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深圳發展的一顆“明珠”——前海合作區擴容了7倍。“明珠”變大了，發生變化的不只是面積，而是下了深港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一盤大棋。
9月6日，《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進一步擴展前海合作區發展空間，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
國家發改委區域發展戰略中心戰略一室負責人張燕表示，這是切實發揮前海合作區在現代服務業發展、對香港合作、制度創新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以更大力度推動改革開放，為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的載體支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新的動力，為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提供新的引擎。
擴容7倍：從前海到“大前海”
擴容以後，前海變成“大前海”，其定位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平台”和“一樞紐”，即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和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户樞紐。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表示，改革和開放是“一體兩面”，深圳發展的歷史經驗是以開放促改革，再以改革促開放，彼此之間相互促進。這也釋放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前海將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姿態走向未來。
“這次擴區實質上是政策擴區。”張燕解釋，這是將前海既有相關支持政策（企業所得税優惠政策除外）覆蓋到擴展區域，將大大增強該區域對人口和經濟要素集聚、產業發展和城市配套等方面的承載力，形成多樣化的經濟發展支撐和配套，有利於充分激發市場潛力活力，也為“一平台”和“一樞紐”的發展提供更大的戰略政策部署和實施空間。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前海擴容是《方案》中核心的兩大亮點之一，另一個則是全面深化改革。
擴容讓前海產業多元化發展成為可能。郭萬達進行了具體分析：隨着會展新城及海洋新城被納入合作區，在會展產業方面，前海合作區將與這一領域發展較好的香港實現更深刻的聯動；另一方面，海洋經濟也進入了當地的產業體系，包括海洋工程、海洋設備、海洋生物醫藥以及海洋大數據等行業。大小南山和寶安片區的加入，將為合作區增加高科技製造業企業。
郭萬達表示，前海合作區也是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很重要的一點是給深港兩地產業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間，給香港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給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年輕人應把握住這一歷史機遇。
創新試驗平台怎麼建
除了擴區，前海合作區還收穫了一系列政策大禮包。《方案》明確瞭如何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的方法，即從推進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四大方面發力。
“在四大方面裏，基本上每一個句號，都意味着一個重大的政策創新和任務。”張玉閣説。
在推進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方面，將建立健全聯通港澳、接軌國際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體制機制。建立完善現代服務業標準體系，開展標準化試點示範。同時，機場及周邊被納入前海合作區，將聯動建設國際貿易組合港，實施陸海空多式聯運、樞紐聯動提供有力支撐。
在張燕看來，率先促進與香港深度合作是應有之義和關鍵之處。應進一步釋放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促進與香港有關規則、標準和機制深度銜接，積極對接港澳及國際市場，同時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好的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當前，前海的營商環境已接近國際一流水準。普華永道按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體系對前海進行的評估顯示，如作為獨立經濟體參與排名，前海的國際營商環境排名由2017年的第51位持續提升至2019年的第22位。在開辦企業、施工許可、獲得電力、執行合同方面進入前20名。
郭萬達認為，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需要進一步做好政府服務的改革、市場準入制度的改革、法治的改革。《方案》指出，用好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健全外資和民營企業權益保護機制。
在這方面，前海一直在不斷嘗試。如前海法院不斷完善“香港地區陪審員”和“香港地區調解員”制度，截至今年6月，前海法院在冊的港澳台地區調解員和外籍調解員共16名，已成功調解案件674件。據悉，前海法院已受理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超12393件，其中涉港案件8392件，數量全國第一。
“所有的這些都是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來實現的。”郭萬達表示，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優化營商環境都需要改革，改革本身是需要實驗的。前海作為創新試驗區，可以膽子大一些，先行先試。據統計，截至2019年，前海累計推出的制度創新成果573項中，全國首創或領先226項。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速
前海的前期建設已經取得一定成果。其中，科技創新合作初見成效。截至今年3月，前海累計註冊信息和科技服務業企業3.22萬家，高新技術企業累計達422家。
港企作為前海經濟支柱的作用也日益顯現。截至2020年年底，前海合作區累計註冊港資企業1.14萬家，全年實際利用港資38.02億美元、增長4.8%，佔前海實際利用外資比重達88.3%。
隨着越來越多港澳特別是香港居民到前海就業、生活，前海合作區治理模式的創新也提上了日程。張燕表示，《方案》中提出的具體治理方式呈現出靈活化、國際化、智慧化、協同化的特點。其中，靈活化體現為推進以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的體制機制創新。
“在前海採取法定機構模式本身也是個創新。”郭萬達解釋，法定機構即依特定立法設立，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定進行監管，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機構，相較於國內的一般機關單位更具靈活性。
香港從上世紀開始推行法定機構執行公共服務的模式，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前海也將引進香港優秀的服務和管理理念。郭萬達指出，採取這一方式既是深度對接香港，也可以讓香港的企業、居民有進一步發聲的渠道，參與到前海治理中去。
去年12月，深圳在服務“雙區”建設專項招錄公務員考試中首次設置定向港澳選拔職位。郭萬達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港澳人士來説，其實就是在落實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隨着前海不斷向港企港人開放建設市場，前海對他們的吸引力加大。例如，自2020年10月起，來自香港工程建設領域的專業機構和相關專業人士，在前海備案後即可取得與內地對應的執業資質、資格。截至今年7月13日，香港工程建設領域已有22家專業機構、135位專業人士在前海完成備案。
張玉閣認為，從橫琴到前海，相關的改革政策密集出台，釋放了一個非常明確信號：作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步伐正在提速。
張燕表示，前海和橫琴都是粵港澳合作發展的重大平台，肩負引領推動“一國兩制”新實踐的共同使命，在深化對香港、澳門合作方面各具優勢。前海和橫琴應在密切與港澳合作、促進改革開放、政策創新等方面加強溝通交流，形成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強大合力。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