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日前稱，美中“被廣泛描述為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對華政策現在將在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下運作，“主導模式將是競爭”。坎貝爾的對華政策表態引發國際媒體廣泛關注，被認為是拜登政府繼續加碼對華遏制和施壓的政策宣示。世界正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並對世界格局產生影響，這是事實。但將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提高看作對美國的挑戰甚至威脅，將中美競爭定義為無可調和的博弈，美方顯然忽略了中美競爭的複雜與多面性。
中美在經貿領域有摩擦，但中美不存在市場佔有和資源佔有方面的根本性分歧，中美經貿利益衝突在很大程度是可協調的。中美產業結構的互補性仍然大於競爭性，中國的製造業水平處於全球第三梯隊，美國長期佔據第一梯隊，近中期難以撼動。中國在製造規模上有優勢，但美國高技術領先優勢仍明顯。技術優勢比規模優勢更難以替代，更具決定性意義。中國出口仍在中、低端，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技術密集型產品正在成長但難與美歐日全面抗衡。本質上，中美在許多領域的合作仍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而競爭則是可控、非必然的。
中美存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差異，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之爭並不必然導致兩國關係惡化與對抗。尼克松總統在上世紀展開“破冰之旅”時，中國還沒改革開放，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國及西方社會事實上接受了中共執政，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經驗表明，不同社會制度沒有妨礙兩國開展建設性交往。另外中美兩國文化包容性都很強。不少中國人喜歡美國的文化，美國對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也總體持開放態度，沒有什麼證據顯示兩種文明不能和諧共處。
當前困擾兩國關係的大部分分歧，經貿摩擦，涉及南海、東海的權益之爭，涉台、涉疆、涉藏，都是“老”問題。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展開，中美關係發生鉅變，又產生了新問題，比如涉港問題、貿易戰、科技戰、人文交流遇阻等，背後動因在於中美相對力量的轉變，力量格局變化又帶來對對方戰略意圖判斷的變化。美方擔心，中國的政策會導致其快速增長的綜合實力用於動搖甚至推翻美國的霸權，因此中國的任何發展與進步都變成對美國的“威脅”，無法妥協；而中國則已經感受到美國對華戰略正轉型為全面遏制中國，美國已下決心與中國全面對抗。
中美競爭歷來有之，但當前出現一個現象，美國有意將中美之爭解讀為正義與邪惡的競爭，將中國的價值觀、社會制度、行為模式全面妖魔化。這體現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蠻橫一面。在中國看來，中美競爭不論涉及利益之爭、權力之爭、秩序之爭還是制度之爭、文化之爭，都非不可調和，只要秉持適當的競爭觀，中美之爭都可成為“善與善之爭”，而非“善與惡之爭”。
善與善之爭不需要對抗和衝突。中國在早些時候提出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中美關係，美國接受了“不衝突、不對抗”，但沒接受“相互尊重”，即不接受中國在海洋、台灣、人權等問題上維護“核心利益”的主張和做法。這些問題關係到地區秩序與主導權，暫時難以調和，中美需在這些領域構築防線，管控分歧，防止誤判，避免發生危機和衝突。美國也不認為在現有國際秩序下，中美通過合作可以“共贏”，美國一些人認為，幫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歷史性錯誤，美國在這一輪全球化中輸給了中國。基於此，國際經貿秩序需要調整，中美不妨坐下來耐心磋商，謀劃新的“佈雷頓森林”談判，攜手構建國際經貿新規範。
中美之間的競爭可以成為良治的競爭或者競賽，這不但符合中美兩國最大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良治競賽可以有效管理及處理中美當前存在的主要分歧。中國和美國的治國模式都是基於自身實際、經歷長期實踐形成，任何一方都不會放棄自己的治國經驗和原則而盲目擁抱對方。任何一方有這樣的幻想，都無助於構建穩定的雙邊關係。中美應當學會接受對方之不同，在此前提下建立新的交往模式。
中國經歷過漫長的奮鬥歷程才走到今天，汲取了中外歷史經驗和教訓，不會重蹈“國強必霸”覆轍，也不會重複蘇聯與美爭霸的錯誤。中國從未也不會謀求“勢力範圍”，更沒在國際體系中壓倒美國、奪取主導權的意圖。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準備與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長期和平共存，共同發展，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相對於未必產生的霸權之爭，全球面臨的發展問題遠為迫切。數字技術、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社會變革具有全方位、全領域、全球化特徵，中美兩國對此都很難説做好了充分準備。中國式治理既堅持自身特色，又汲取大量國外成功經驗，擁有所謂“後發優勢”。美國作為領先國家，經常站在“無人區”，需要不斷探索新經驗。兩者都無可替代，更需要相互借鑑，互促發展，或者如基辛格所説，共同演進。（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