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觀察：睡鬼城的年輕人

　　“二打六”在中山市聖賢山莊鬼城。受訪者供圖

　　“二打六”成員。從左到右依次為劉奎緯、潘學城、林超文、陳藝兒、黃海清、黃秋霞、葦風。

　　那道門，他是從底下鑽進去的，貼着地，兩腿蹬直，碎石渣子硌紅手臂。

　　他是最後一個，門裏已有好幾個同伴，還有他剛剛塞進去的水、睡袋、帳篷、便攜燃氣爐、茶壺和食物。

　　9月裏一個酷熱的下午，距離廣州中心城區30多公里的花都區山前旅遊大道只有零星的車輛駛過。沒人注意到，有幾個人潛入街邊圍牆後的世界。

　　那裏的景象十分魔幻。刺目的陽光穿過雲層，照向草叢中鏽跡斑斑的欄杆。不遠處有幾棟別墅，城堡造型，水泥外牆，窗口沒玻璃，黑洞洞的。四周只有蟬鳴，沒有人，到了晚上，這裏漆黑一片。一個專門的地理學名詞形容這樣空置或廢棄的城區——“鬼城”。

　　在過去的5年裏，以黃海清為首的“二打六”藝術家團隊闖入全國30多個鬼城，喝茶、做飯、過夜……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又通過藝術展覽把鬼城拉進都市人羣的視野。

　　睡完鬼城，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經營各自的生活與藝術空間。最初的7名成員如今還剩下4人，忙着為10月下旬的鬼城主題展覽準備新的作品。

　　沒有人忘記最初的口號：要睡到全中國沒有鬼城為止。

　　1

　　花都區的這處鬼城對來訪者並不友好。黃海清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揮起長柄傘，撥開瘋長的雜草。

　　這裏臨近芙蓉嶂水庫，散落着形態各異的別墅，大部分是初具雛形的水泥毛坯，有幾棟刷着米黃色的漆，陽台裝了羅馬柱。還有幾處未封頂的框架，承重柱的位置裸露着幾束鋼筋，戳向天空。

　　登上高處，才勉強看清這片建築羣的全貌。根據樓盤廣告的描述，這裏佔地340多畝，一共有166棟歐式別墅，每一棟都帶有開敞的前庭、圍合的後院和超大的地下室。那幾片沒有房子也沒有高樹的荒草地，應該是廣告裏的私家停機坪和高爾夫球場。

　　“太浪費了！”黃海清5年前來過，也是這樣感慨。當年“二打六”為了生火做飯壘起的磚塊還在原地摞着，旁邊一棵小樹，當時半米多高，現在枝條伸進別墅二樓陽台。

　　2015年秋天，收到南京藝術學院第三屆“復調·中國藝術生態調查展覽”的邀請之後，黃海清、林超文、劉奎緯、潘學城、陳藝兒、黃秋霞、葦風這幾個職業畫家，決定以“二打六”團隊的身份集體完成一個作品。

　　在粵語裏，“二打六”是小嘍囉、小角色的意思。他們常常用廣東話把“藝術家”説成“藝術渣”，定下這個名字也有一種自嘲的意味，“就是一幫無足輕重的人，去做一些無關緊要的事。”黃海清介紹，在以廣州美術學院為主流的廣東畫家圈子裏，畢業於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的他們挺邊緣，作品不受重視，想法也不被認可，“乾脆就去瞎搞一番”。

　　那幾年，廣州的物價和房價都在飛漲，原本4元就能吃一頓的快餐，過個年突然就漲到了10元。討論方案時，鬼城這個議題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那麼多人買不起房子，卻又有那麼多房子爛尾或空置，“既然有房沒人睡，那我們就去睡一下吧”。

　　雖然都是油畫方向出身，對“二打六”這幫人來説，行為藝術和架上繪畫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創作和表達。這一次，他們的畫布是鬼城。

　　南京的展覽開幕當天，“二打六”沒有一個人在現場。他們身處南京祿口的一處鬼城。當時還沒有直播平台，他們買來監控攝像頭和信息卡，把活動影像實時投影到展廳的一面牆上。

　　在一排排鐵盒一樣的爛尾樓前，他們生火，把水燒開，用磚頭墊起小桌板，把廣東人鍾愛的茶具擺上去。鬼城裏來了人間煙火，看上去是一幅怪誕的畫。潘學城解釋，這種對比和反差感正是他們想要呈現的，“就讓大家去思考，為什麼在人住的房子前，人的存在卻顯得格格不入”。

　　那次展覽持續了一個月，他們以廣州為起點一路北上，跨越了大半個中國，睡了10多個鬼城。他們躺過亞熱帶的紅土地，聞見了鄂爾多斯的煤味，來到江西婺源時，身後的爛尾樓都建着精美的馬頭牆。

　　每一座鬼城背後都有故事。雖然在規劃行程時查過資料，現場帶給他們的震撼還是超出想象。

　　在惠州，他們見到了“為拆而建”的鬼城。整個村子搬空了，只剩下四五層的小樓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當地村民聽説要徵地，往自家地皮上瘋狂加蓋，等着政府按照面積來賠付拆遷款，結果規劃沒來，樓就扔在那裏了。

　　到了中山聖賢山莊，他們被雄踞在山上的龐然大物鎮住了。那是超過10萬平方米的爛尾項目，原打算建成“中山地標式建築”。水泥鋼筋結構已完工，“人站在底下就像螞蟻一樣渺小”。根據網絡可查的資料，這裏1997年開始動工，2000年主體建築基本完成，但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完工。在2009年的中山“3·28”招商會上，聖賢山莊還被列為境外招商項目，後來就沒了下文。

　　“到一個地方覺得已經很大了，到了下一個地方就是‘哇，這個更大更猛’。”黃海清説，等他們來到內蒙古鄂爾多斯康巴什區，“基本上整個人都崩潰了”。車窗外掠過黑森林一樣無邊無際的空置樓羣，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這裏的鬼城現象曾被美國《時代》週刊報道過，隨着煤炭業的衰落，當地人口大量流失，很多開發商跑路。有數據顯示，2010年該市房地產開發施工面積為4122.4萬平方米，而近幾年的竣工面積加起來不超過1300萬平方米。

　　2

　　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去了6個人，擠進一部車，後備箱塞滿，踹幾腳才能蓋上蓋。大家一路聊天、唱歌、吃辣條。唯一不輕鬆的是黃海清，作為唯一有駕照的人，他有時一天要開十幾個小時車，“開到臉都綠了”。

　　遇上查車，他們就抱起睡袋，蓋住縮在陳藝兒腿邊的黃秋霞，從窗外看，不超載。

　　在趕赴下一個鬼城的途中，他們在服務區搭帳篷，每隔兩三天才能住一次酒店，人洗澡，設備充電。那是一個月裏為數不多的舒適時刻。鬼城不好睡，早上五六點陽光會把人照醒。有一回在鄭州，半夜下起雨夾雪，冰水透過了睡袋，他們逃跑了。

　　自稱“長得像鍾馗”，林超文通常負責守夜。其他人鑽進帳篷睡了，他就坐在營地外圍守到兩三點，身旁放着一把40釐米長的劈柴刀。

　　鬼城裏當然沒有鬼，但林超文説“有也不害怕，可以平等地交流”。他更擔心人，除了要小心避開保安，他們還撞見一幫人藏在廢宅子裏賭博，見過吸毒者留下的針筒。

　　有一次在安徽，劉奎緯前去一個鬼城踩點，剛翻進圍牆，就發現一個上了年紀的農民工拄着枴杖看着他，兩人對視了一會兒，幾隻雞從他們中間跑過。為了緩解尷尬，劉奎緯把手背到身後，假裝自己前來視察。往裏走，他看到有不少農民工住在這兒，有人拉起繩子晾曬一家老小的衣物，還有做飯的廚房。

　　“二打六”團隊最終放棄了這裏。劉奎緯卻覺得欣慰，“他們才是真正住鬼城的人，他們住得比我們好”。

　　大部分鬼城沒有人，夜晚沒有燈光，月光很亮。林超文在寂靜中陷入思考，他讀過一條2014年的報道，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對媒體説：“有研究數據顯示，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這意味着現在中國兩倍的人口也裝得下。”

　　“這麼多的房子空着，那麼多人又為了買房努力一輩子，甚至抹掉理想。”林超文非常難受，走進鬼城讓他對這種浪費有了更具體的感知，“還有那些建築工人，鬼城裏面的每一面牆都是他們一磚一瓦砌起來的，但他們可能花幾十年也沒法在城市裏真正安家。”

　　這些思考讓“二打六”後來的作品更加充實。2016年，他們在河南封門村的鬼城挑了一塊磚，用電鋸切碎，再將碎片、顆粒黏合成一款新磚，在北京的一座美術館裏展出。

　　2018年，他們從各地鬼城收集建築工人留下的布鞋、毛巾、草帽和手套，用水泥重新雕塑，標識來歷，像文獻一樣展出。他們還用中國傳統的拓印手法，把在鬼城撿到的廢棄物件變成一幅幅水墨畫作品。

　　這套聽上去意境優美的拓印作品包括現場“胸口碎大石”。林超文仰面躺在展館的長凳上，胸前鋪好宣紙。鬼城撿來的磚塗了墨放上去，劉奎緯揮起大木棰，一砸就拓印出一個磚印。

　　 3

　　過去受到作家韓寒影響，劉奎緯覺得自己有點“憤青”，他經常在微博上刷社會新聞，圍繞社會問題進行創作。準備畢業繪畫時，他的構思是：未來全球氣候變暖，人類不再需要穿衣服，身上唯一的遮蓋物是過濾有毒氣體的口罩。

　　為了説服潘學城和林超文當模特，他請兩人吃了一頓酸菜魚。不過後來，兩個模特誰都不願意脱光。最後在劉奎緯的畫上，未來的人類站在冰川或荒原，身上留着口罩和褲衩。

　　他們3人還有陳藝兒是大學同班同學，也是班裏為數不多選擇職業藝術道路的幾個。2010年畢業之後，同學大多去當教師，有一些考上公務員，還有幾個回去繼承家產。

　　林超文害怕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留着一頭長髮，從初中開始思考人生，結論是沒有什麼盼頭，考慮出家。後來他遇到了畫布，就一頭鑽了進去。“我有自己的路，幹嗎不去走？路上會有遺憾，但起碼我來過，我是為自己活的”。

　　對潘學城來説，畫畫意味着自由。提起畫筆，蘸上色彩，落下的每一筆都不可預知，也不可複製。他不想做循規蹈矩的工作，不喜歡“重複重複再重複”。

　　為了爭取展示和推廣作品的機會，他們經常揹着一沓打印在A4紙上的作品小樣去畫廊毛遂自薦，“要不然怎麼可能輪得到你”。和同門師兄黃海清、師妹黃秋霞還有策展人葦風組成“二打六”，就像是互相支撐、抱團取暖。他們時常聚在一起想方案，以集體的形式做作品，從架上繪畫擴展到裝置、雕塑和行為藝術。

　　根據2016年的數據，全國共享單車用户數激增700%，野蠻生長的問題也隨之顯現，在廣州，“二打六”成員見到許多被毀壞或丟棄的共享單車。有的扔在那裏無人問津，甚至堆成了“墳場”，還有一些被人為損壞，隨意丟進河道。

　　“共享時代變成垃圾時代”，2017年，名為《共享時代》的行為藝術作品由此得來。黃海清他們穿一身黑，赤腳下河，從河道垃圾中把共享單車打撈起來，再用特大黑色塑料垃圾袋包裹，運到展覽現場，讓這些“遺體”陳屍在美術館。

　　那時距離ofo小黃車停運還有2年。現在回看，劉奎緯覺得，藝術作品有時扮演先行者。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類發展的流水線，那麼藝術更加前衞、創新，通過不斷地嘗試和探討，藝術也許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

　　“我希望我們有力量，但它非常微弱，很多時候只夠把問題提出來。”黃海清説，他希望更多人關注鬼城、反思鬼城，可能就會帶來改變。

　　此前有媒體報道了他們睡鬼城的事，新聞評論欄裏，有人認同，也有人説無聊，“一羣人吃飽了撐得難受”。黃海清毫不介意，“只要有討論，就説明這件事有意義”。

　　他期盼鬼城還能活過來。“有決策權的人把資源充分地利用起來，不要換個領導就換個開發思路。或者把它改造成創業園區，這樣它不就有新的生命了嗎？”

　　4

　　走進花都鬼城的別墅，黃海清説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如果這裏能給我們做工作室該多好。”陽光從落地窗透進來，一樓客廳空闊亮堂，層高容得下大尺寸畫框，也足夠做雕塑工作間。黃海清手一揮，“給‘二打六’每人一套”。

　　“我們對工作室的渴望非常強烈。”劉奎緯説，“畫家回到工作室就感覺自由自在，像一條魚回到它的池塘。”大學畢業前，他暢想過自己的未來，他希望能像劉小東、曾梵志、蔡國強那一代藝術家，在廠房改裝的工作室裏盡情揮舞畫筆，通過賣畫達到收支平衡，然後專心創作。

　　現實是，手頭拮据的他、潘學城、林超文和另一個同學在城中村租了一套破舊的平房，兩室一廳，4個人買了兩張上下鋪的牀擠在一間屋子睡覺，另一間用來堆放畫作。把摺疊飯桌收起來，客廳就變成了畫室。房子旁邊有一個化糞池，雖然封了蓋，還是會飄來隱約的臭味。

　　到了2014年，他們總算搬進伍仙橋藝術家工作室，老師江衡和師兄黃海清都在那裏，國內外知名的策展人、美術學院教授和畫廊創始人來訪廣州時經常在此逗留，也會帶來一些展覽和銷售作品的機會。

　　黃海清用“烏托邦”來形容在伍仙橋的日子。除了各自作畫，大家大部分時間都聚在一起談天説地，每一天都充滿歡聲笑語，“二打六”就在那時集結起來。

　　他們在展廳舉辦座談會、藝術沙龍和展覽，也彈吉他、打鼓、煮茶。來的朋友不少，時不時就十幾號人圍在一起煮火鍋，茶葉不按罐買，一買就一大提，誰手頭寬裕誰出菜錢。

　　工作室環境變好了，租金也比以往高了許多。油畫本身的成本也不低，一支170毫升的油畫顏料十幾元，林超文有時一個小時就能用完。他常用六七種顏料，一次批發100支，老闆以為他是進貨商。

　　理想狀態下，畫家的收入來源就是賣畫，但對年輕藝術家來説，作品被市場接受需要時間和機遇。

　　黃海清是為數不多的能靠畫畫養活自己的人。他算是年少成名，大二就賣出了第一幅畫，足夠他一個學期的生活費。2006年年底，有香港藏家來買他的畫，身上揹着幾十萬元現金。還有明星微博發過他的作品。黃海清覺得自己幸運，趕上了繪畫市場升温的好時候。嶄露頭角之後，他跟許多畫廊建立了合作。2008年之後，市場不景氣了。劉奎緯畢業5年後到伍仙橋才賣出第一幅畫，由於缺少經費，他不少裝置作品的創意只能停留在草圖階段，幾年裏攢下近百本畫滿草稿的速寫本。

　　睡鬼城，參加展覽獲得的幾千元報酬，覆蓋不了成本。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為食物、器材、酒店的費用東拼西湊了三四萬元。對行為藝術，他們沒太考慮“變現”，5年下來，只有那塊切碎重塑的磚頭賣了1萬元，在林超文胸前拓印出來的水墨作品一張100元。

　　每次回家，劉奎緯沒有錢補貼並不寬裕的父母。反倒是年邁的母親會在兒子臨行前往他包裏塞上一兩千元，他再把錢塞回枕頭下。

　　5

　　“整個社會系統對剛剛畢業的年輕藝術家幾乎不存在有實際意義的扶持。”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汪曉曙曾經在採訪中談道，儘管廣東有一些扶持計劃，但是覆蓋面非常有限。

　　林超文説：“能堅持5年就不容易，10年那就非常牛了。”

　　為了維持生計，他和“二打六”其他成員去教少兒美術，帶美術高考班，做牆繪。帶高考班要早出晚歸，一週6天課，但是幾個月下來能有一筆不錯的收入。有一次，黃海清、潘學城和林超文跑到天津去更換殼牌的高炮廣告牌。他們買了高空作業的保險，搭腳手架爬到四五層樓的高度，換一個掙六七千元。別的工程隊5天換1個，他們仨一天就換兩個，再加上去加油站更換標識貼紙，一個半月下來淨掙10多萬元，然後又去睡鬼城。

　　“反正有手有腳，什麼都可以做，也沒有什麼丟人的。”林超文把兼職打工當成是一種體驗，從生活中為藝術創作提取養分。

　　2017年，林超文賣掉了三四十幅作品，但跟買車買房的同齡人比起來，他的財務狀況還差一截。他不在意，“一旦買房就會被捲入還月供、換更大房子、換學區房的體系，不知不覺一輩子都丟在裏面了”。

　　“你有1000萬元的時候想有1個億，你有1個億的時候又想有10個億，你永遠滿足不了自己的物質慾望。”他説，“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又脱光光地走，夠吃夠喝就差不多。”

　　相比之下，潘學城覺得自己跟現實更加協調。他主動去適應市場，在創作之外，專門畫一些大眾歡迎的題材。他也經常琢磨賺錢的門路，夢想靠投資或經商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迴歸創作。“並不是説我對藝術不執着，而是説我的安排是讓它放長線、可持續發展。因為創作是一輩子的，又不是一兩下的事情”。

　　他在深圳的電影院做過經理，也在佛山試着開過服裝廠。在電影院，他要管理售票、排期、投影等，上班兩三個月之後“就看得見未來”。後來電影《後會無期》上映，聽了好多遍主題曲之後，潘學城決定辭職。

　　2016年，伍仙橋的藝術家們突然收到通知，房子不能再租。“那種感覺就像我們在好山好水裏唱着歌、吃着火鍋，‘嘣’一聲，那個鍋飛了。” 劉奎緯當時接受採訪時説。

　　搬工作室，裝修忙了半年，很多展覽和活動被耽誤了。適應新環境需要過程，他們花了很久才靜下心。

　　潘學城渴望買一塊地，蓋一棟工作室，不用被催租、驅趕。劉奎緯總想起鄂爾多斯鬼城看到的那些豪華別墅，比廣州花都區的户型規模更大，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廠房。它們離他太遠了。

　　 6

　　“做藝術為什麼非要那麼苦？”在一次睡鬼城的旅程中，陳藝兒想了一路。出發前她向家人朋友借了1萬多元，“很沒有尊嚴，像過街老鼠”。在廣州為了賺房租，她在幼兒園和培訓機構教畫畫。體力和腦力的消耗讓她無法專心創作。

　　2015年年底，從鄂爾多斯回來，她請大家吃了頓飯，第一個退出“二打六”，回到老家佛山。那裏2800元能租一套4室2廳的房子，她用其中一個房間畫畫。她笑稱不常出門，不需要買很多衣服，一家三口吃得也不多。從事設計工作的丈夫支持她創作，夫妻倆正在建一座4層小樓，打算留出一層當工作室。陳藝兒覺得作品還不夠成熟，但既然決定這輩子做這一件事，那就按自己的節奏來。為了隔絕外界壓力，她還關掉了朋友圈。

　　陳藝兒的退出讓劉奎緯很失落，有一段時間甚至不知怎麼和她説話。2年之後，他也選擇了離開。原因很直白——“欠太多錢了”。

　　堅持了7年，他始終沒能找到生活與創作的平衡點。教藝考課每月能掙八九千元，但是擠佔畫畫的時間。全身心投入卻又到了經濟的最低谷，省吃儉用也不夠，2017年他已經欠債四五萬元。

　　如今，他和妻子在惠州生活，工作養家，收支平衡了。“如果當時我沒有去做，可能我現在會覺得遺憾”，但藝術創作暫且被他擺在次要位置。

　　黃秋霞也在2018年選擇了退出。她回家鄉清遠當老師，生活變得規律而平淡，跟之前比像是“兩個世界”。她結了婚，剛剛做母親。

　　“我既想他們留下，又願意他們走。”黃海清心情複雜，時常懷疑“二打六”到底有什麼用。有時候一個人在被窩裏控制不住流淚，但睡醒之後又振奮地琢磨接下來做什麼作品，下次要去找哪個鬼城，“像戀愛一樣的感覺，不斷地鬧、不斷地要分開又分不開”。

　　如今，葦風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攻讀博士，黃海清、林超文和潘學城還在廣州。黃海清反覆強調，“二打六” 是一個靈魂，跟人數無關，就像一張畫，畫了20年還覺得不好，雖然不會時時刻刻都在畫，但總會繼續下去。

　　去年，他們遇到一位投資人，在廣州太古倉成立了一家美術館，門票1元。他們想利用這個平台，給包括自己在內的年輕藝術家提供展示的機會。下一場關於鬼城的展覽也會在這裏舉辦。

　　在一名網紅到訪後，這間美術館成為熱門“打卡地”。一到週末，展廳就擠滿衣裝精緻的俊男靚女，稍不小心就會走進別人的拍照區域。一位網友慷慨地在軟件裏打出五星評分説：“出片率很高。”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軼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