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對“人頭懸賞”、吃“閉門羹”也要向羣眾普法……新疆“反恐展”血腥場景不重現靠他們！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 範凌志 劉欣 楊若愚】音樂震得耳朵疼的和田夜市裏，應約而來的木拉提·西日甫江一落座就把“場子”“壓住了”：木拉提沉默、堅毅，眼睛像鷹，即使在喧鬧的環境裏，説話聲音也不會被帶高。今年45歲的他是和田地區公安局副局長，曾被評為“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全國道德模範，常年處於反恐鬥爭一線的他，被當地譽為“大漠獵鷹”。

從以往恐怖襲擊頻繁發生，到如今已經四年多未發生暴恐案事件，新疆是如何做到的？這是《環球時報》記者此次到新疆採訪最想弄清的問題，在參觀當地的反恐與去極端化鬥爭展覽，翻開那段血淚往事，問題的答案就擺在眼前：木拉提所代表的廣大反恐幹警的無畏奉獻，新疆幹部羣眾的勤懇和付出就是這片熱土重歸安寧的理由。

走進新疆“反恐展”，翻開不堪回首的血腥往事

如果還無法完全理解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共製造的數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是怎樣的噩夢，那麼，去烏魯木齊及各地州參觀當地的反恐與去極端化鬥爭展覽（下簡稱“反恐展”）是必須補的一課。但前提是，你需要有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環球時報》記者曾多次在新疆看“反恐展”，但每次參觀前仍需進行一些“心理建設”。看展時，人們常會不自覺地將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那是一種下意識地防範，直面血淋淋的畫面，大多數人都很難忽略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不適。

“外賓參觀後的反應各不相同，大多是震驚，還有人流下眼淚。”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反恐展”也是到訪外國媒體、使團瞭解新疆，認清美西方炮製的“鎮壓”“種族滅絕”謠言的一面窗。也有讓這位工作人員特別氣憤的外國參觀者：“有的西方記者拒絕參觀，説什麼這是‘道德綁架’，參觀會擾亂他們‘客觀’的判斷。我當時真氣得想罵人！他們只想報道自己幻想出來的新疆。”

心理衝擊只是第一印象，細觀內容，從1990年“東突伊斯蘭黨”組織策劃的巴仁鄉暴亂到2016年12月28日，4名恐怖分子駕車衝入墨玉縣縣委院內，“反恐展”對主要暴恐案件按時間順序進行梳理，脈絡更為清晰。《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這26年中的暴恐案事件呈現兩個相對集中時期，分別位於“911”事件之前和“7·5”事件之後。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反恐問題專家李偉認為，“911”事件導致全球反恐認知和趨勢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對包括“東突”勢力在內的恐怖組織起到一定遏制性作用，“但可惜的是，這個階段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恐怖組織看到國際反恐所存在的問題，比如西方的‘雙重標準’， 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把恐怖活動作為謀求他們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所以‘東突’勢力認為只要他們針對中國發動恐怖襲擊，就一定會得到西方的支持。”

正如李偉所説，一些恐怖組織頭目在2001年之後紛紛“改頭換面”，比如2004年成立的“世維會”標榜自己“非暴力”，但其前身“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世青會）”就被我國認定為恐怖組織，“世維會”頭目多力坤當年也是“世青會”高層。公開資料顯示，“世青會”主要頭目、下屬組織極力從事暴恐活動，其下屬組織“東突厥斯坦青年聯盟”曾實施過多起暴恐案，“臭名昭著的‘世維會’成立後，我國境內的恐怖活動漸漸形成一個高潮。‘7·5’事件後，國內恐怖襲擊事件進入頻次和規模都非常高的階段，這是因為國內外‘三股勢力’的勾結更加緊密。”

“反恐展”中一個數據反映出境外勢力與新疆暴恐案件之間的關係：2014-2018年，涉網危害安全情報和截獲的暴恐音視頻數量經歷了一個“劇增——劇減”的過程，均在2017年時達到頂峯：分別為27211件和4473件，這與新疆反恐與去極端化鬥爭開展的節奏幾乎完全吻合。

“2014年到2016年，大量恐怖活動不斷髮生，所以‘三股勢力’在網上密謀的動作也很多，導致我們獲取的相關情報也呈現一個大量上升的趨勢。”李偉説，2017年以後，由於新疆採取了強有力的反恐與去極端化措施，“三股勢力”在境內活動被極大遏制，因此相關涉網危安情報數量也會呈現斷崖式下跌，“相關情報的數量和國內安全形勢、暴恐案件的數量成正比關係。”

相比於明裏、暗裏的暴恐活動，還有一個羣體的存在更具破壞力，曾幾何時，他們充當“三股勢力”的“保護傘”，這就是“兩面人”。曾參與莎車“7·28”暴恐案處置的艾力西湖鎮黨委副書記、鎮長努爾麥麥提·吾布力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就對莎車縣“兩面人”、原縣長艾海提·沙依提予以揭露，“艾海提·沙依提自稱是‘莎車王’。當時他為有極端思想的人員提供便利和活動場所，導致他們漸漸做大，甚至發生交通事故、婚喪嫁娶都由“宗教人士”插手，當時社會風氣非常糜爛。”

“據我瞭解，‘7·28’暴恐案發生前，艾海提是提前接到線索的，但他沒有向上彙報，為的就是讓暴恐分子做成事，由他來鎮壓，以此來提升自己的官位。”努爾麥麥提説，艾海提·沙依提非常自大，“我們這些幹部一般是接近不了他的，一次我在國保大隊處理案件，當時牽扯到一個‘宗教人士’，他直接給我打電話問‘你想不想當國保大隊長了？你把宗教人士全部處理掉了，清真寺誰來做禮拜？’公然干預執法。他電話掛掉以後，我給我的主管領導彙報，後面我們還是依法對相關人士進行處理。”努爾麥麥提説，艾海提·沙依提為極端勢力充當“保護傘”的作用。在他的助推下，莎車的極端主義進入有史以來最氾濫的時期。

如果説艾海提·沙依提只是小角色，那麼此前紀錄片《暗流湧動——中國新疆反恐挑戰》中就提到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法委原副書記希爾扎提·巴吾東堪稱“大老虎”。讓《環球時報》記者驚訝的是，在“反恐展”兩面人的案例展示中，希爾扎提·巴吾東只是一例——像他這樣的反面案例，佔據了一小面牆。

人頭被暴恐懸賞100萬美元，反恐英雄笑了

“反恐展”的全景式展現讓人對暴恐案件頻發的過去有清楚認知，而要搞清“新疆是如何重歸穩定繁榮的”這樣宏大的問題，聽聽普通幹部羣眾的故事是個不錯的法子。記者腦中首先跳出反恐幹警的形象，曾經單槍匹馬潛入暴恐分子窩點的木拉提·西日甫江一定會給出他的答案。

2014年4月23日，根據警方得到的情報，一夥暴恐分子製作爆炸裝置，準備在多點實施暴恐活動。暴徒在自己居住的窩點周邊也放置一些炸彈，如果事情敗露，就準備和處置幹警同歸於盡。當時木拉提帶隊去進行處置，負責踩點，“為了把這個窩點的房子和院子摸透，便於圍捕，凌晨4點多，我自己一個人從房子後面的麥地慢慢匍匐前進，進到院子裏面觀察環境，最關鍵一點是，必須要把埋在地下的炸彈位置找到。”

在木拉提的帶領下，《環球時報》記者來到當年暴恐窩點所處的位置，該地位於和田市以西大概40分鐘車程的地方，雖然當年的房子已被拆除，但還能看出大致輪廓：整個院子相當於三居室的面積，前臨公路，後邊是農田，左右兩側都是民居。

木拉提告訴記者，那次竟從這小小院子搜出200多件爆炸物，“裏邊還有威力很大的汽油炸彈，是用液化氣瓶做的，殺傷半徑應該能到20到30米。因為天黑，我只能用手摸院子的地面，發現一個鬆軟的地方，就找一些磚塊作標記輕放在上面。”就這樣摸查了一個多小時，木拉提才出來，把院子裏的情況告訴指揮部，“從接到情報到處置完畢，前後花了約11個小時。”

“為什麼我要自己去？因為我是支隊長，有經驗，其他同志還年輕，另外去的人多了也容易被發現。”木拉提告訴記者，當時他不覺得害怕，但回來之後覺得後怕，“我愛人開始不知道，後來才從新聞上知道，她當時就哭了。”妻子所擔心的事是真實的，木拉提對《環球時報》記者説，2016年11月，境外暴恐組織“東伊運”在網上發佈一條懸賞令，罵他是“叛徒”“異教徒”，並用100萬美金懸賞他的人頭，“我聽説後第一反應是笑了，這説明我們打到他們的痛點了，打擊他們的決心更增強了，我想對他們説‘我等着你們，來！’”

在此前的新疆反恐紀錄片中，木拉提在面對鏡頭時都沒有打馬賽克，在被問到為什麼時，木拉提説，確實有親友擔心他的人身安全，“‘三股勢力’對我們中國帶來的危害，大家都看到了，作為一名人民警察，我必須要站出來和他們戰鬥到底。我不怕，因為各民族羣眾是我的強大的後盾。”

新疆的幹部為什麼善於“打硬仗”？

採訪結束後，木拉提説他還要去辦公室值班，這一刻，普通新疆幹部的平凡氣質突然回到“大漠獵鷹”的身上。新疆反恐與去極端化鬥爭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的過程中，並非只有與暴恐分子的狹路相逢，更多的是廣大新疆幹部羣眾的勤懇付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發言人徐貴相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新疆形勢的根本性轉變來之不易，除了需要一整套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還需要去貫徹落實，執行到位，這個過程離不開幹部羣眾的共同努力。”

關於前些年“三股勢力”內外勾結產生的惡果，李偉對《環球時報》記者提到一個變化，“國際恐怖勢力往往都是打着‘宗教’旗號來進行極端思想宣傳，而原來國內一撮民族分裂分子是以所謂‘民族認同’作為蠱惑青少年的主要極端思想依據。隨着和國際恐怖勢力的勾結，這種極端思想就由打着所謂‘民族主義’的旗號向打着所謂‘宗教’的旗號轉變，最終變成所謂‘聖戰殉教進天堂’這樣一種極端意識形態，所以我們看到，‘7·5’事件之後自殺式的恐怖襲擊增多了，這也是中國新疆為什麼在反恐鬥爭的同時也進行去極端化鬥爭，把去極端化作為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對於那些曾經發生過暴恐案件的地方，去極端化工作則更考驗基層幹部的耐心和智慧，努爾麥麥提·吾布力是莎車縣艾力西湖鎮鎮長，2014年，莎車發生震驚世界的“7·28”暴恐案，時任莎車縣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衞大隊大隊長的他參與了處置行動，並在行動中身負重傷。然而，對他來説，最大的考驗是自己擔任鎮長後，如何跟當地百姓拉近距離，去除他們腦中的極端思想。一位當地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年的暴恐案參與人員眾多，當地周邊幾個村子很多家庭都捲入其中，釀成悲劇，而這也大大提高了當地去極端化工作的難度。

“聽説讓我來當鎮長，當時一是緊張，二是有點懵。”努爾麥麥提笑着説，畢竟自己從參加工作到2017年都是在公安系統，基層工作經驗比較缺乏，有“能力恐慌”，“但是後面我又在想，組織為什麼把我放到這兒？我領悟到，作為一個維吾爾族黨員幹部，對當地風俗歷史非常瞭解，同時可以發揮語言優勢，另外，我從事了18年的公安工作，自身的法律素質相對比較高，到這來有利於開展普法宣傳，扭轉這裏‘認教不認法’的局面。”

努爾麥麥提説：“當時，我們艾力西湖鎮幹部首先在思想上確立一個明確的認識，即不根治鎮子裏的極端化氛圍，各項事業就都發展不起來，農民嚮往美好生活的路會受到阻礙。”

“剛開始到村裏邊去入户宣講的時候，我們距離一名婦女家門口有將近5米遠時候，她看到我們，立馬把門關上，鎖掉就走了。還有一家，院子我是進去了，但是進去了以後女主人把我當成空氣，既不理我也不管我，我跟她説話她也只顧幹自己的事兒。”努爾麥麥提笑着跟記者談起當年自己吃過的“閉門羹”，他説，自己一開始很生氣，“但後來想一想，正因為一些羣眾文化素質和覺悟不高，才需要我們幹部去引導、教育，我就利用自己語言的優勢不停去跟他們見面，將心比心，給他們講明白利害關係，從他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包括農業生產、就業，乃至於吃住行全方位進行幫助，排憂解難。慢慢的羣眾從排斥我，不理我，把我當空氣，到後面慢慢認可我了。因為跟着幹部做，和他們之前所幹的事比起來，效果是天壤之別。跟着黨走，生活會越來越好。”

近年來，“訪惠聚”“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已融入新疆幹部羣眾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記者在新疆採訪時恰逢古爾邦節，“去親戚家過節”是當地幹部假期清單裏必不可少的行程。而對駐村幹部來説，幾年下來曬黑只是起步，掌握一肚子農林知識才算及格。

“我們的工作不能僅僅從新疆自身去理解，很多工作關係到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首先要有政治責任感，要抱着使命感去對待工作。還有就是要講黨性，要牢記自己是共產黨員。”徐貴相説，這不是空話：“為大局着想，為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着想，大家都認同，這也是新疆幹部隊伍戰鬥力比較強，勇於打硬仗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