中國方案不能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實為打造印度“領導型角色”服務；另一方面，新德里希望避免多邊機制成為中國大國崛起的助推器。例如，在金磚、上合內部，印度不但很少去做促進內部團結之事，甚至還從內部搞一些拆解動作。

對一些無益於印度追求“世界級領導性國家”地位甚至反而有益於增強其他大國特別是中國的“領導性力量”的多邊機制，印度則乾脆退出。例如，莫迪政府於2019年年底退出RCEP的最終締結，反而積極尋求與日澳美構建“彈性供應鏈同盟”。

二是要當發展中國家“領頭羊”。

隨着中國的日益崛起，特別是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不少發達國家鼓譟拒絕認同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這使得印度希望取中國而代之，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真正代表”或“真正羣主”。在印度看來，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迴歸”，因為印度在尼赫魯時代即曾是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

曾幾何時，中印兩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多哈回合世貿組織談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改革等議題領域通力合作，並不斷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着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

然而近年來，中印多邊舞台上的合作氛圍日益淡去。中印雙方發展落差的不斷拉大導致兩國“身份”認同差異不斷擴大，繼而導致兩國利益訴求分歧也日趨明顯。這種變化逐漸使得中印雙方多邊合作——特別是在地區和全球治理上的多邊合作——基礎日益遭受侵蝕。例如，在近年的金磚峯會上，印度日益強調其與巴西、南非三邊合作的“發展中國家屬性”，有意與中國拉開距離。

三是要當“印度洋淨安全提供者”。

基於印度洋得天獨厚的地理與地緣優勢，特別是印度地處南亞—印度洋的獨特地理位置與地緣優勢，印精英階層中普遍有“獨享”南亞乃至印度洋的“門羅主義”情結。美國早在奧巴馬一任時期就不但明確印度是“亞太再平衡”的戰略“支點”，還是“印度洋的淨安全提供者”（即“印度洋警察”）。

隨着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及印度洋區域的不斷推進，印度自感憑一己之力難以繼續維持其在這一區域的“主導性地位”。為此，印度不斷在南亞、印度洋地區打造自己主導的多邊發展機制，並深化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多邊安全機制。

此外，印度牽頭還積極運籌印度洋小多邊合作機制。例如，今年9月，印與法澳舉行首屆副部級印太三邊對話，達成加強印太戰略合作共識，並將該對話固定為年度機制。印媒還透露三國有意簽署三邊後勤保障協議。同月，印媒透露印積極與澳、印尼接觸，醖釀舉行外長級對話，並籌建外長防長“2+2”對話。澳駐印大使奧法雷爾呼籲三國成為“印度洋地區的監護人”。

四是要當“價值觀同盟”的當然成員。

印度自詡為"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與美西方價值體系存在諸多相通之處。10月，印外長蘇傑生聲稱印是“西南方國家”，意在強調印既是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與美西方共享“民主價值”的“準西方國家”。基於此，印度政治精英自然往往會站在美西方的角度，對華大搞意識形態攻勢。

印度精英傾向於認定，與“志同道合”的國家開展多邊機制合作勢必“行穩致遠”。在印度看來，中國是其頭號地緣戰略競爭者，兩國在發展領域和國際議題上的合作不足以改變此定性。近年來，新德里對中國能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小多邊機制熱情明顯衰退，但對與美西方共推多邊機制建設的興趣明顯增強，其原因就在於此。

不僅如此，印度還在上合、金磚、東亞峯會等平台積極呼應美方立場。據悉，印反對“支持世衞組織在國際抗疫合作中發揮應有作用”表述，導致今年金磚特別外長會未能發表成果文件；對我國推進的生物安全、外太空安全、金磚擴員等倡議亦持否定態度。（作者胡仕勝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