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執政第一年即將結束。在他上任之前，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達到了創紀錄的低點。當2020年特朗普擔任總統時期，蓋洛普就美國領導力在60個國家和地區所做的民調顯示，對美國領導力的贊同率中間值只有22%。拜登執政前幾個月確實扭轉了美國的形象，據蓋洛普今年8月在46個國家和地區所做的民調，對美國領導力的贊同率中間值上升到49%。但緊接着美國在阿富汗糟糕的大撤退令拜登政府的全球控局能力露出原形。
不僅在阿富汗和中東的策略出現問題，美英澳“奧庫斯”同盟也令美歐出現齟齬。在對華和對俄關係方面，拜登政府同樣沒能改變局面，國內種種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有些甚至更加糟糕。美國的全球戰略出了什麼問題？
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在他的新書《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中有不少精彩見解，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存在諸多問題。筆者的觀察與馬凱碩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筆者認為，美國其實並不擅長全球戰略，其唯一相信的就是“實力的平衡”（美國人叫Power Balance）。如今與美國達成任何外交協議很可能都不可靠。如果不發展本國的經濟、國防力量及科學技術，不在外交上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想通過讓步、示弱就能換取美國的見好就收，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説美國沒有真正的全球戰略？
首先，美國有擴張的目標，但從來不考慮戰略，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它崛起前沒有碰到過真正的對手。從地緣政治來看，美國有着非常得天獨厚的優勢。自建國以來，美國周邊從未出現過真正強勁的對手。假如美國北邊的鄰國不是加拿大而是俄羅斯，南邊的競爭者不是墨西哥而是中國，美國這套手法有可能維持嗎？美國曆史上曾經的對手英國，因當時主要精力陷於歐洲爭霸，所以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干預北美殖民地的獨立。
就“戰略”而言，美國遠比不上英國的“分而治之”，也比不上俄國彼得大帝尋找東西出海口的高瞻遠矚，因為美國東西出海口是現成的，沒有想這個問題的動力。美國也沒有德國那種夾在大國之間腹背受敵的緊迫，旁邊兩個大洋隔絕了對手。所以，美國看重的只是“實力”，玩的是“實力的平衡”，形象一點説就是“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在美國擁有強大控局能力時，華盛頓還能主導遊戲。但是當其控局能力逐漸衰退時，帶來的結果是不斷製造新的“對手”。美國不少“對手”，都是當年美國扶植用來對付另一個對手的盟友。因為被扶持的國家強大後畢竟都想要獨立自主，不願再受美國控制，於是盟友又變成美國新的更強大的“對手”。以中東為例，無論是伊拉克還是伊朗，包括埃及，都曾有這樣的經歷。為了維持自己的霸權體系，美國和其他國家交往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和則兩利”，更多是不對稱的遊戲，逼迫其他國家受它的控制。如何實現這種控制？美國除了用軍事幹涉的手段外，更常用的兩個手段是經濟和金融。
其次，容易陷入“為了反對而反對”，美國體制決定了很難推出長遠戰略。美國是總統制國家，但總統所在的政黨並不一定掌握國會多數優勢。而且美國又不像歐洲國家那樣有很多政黨，除了共和、民主兩黨，第三黨很難立足。兩黨競爭很多時候是沒有理性的，為了反對而反對。比如共和黨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承認要搞基礎設施建設，但在野的民主黨議員會反對；而在拜登上台後，民主黨提出要推動基建計劃，共和黨就要出來反對。一切都從黨派利益和選舉目的出發。
例如，一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建立國聯，希望給歐洲帶來永久和平，但是方案在美國國會被反對黨否決了，美國自己反而沒有參加國聯。後來當大家希望通過國聯來制止新的世界大戰時，發現國聯已經發揮不了作用。這一體制的弱點幾十年來引起美國學者和政治家的討論與反思，但誰都無力改變。如今，因為階層矛盾加劇、族羣日益撕裂和政治對立激化，“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弊端在美國空前突出，2020年美國大選創下歷史紀錄的投票率即是證明。
再次，多重因素令美國外交戰略越來越荒腔走板。過去在美國以及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競選總統或者議員，如果沒有高學歷、沒有好口才以及出色的履歷，獲得普通百姓選票的可能非常小。但是，如今美國的選舉正好相反。美國地方選舉的議題經常是非常莫名其妙的，選出來的也多是擅長誇誇其談的人物。我在美國感受到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是，他們已經不是比誰更有遠見，更有政績，而在比爛，相互挖對方的醜聞。這就使得一些真正有能力有遠見的人不願意參加競選，不想跳入這個大染缸中。
此外，如今美國的公立學校，教師把學生當顧客，對學生所有的表現無論好壞只能表揚不能批評。如遇到被批評的學生的家長是有地位的白人，打個電話告到校長那兒去，被炒魷魚的往往就是想要把學生教好的老師。所以美國基礎教育在走下坡路，學生多是被哄着，導致很多人眼高手低，缺乏真才實學。
也正因如此，美國社會底層反科學、反精英的人越來越多。在美式民主的選舉制度共同作用下，這阻礙了美國外交着眼長遠和吸取歷史教訓。即使美國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戰略家能進入內閣，但當政的政客大多剛愎自用，導致美國的外交戰略荒腔走板。（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