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通知，我校將要西遷，紮根西安。學校鼓勵我們帶上家屬一起去，你是否同意和我一起前往大西北貢獻我們的力量？”1955年4月，一封明信片從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學寄出。寄信人是該校俄語教研室講師周淼冬，收信人是他摯愛的未婚妻、遠在東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的俄文女教員徐婉珠。
彼時，正值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實施時期，新中國工業投資項目的1/3安排在西部地區。這一背景下，國務院作出交通大學西遷西安的重大決定。
很快，周淼冬收到回信：“國家的需求就是我們的需求，我們吃點苦又算什麼？我去！”
1956年8月，交通大學首趟西遷專列從上海徐家彙車站發出。上千名交大師生及家屬乘坐這趟西行列車，浩浩蕩蕩奔赴西安。
西遷時，交大紮根滬上已近60個春秋。這座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老牌理工院校，被譽為“東方的麻省理工”。離開繁華的上海灘，一路向西，對每個交大人來説無疑都是一個巨大考驗。
然而，“黨讓我們去哪裏，我們就背上行囊去哪裏”卻是這些人一致的回答。
電燈不明、馬路不平、電話不靈……上世紀50年代西北地區條件艱苦，等待着交大西遷人的，是拓荒的艱辛。
那時新建校區的路還未修好，從教學區去學生區要跨過一條又寬又深的溝，師生往來只能走竹排臨時搭成的浮橋。每逢下雨，道路泥濘、橋面濕滑，好多同學在那裏摔過跟頭。然而，每天來來往往的師生卻精神飽滿，腳下踩着咯吱作響的竹排，嘴裏哼着歡快的歌。
幾乎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沒有活動場所，大家就用從南方運來的毛竹搭建起能容納5000人的草棚大禮堂。在四面透風、冬冷夏熱的簡陋禮堂裏，師生們開過大會、聽過報告、放過電影、演過節目。
在上海時，許多教師家裏已通上煤氣管道。而來到西安，他們要自己生爐子，把土和煤攪在一起打成煤餅，曬乾後用。打一次煤餅，要花一整天時間。
生活的艱辛沒有讓交大人退縮。那年9月，交大一年級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新校址報到。9月10日，學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學生3906人、教職工815人、家屬1200餘人，僅用兩個月，一所6000人的高等學府就出現在了古城西安。
“西遷中，不少老教授都是自願放棄上海優越的生活條件，或處理掉上海的‘洋房’，或克服家庭困難，攜兒帶女舉家西遷。”西遷時年僅22歲的交大教授潘季回憶，“哪裏有事業，哪裏就有愛，哪裏就是家。‘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幹事創業’是西遷人最直接的愛國體現。”
被譽為“中國電機之父”的鐘兆琳，在遷校時已年過花甲。領導提出他可以留在上海照顧家庭，但他賣掉上海的住宅，安頓好癱瘓在牀的夫人，隻身一人踏上西行專列，在一片空地上建起電機實驗室。
西遷時最年輕的教授陳學俊，和夫人帶着4個孩子，註銷上海户口，將位於繁華地段的房產交公，一走就是一輩子。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1959年，同根同源的西安交通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分別獨立。為保證西安交大這棵“西遷大樹”不僅存活下來，還要創出更高水平，交大西遷人必須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西遷老教授史維祥曾有詳細記述：“交大的年輕教師上講台必須先過幾關，由資深老教師手把手指導後，還要預講多遍，直至合格才允許給學生上課；為上好一堂課，寒冬臘月，教師們每晚都要備課到深夜，宿舍沒暖氣，就披着大衣苦苦堅持；沒有實驗室，師生自己動手設計廠房、整理資料、添置機器，常常幾天幾夜通宵達旦；為保持與國內一流企業的育人合作，外出實踐教學時，教師帶着學生打地鋪是家常便飯……”
憑着這股勁，西安交大這棵“西遷大樹”在西北大地上順利紮根，果碩花紅。
前不久揭曉的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大獎，西安交大梅雪松教授團隊研發的“高端包裝印刷裝備關鍵技術及系列產品開發”項目榮獲二等獎。正是因為這一成果，我國印刷企業得以告別用5000萬元買一台進口印刷機的歷史，也實現了團隊成員“‘中國造’要有中國‘印’”的夙願。
這條近30年的科研“登峯”路上，攻關團隊熬過深夜，克服困難，最終獲得的成果不僅解決了多個技術難題，且以產品造價僅為進口20%的優勢，使國外產品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由95%降到10%以下，實現了出口大於進口的逆轉。
“正是西遷前輩的胸懷大局、以身作則，教給我們求真務實的工作、科研作風，以及對科學嚴謹的追求。”在梅雪松看來，現在，科技創新的重擔逐漸轉移到年輕一代肩上，“我們將傳承西遷精神，將科技創新工作做得更好！”
60多年來，西安交大累計為國家培育各類人才28萬餘人，其中40%以上的畢業生留在西部工作；創造了百餘項國內外科學研究領域的“第一”，39位兩院院士是各個領域的翹楚。
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今天的西安交大開啓“二次創業”，深度融入國家建設發展。發起成立的“絲綢之路大學聯盟”，深度服務於“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及歐亞地區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拔地而起的“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成為數萬名科研人才匯聚的熱土。
正如交大西遷老教授們所説：“我們的‘西遷’還在路上，還要繼續向西、向遠方，讓這棵西遷大樹更加枝繁葉茂，發揮更大作用。”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