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和病毒一起過年，為確認一例陽性曾用5種試劑，不怕檢測高峯卻怕……

浦東金橋，上海海關所屬上海國際旅行衞生保健中心，距浦東國際機場約30公里。這裏幾乎每小時都有核酸樣本送樣車抵達，此地承擔了上海入境航班旅客、機組乃至貨物的新冠病毒核酸樣本檢測。

樣本每天不停送來，坐專業電梯上樓。

入境航班一日不停，病毒檢測實驗室便一日不歇。這個春節，檢測組共4小組，每小組11人，每4天為一輪，小組成員每次上崗就戰足24小時。

他們與病毒近距離較量的每一天，都在爭分奪秒，都在守護這座城市平安。

這是一支自去年1月起便開始戰鬥、檢測能力不斷增強的團隊——從最初每日檢測樣本極限僅為500份，到迅速突破至2500份，且在去年10月11日達到3363份的峯值；從僅檢測人員樣本到增加進口貨物樣本；從在俄航SU208航班旅客中一夜檢出70餘陽性，到經歷中國英美留學生包機航班、自迪拜起飛的撤僑航班等重點航班考驗……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這支團隊已完成70萬份人核酸檢測、23萬份進口商品和貨物核酸檢測，以及6萬份抗體檢測。

根據排班，33歲的博士後王強值守大年初二，要從早8時連續工作到翌日8時。他原是上海海關動植物與食品檢驗檢疫技術中心動物檢疫科的檢驗員，擅長確定進口貨物的成分，比如證明“牛肉是牛肉”。去年疫情嚴重時期，上海國際旅行衞生保健中心檢測人員告急，王強於去年3月被調派至保健中心，至今未下火線，單單他手上檢出的陽性樣本就超過260例。

王強在實驗室。

王強遠在東北的父母，迄今不知兒子的工作是與新冠病毒“貼身肉搏”。年前，得知兒子響應“就地過年”倡議、決定第一次不回家過年時，母親從遼寧寄來10多公斤年貨，包括酸菜、排骨、五花肉、餃子等，都是兒子最愛吃的，其中餃子是已煮熟再冷凍的。王強説：“（餃子）即便運到上海時已壞了，都是媽媽一番心意。”説到這兒，他哽咽了。

王強收到的媽媽寄來的年貨。

保健中心醫學檢驗科科長陸曄，則從除夕戰到大年初一，值守在於去年8月12日投用的浦東國際機場方艙實驗室。這個移動式核酸檢測方艙實驗室，由上海海關與地方科技部門共同研發應用，在第三屆進博會期間發揮重要作用，目前這裏主要集中採檢於後半夜抵達的航班旅客和機組人員樣本。

陸曄（右一）在浦東機場方艙。

由於上班路途遙遠，陸曄選擇來回都搭乘磁懸浮，這樣單程至少能節省1小時，從而與家人多些時間相處。女兒正上初三，陸曄無暇顧及孩子的學業，內心滿是愧疚。一次與女兒説起某個相熟的朋友有了二寶，女兒竟還內涵深刻地回了一句：“媽媽你不也有個方艙寶寶了嗎？”女兒對陸曄其實是有抱怨的，媽媽明明答應一起看電影，臨時接到一個電話後便失約了。後來，女兒看到新聞報道，説上海口岸又檢出入境航班陽性病例，才知正是在母親手下“截獲”的，頓時領悟到媽媽的了不起，並且專門寫了一篇作文刊發在校報上。

陸曄告訴記者，保健中心的團隊中，有檢出上海口岸首例陽性病例的杜鵑姑娘，有去年除夕、中秋、國慶連帶自己生日幾乎每個特殊日子都在實驗室度過的技術保障科科長張曉航。“大家對新冠病毒從未懼怕過，每天緊盯重點航班，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判定結果準確與否。我們每一次通報給衞健委的陽性樣本，很快都會在上海每天發佈的有無新增境外輸入病例中體現出來。”

不過，實驗室幾乎每天都會遇到疑難樣本，由於部分病例處於發病早期，病毒載量較低，往往需要花費數倍時間，用多種試劑反覆確認。實驗室儲備了8種不同廠家的試劑，最多一次，用了5種試劑才最終確認一個陽性。

電腦上顯示曲線“尾巴”翹得很高，説明樣本為強陽。

大年初一，保健中心綜合科科長周嫺當班。她曾創下帶領所有組員在24小時內完成3738份貨物物品檢測和1818份人員檢測的紀錄。“那是在1月23日，當日貨物物品樣品量突增，同時人核酸檢測樣本也不少，所有組員24小時馬不停蹄收樣、加樣、滅活、核酸提取、基因擴增檢測……待全部完成時，才發現防護服裏的汗水已經濕了又幹、幹了又濕好幾回，手臂痠痛得抬不起來。”

但這對周嫺而言反而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面對一對兒女的“靈魂拷問”，“大女兒還好，關鍵是小兒子，晚上發現媽媽不在身旁，就一定會打電話來問。很多時候我在實驗室裏做檢測，沒法接電話，他就不停地打，你不接，他不睡……”

周嫺（左一）與陸曄（中）和王強（右一）在討論春節排班。

對於團隊們的堅守，上海國際旅行衞生保健中心黨委書記彭敬信無以言表，花了兩個下午時間，寫了60多份福字與對聯，送給所有戰疫的夥伴。他説：“過年時的堅守，讓我們更明白工作的意義，儘早將疫情控制住，讓一切都回歸正軌，這是我們新年的最大心願。”

上海國際旅行衞生保健中心黨委書記彭敬信（中）給檢測團隊送福字和對聯。

（海關供圖及李曄 攝）

欄目主編：吳衞羣 文字編輯：李曄 題圖來源：李曄 攝

檢測人員進入實驗室，因身着厚重防護服，一呆就是數小時，常常需要和隔尿墊相伴。

來源：作者：李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