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長子，身體殘疾也不忘像父親一樣，為人民服務
對於鄧公來説，他的兒女們在他的影響之下，都成長為了一個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而這其中就包括鄧公的長子鄧樸方，説起鄧樸方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比較陌生，但要是提到他説一手參與創建的“殘聯”，就沒幾個人不知道了。
而更令人們感到震驚的是鄧樸方自己本身也是一名殘疾人，他的腰部以下既沒有知覺也不會移動，可就是這樣一位截癱患者卻在時時刻刻為人民服務，不由得令人敬佩。
在張國榮的歌裏有這樣一句歌詞，叫做“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這句話用來送給中國上上下下幾千萬的殘疾人也是最合適不過的。無論是誰，只要恪守道德底線，遵紀守法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擁有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權利。
可生活中許許多多的殘疾人卻因為自己身體、心靈上的缺陷，而被一些毫無道德與良知的人所鄙夷，無論是誰見到這樣的事件發生都會覺得心酸，而殘聯的出現，就是為了一點點的解決消除這種事件。
殘聯全稱為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與198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而殘聯則是兩個由兩個致力於幫助殘疾人的組織組成，一個是1953年成立的“中國盲人聾人協會”，另一個是1984年成立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而“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就是在鄧樸方的促成下建立的。
1984年3月15日，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的日子，自成立時起，基金會就將“弘揚人道，奉獻愛心，全心全意為殘疾人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
基金會業務所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如宣傳殘疾人事業，呼籲社會理解、尊重、關心、幫助殘疾人，鼓勵殘疾人“四自”即自尊、自信、自強、自立，舉辦募捐活動，開展殘疾人康復、教育等社會公益活動等等。
總之基金會的存在改變了很多殘疾人的生活，即給他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也提供了一些學習的機會，讓他們自力更生。
早在創立基金會的初期，基金會成員就明白，基金會存在的意義不單單是從物質上幫助殘疾人的生活，還要從心理上讓殘疾人明白，自己也是人，是和任何人都一樣的人，他們也擁有自己的尊嚴、主權，他們也值得社會的尊重。
在會長鄧樸方的帶領下，基金會幫助了近600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通過手術等方式重獲光明，基金會還注重殘疾人體育事業，多次組織號召殘疾人體育活動，並且在基金會的幫助下，讓中國特殊奧運會運動員的待遇與數量有了質的提升。
這些都還只是基金會種種幫助殘疾人方式的一小部分。而鄧樸方帶領着基金會作出這些事件也有人在默默關注着，在1988年聯合國授予了基金會“和平使者獎”，又授予鄧樸方個人“殘疾人十年特別獎”。2003年再次授予鄧樸方“聯合國人權獎”。
這些來自世界的肯定，就是對鄧樸方全心全意為殘疾人民服務的最好讚譽。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鄧樸方曾經有過怎樣的悲慘過往。
“子非魚焉知魚之樂”這句話若是用在殘疾人身上就變成了“子非殘怎知殘者苦”。即使是共情能力再強的人，也無法理解殘疾人的痛苦，也無法百分百的滿足殘疾人的需求。
而鄧樸方能夠為殘疾人羣體作出這些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也是殘疾人中的一員，他能夠看到他們身上的不易與苦痛。
可令人覺得詫異的是，鄧樸方的殘疾並非是天生註定的，而是在一場歷史的災難裏所獲得的，這場災難就是多年後鄧樸方自己都不願提及的特殊十年。
1966年，鄧樸方與同學一起乘坐着火車回到了北京，在浪潮的推動下，他們很快投入到“特殊時期”中，可鄧樸方不知道的是，在這場浩劫裏，沒有人能夠倖免，而那些站在高處的人，往往會成為眾矢之的。
很快，鄧樸方的父親鄧小平就成了很多人攻擊的對象，連報紙上都有對他的不提名指責。面對這樣的情況，鄧公最擔心的不是自己，因為自己一直與主席有着書信上的往來，可自己的孩子們卻是沒有人保護的。
果不其然，鄧公的擔心還是發生了，在1968年，一張大字報宣告着對鄧樸方的批鬥開始。
在北大物理實驗樓裏，鄧樸方與妹妹鄧楠被秘密關押在這裏。這段時間裏，每天迎接他們的不是早起的朝陽，而是一次次的黑暗。
鄧樸方與妹妹遭受了紅小將的武力威脅，讓他們交代家裏其他人的罪行，否則他們面對的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可鄧樸方與妹妹無論如何都沒有配合紅小將，而是咬緊牙關，撐過了一次次的毒打。
拿鄧樸方沒有辦法的紅小將把他單獨關進了一間屋子裏，而這間屋子是一座已經被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實驗室，鄧樸方深知這種放射物的厲害，他明白自己如果不盡快離開這裏，一定會有生命危險。
萬般無奈之下，鄧樸方看到了窗外的水管，他決定沿着水管爬走，可沒想到這將改變他的一生。
鄧樸方在攀爬時，不幸從空中墜落。萬幸的是，鄧樸方並沒有失去生命，而是成了一個雙腿癱瘓的殘疾人，他理所應當地提出要求治療自己的要求，可紅小將之置之不理，癱瘓的位置不斷升高，最後腰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覺。
後來在朋友的四處奔走下，才終於找到一家願意收治他的醫院，經過醫生診斷，鄧樸方的病在當時並沒有條件醫治，於是將他轉送到了清河救濟院。
在這裏鄧樸方度過了半年的黑暗時光，家人音信全無，自己也惡疾纏身，每日裏吃的東西都是沒有足夠營養的黑饅頭、燉白菜，閒時還要和病友一起編筐換錢。
半年後，鄧樸方的姑姑找到了他，後又將他送到江西與鄧公一家團聚。在1972年，政治局面發生變化，鄧公得以回京，回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上級要求給鄧樸方治療，最後決定將他送入北京最好的三〇一醫院治療。
只可惜，最好的醫治時間早已經過去，受損的脊柱早已無法復原，在以後的幾十年裏，鄧樸方將用一種全新的身份在這蒼茫世間生存，一個身體有殘疾的人。
身體上的殘疾並沒有讓鄧樸方變得消極，這幾年的時間裏，他早已經接受了自己的殘疾人的命運，在住院期間他還幫醫生護士修理小家電，還會到清河救濟院去看自己以前的病友，在很多人眼裏，他還是當年的那個鄧樸方。
1979年年初開始，鄧樸方的病情開始惡化，國內的醫療已經不能夠在承擔他的治療，再等下去，迎接他的，只有死神的迎接。
最後在多方協助下，鄧樸方遠赴加拿大接受治療，可惜家裏的經濟並不足以支撐高額的治療費用，就連去往加拿大的路費都是一家人湊出來的，所以在手術後的康復期，鄧樸方就搬出了醫院到大使館修養。
手術後的鄧樸方已經能夠支撐着坐起來，可他的腰部以下仍舊沒有知覺，他還是一個殘疾人，只是沒有了迫在眉睫的性命之憂。
經歷過這種種命運的戲弄，鄧樸方明白了殘疾人的不易，也開始認識到國內殘疾人在康復、福利方面與外國殘疾人的差異，他開始拖着病軀進行一些為殘疾人謀福利的工作。
後來還打算建立一家殘疾人康復中心，想要為殘疾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慢慢的，康復中心的規模越來越大。在不知不覺中，鄧樸方有了想要建立一個為殘疾人創造福利的組織的想法，於是在他的推動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和後來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應運而生。
在面對記者的採訪時，鄧樸方説自己能想到做這些事，都離不開自己父親的支持與潛移默化的影響，“他辦事都非常認真的。”
鄧樸方這樣描述自己的父親，這樣認真辦事的態度，讓鄧樸方在不知不覺中也學着父親，無論是自己年少時的學習也好還是組織成立殘疾人福利機構也罷，都離不開他的這份認真。
殘疾人們生活在這本就艱辛的世間就已經用盡了自己的全力，而在他們感到絕望的時候，許許多多的像鄧樸方一樣的人和像殘聯一樣的組織都對他們伸出援手，這讓他們多了幾分堅持下去的勇氣。
鄧樸方作為鄧公的長子，用他的實際行動將“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的變成了自己的使命，儘管自己的身體有着殘疾有着病痛，但這些都不是能夠阻攔他的東西，就如同他父親曾經説過的那句話一樣：“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