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問我：中國的防疫為什麼需要中央來做？

樊鵬/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

採訪/ 吳立羣 視頻/ 崔英 楊潤

來源：觀察者網

觀察者網：如您所説，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對政府的風險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戰。從制度因素考慮，您認為中國能成功戰勝疫情的關鍵在哪裏？從應對突發事件的角度來看，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樊鵬：先説第一個問題，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現了一些混亂，這個是我們在總結這次疫情的經驗和教訓的時候能看到的，我們也毋庸諱言。但是，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在於説，在經歷了一個很短暫的混亂無序之後，很快進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應。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我覺得這裏邊應該講有很多優勢。比如我們從宏觀上看，在中央地方關係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哪些中央管，哪些地方管，這個應該説配合得很好，收放自如。因為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地方更有信息優勢，該放權就得放權，但有些重要的事情，中央要做。

整個地方治理體系中間，我們也有比較好的做法。比如説中央把關口前移，不只在北京坐鎮指揮，國務院的協調小組，還有中央的決策機制都到了湖北武漢。這個時候就使得地方應對危機的這些機構、人力資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盤棋。

另外，我們這一次也比較大規模地把社會專業力量用上了，這是中國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裏積累的社會力量。在98年抗洪救災、過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災中，我們都能看到，但這一次規模更大。

中國實際上是國家社會雙輪驅動的一個公共危機的應對機制。我們的技術羣體、國內的新技術企業，像騰訊、百度這些企業，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還是物資的調配，甚至在對接國際資源方面，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還有基層的社區管理，我們也做得不錯。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麼，如果你要講一個最大的特點或者是關鍵的變量，我覺得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為我前幾天還跟韓國大使館的一個參贊座談，他就問：“中國的防疫為什麼需要中央來做？你看我們首爾就交給了首爾市政府來做，國家基本上不管，也處理得不錯。”我説：“中國不行，因為中國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間的這種複雜的高頻度的人口流動，還有我們的資源分佈的不均衡，疫情爆發的多點式特徵等等方面的挑戰。”

中國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機防控中的參與和干預。全國性防禦戰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疫情期間不僅要控制疫情，還有很多次生災害要控制，你還要有生產，你不能不吃不喝，你還要有公共安全、物資的調動，各個方面，中央是少不了的。我們還要損有餘而補不足，中央政府在關鍵的時候緊急調撥了10億資金給武漢。另外在很多環節上調撥物資，包括動用軍隊來援助湖北，這都是中央政府在發揮關鍵角色。

還有一個就是重要的人事佈局和重要激勵機制的調整，比如説針對前期的一些情況果斷換班換成員，這都是中央通過它的人事組織制度進行果斷的出手。又比如説高強度的科研攻關，醫療物資的全國統一調度和確保綠色通道物資，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疫情爆發的時候，各地會強化自保，甚至還出現了雲南截留物資的一些情況。這樣的話，全國怎麼樣打通一盤棋呢？所以，這些我就想着都是由中央出手解決的。

當然，疫情期間的經濟生產、輿情引導、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甚至還要對接國際上的一些需求，中央政府在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在處理政治和科學的關係上還有一些值得檢討、改善的地方。比如説在信息的上報方面，我們還存在一些問題。還有，中央、地方的事權劃分不夠科學等等。另外我們還有一些信息孤島的問題，我們的預警能力還值得提升，也就是中間的各種信息成本還比較高。這背後，我覺得藴含的問題就是怎樣更好地協調政治和專業的關係。

政治很必要，因為中國的事情是我們的黨和政府負總責的，所以重大的決定必須由它來做。但另一方面，在這個決定過程中，怎麼樣更好吸納專業力量、專業意見，使得科學的專業力量可以在關鍵的決策環節上發揮關鍵作用，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改善。

第二個就是在央地關係和政府層級間關係上，我覺得還有值得調整的地方。因為地方爆發疫情的時候，我們需要地方形成一盤棋。比如説我們要一位省委書記、一位市委書記，能夠統合所有部門、所有力量。

但是，我們過去這幾年改革比較強調集中統籌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導干預。這是由我們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決定的，我們現在不是單打獨鬥，我們需要從總體上應對問題，強化問題導向、目標導向。

凡事我們要辯證統一地看，這樣的安排有好處，但也造成了問題。也就是，地方的一個機構、一個部門，要同時對上負責，還要同時對地方負責。如果地方應急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命令，他就要考慮這個命令，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他就容易配合銜接不起來。

我們在武漢疫情初期的時候，就看到了這樣的情況。比如説建方艙醫院的時候，很多拖拉機進不去，因為交通部門不放行。一開始，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因為中國是一個條塊分割的體制，實際上這種體制在應對危機的時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研究一下常態情況下怎麼管理，以及非常態情況下，上面的權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讓渡。比如説，《緊急狀態法》啓動之後，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級的要求，而主要是圍繞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來做事。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比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個地方，也就是説在處理中心化決策和處理分佈式管理、臨機決策之間，中國體制的這種效能還可以再優化一下。

我覺得如果再加一點的話，就是基層治理問題。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強化基層能力建設，甚至在街道社區層面，全國各地都進行了很多探索。目的實際上就是增強基層的社會治理能力，創新基層的社會治理方式，讓基層的能力能夠得到盤活。

這次疫情總體上看，我們基層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一些問題。我們的基層在處理一些問題上法制資源不足，很多手段都是我們臨機性選擇的，它的法制依託不足。比如説，我要用什麼方式管理這個社區，怎麼在法治軌道上管，而能夠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權力？我覺得可以利用這次疫情來補齊短板。

我們基層還暴露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專業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在武漢疫情最兇猛的時期，社區承擔了巨量的工作，但是他沒有專業化的力量配備。比如説這些發燒的病人到他這兒之後，怎麼樣很好地分流？他沒有辦法判斷，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讓很多的醫生下到基層。所以圍繞重大風險的防範，強化基層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強一些基層的專業化配備，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必要的。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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