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大量示威者在紐約舉行主題為“停止仇恨犯罪、反對種族歧視、捍衞亞裔權益”的大型集會遊行活動。
新華社記者 王 迎攝
2020年6月，一名男子在白宮附近手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抗議警察暴力執法致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喪生。
新華社記者 劉 傑攝
在美國，種族歧視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僅過去一年，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美國人死亡的案件就多次發生：2020年3月，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
而這只是美國種族歧視罪惡歷史的冰山一角。今年是美國塔爾薩種族屠殺100週年。100年後的今天，在美國，“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國信條”和種族主義的醜陋現實仍然相持不下，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和壓迫令人“無法呼吸”。
罪惡血液流淌至今
2020年5月25日晚，非洲裔美國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鈔購買香煙，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8分鐘致死。令人窒息的事發情景再次撕開美國種族歧視的醜陋傷疤。
如英國《衞報》所言，在“弗洛伊德之死”之前，類似的事情早已頻繁發生在美國少數族裔身上。加納之死、布朗之死、馬丁之死……重複上演的悲劇一次又一次提醒人們，於美國少數族裔而言，種族平等仍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從1619年第一批黑人被運到北美大陸開始，種族歧視的罪惡基因就流淌在美國的血液中，至今依然存在。
“1619年之後的幾十年裏，隨着更多的黑人被販賣到英屬北美，各殖民地相繼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黑人奴隸制。1664年之後，以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為主的種族區別意識已經深深根植於各殖民地法律之中。”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於留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奴隸制在美國延續了200多年，給黑人等少數族裔帶來了無可挽回的創傷，讓美國揹負了沉重的歷史恥辱，製造了無處不在的種族仇恨和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文化，也成為當今美國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主要歷史根源。
1787年制定的聯邦憲法，以“五分之三條款”、“逃奴條款”和“奴隸貿易條款”等規定隱晦地承認了奴隸制的合法存在。“從歷史上看，毫無疑問，這個國家是由種族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建立的，這個國家早期的大部分財富是建立在被奴役的非洲人身上的，早期的大部分擴張是以屠殺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和破壞與他們的條約為代價的。”《紐約時報》非裔專欄作家查爾斯·布洛撰文指出，美國曆史上的前10位總統中，有8位是奴隸主。
1861年至1865年，美國爆發內戰。最終，北方聯邦取得勝利，廢除了奴隸制，並賦予了黑人法律上的平等公民地位，但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思想並未消失。
“內戰與重建雖然廢除了奴隸制，賦予了黑人男性公民以選舉權，但黑人並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重建後期，南部各州重新迴歸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控制之下，黑人新獲取的權利幾乎被剝奪殆盡。與此同時，北部的種族主義勢力重新抬頭。直到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大部分黑人始終處於政治上無權、經濟上貧困、社會地位上遭受歧視的狀態。此外，在同一時期，美國對華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也甚囂塵上。”於留振説。
東北師範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梁茂信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種族歧視在美國的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形式。“1865年以前，主要是針對黑人的奴隸制度以及針對印第安人的驅離驅趕政策，這是美國曆史上最慘烈、最殘酷的歧視形式。從19世紀80年代到1968年，美國在法律制度上對有色種族實行隔離政策，不僅針對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包括排斥來自亞洲、東南歐等地的移民。1968年至今，儘管美國在聯邦法律層面廢除了種族歧視和隔離的條款，但一種社會性的隱性歧視和隔離依然存在，更加複雜、更加隱蔽。”
梁茂信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非洲裔、拉丁裔、亞裔等少數族裔的中下層民眾被困於美國中心城市的“隔都區”內，這種空間上的種族隔離導致了教育、就業等各領域的隔離，使這些羣體失去向社會中上層流動的機會。
世紀疫情放大痼疾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放大鏡，凸顯美國政治制度的種種痼疾，也將長期深植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暴露無遺。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言，“沒有什麼比這場疫情下的生死更能體現出美國膚色差異的恐怖”。
醫療領域暴露的問題最為直接、真實。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發佈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
《今日美國報》網站認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可以看到，疫情期間，美國社會出現一種巨大反差，一面是美國富人社區依舊歌舞昇平，一面是有色人種聚居的‘隔都區’陷入水深火熱。”梁茂信指出，2000年以後，反對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一直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美國前任政府上台之後，將這種自由放任的政策推向一個新高度，使其在疫情防控方面幾乎無所作為。在此背景下，資源有限、處於社會邊緣的有色人種無力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不僅更易感染病毒，而且在美國經濟受到衝擊之後更難維繫正常生活，並由此衍生出各類社會犯罪問題。
事實上，美國少數族裔在疫情期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遠不止於此——
遭受欺凌。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比比皆是。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餘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紐約時報》網站直言：“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
面臨失業。《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稱，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佈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英國《衞報》評論稱，“最後被僱傭，最先被解僱”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
在接種疫苗問題中“被忽視”。美國疾控中心6月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在有族裔數據可查的至少接種過1劑新冠疫苗的美國人中，61%是白人，15%是拉美裔，9%是非洲裔。少數族裔接種疫苗的比例明顯低於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美媒指出，有資源的白人能夠跨地區儘早獲得疫苗，而少數族裔只能苦苦等待。
“疫情發生之後，美國出現的仇恨亞裔現象，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心理。而美國少數族裔在就醫、接種新冠疫苗、就業等方面遭遇的不平等現象，和他們在美國曆史上每次危機時刻面臨的狀況一樣——受衝擊最大的總是這些處在社會邊緣的弱勢羣體。”於留振説。
看不到改變的希望
從1865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規定奴隸制或強迫勞役不得在合眾國境內和管轄範圍內存在，到1964年美國通過《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為非法政策；從1963年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到2020年全美140多個城市舉行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活動。數百年間，反對種族歧視的抗爭從未停止，推動美國從法律制度層面做出了一些改變。然而時至今日，縱觀美國，種族主義沉痾遍地，甚至愈演愈烈。
“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接受外來移民的國家。種族多樣性並不一定會導致衝突。但是，不同種族在歷史上形成的恩怨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直到今天，奴隸制及其遺產仍然嚴重影響着美國社會，種族問題和種族主義也成為美國揮之不去的歷史包袱。”於留振指出，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發展得益於奴隸制以及對奴隸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壓迫和剝削，而白人是主要的受益羣體。不同種族之間的不同步發展，造成了彼此之間難以彌合的衝突。
梁茂信認為，美國種族歧視的根源在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從建國之初起，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種為白人中上層服務的種族等級制度，直到現在也未改變。儘管美國的奴隸制、種族隔離制度等先後被廢除，現有法律制度看似強調自由平等，但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體面，實際並不解決問題。
“事實上，在美國自由放任過火、政府幹預不足的治理模式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殘酷機制落實到人類社會中，必然會在職業結構、財富分配等各個領域產生不平衡性。這看似與美國政府無關，但其實正是社會制度的種種束縛，制約了少數族裔的發展。這是一種制度性歧視。如果不從社會制度上進行徹底變革，美國的種族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梁茂信説。
美媒發表的一份題為《致命的歧視——難以置信的壓迫鏈》的調查報告指出，一直存在的制度性種族歧視，在疫情期間造成包括非洲裔、亞裔和拉丁裔在內的美國有色人種比白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更高的慘劇。
報告指出，首先，美國教育和經濟體系長期不平等，致使多數有色人種無緣高薪工作，多為一線工人。一旦疫情襲來，他們更可能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並被感染；其次，數十年來，有色人種在美國遭受不平等的住房待遇，他們多聚居於擁擠的社區，往往無法或很難獲得健康和新鮮的食物，這使得居民易患有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臟病等疾病，更容易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再次，美國現行的環保政策以犧牲有色人種的利益為代價，他們的居住地附近多為化工廠，有害物質排放嚴重，當地居民易患癌症等疾病，進一步降低了對新冠病毒的抵抗力，而聯邦基金也無法提供支持，在疫情肆虐下，這些脆弱的社區因醫療條件缺乏而不堪一擊。報告引用專家的話説，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使有色人種成為“被忽視的羣體”，且“看不到改變的希望”。
查爾斯·布洛也在《美國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嗎》一文中指出，“美國的制度——就像它的刑事司法、教育和醫療系統——具有親白人/反黑人的偏見，而美國有非常多的人否認或維護這些偏見。”他認為，美國的種族主義已經演變，變得不那麼直言不諱了，但它並沒有因此而變弱，“這把刀被磨得更鋒利了”。
歷史創傷不可癒合
20世紀90年代，美國曆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曾在《美國的分裂》一書中，主張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互相融合，共同樹立全新的國民意識，找回往日的理想，避免“一個美國”意識的崩潰。如今看來，事與願違。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種族騷亂成為美國的一場噩夢，也讓世人看到種族歧視已經成為美國社會“不可承受之重”。
“種族之間的仇恨和敵視是種族主義給美國社會留下的巨大創傷，也是未來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於留振指出，2017年抗議者移除南部同盟紀念碑等行為可被視為美國內戰與重建的遺產在當代的一個迴響，讓人們看到美國社會由於種族問題所帶來的撕裂有多麼嚴重。
梁茂信指出，種族騷亂作為美國種族歧視的後遺症，自20世紀以來一直沒有消停。種族歧視給美國社會造成了不可抹去的創傷。令人擔憂的是，造成這種創傷的治理模式仍在美國延續。“直到現在，美國社會的資源分配格局仍然如同一個階梯，有色人種處於下層，他們儘管看似有選舉、發表言論的權利，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社會財富兩極化的格局成為一種常態性的社會問題。當社會矛盾加劇的時候，必然出現分裂，在這種分裂中，種族矛盾就會進一步凸顯。”
“歧視和仇恨一旦被散佈開來並播種到人心之中，清除起來十分困難。”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馮維江認為，種族歧視“濁浪排空”將給美國社會帶來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首先，種族歧視將削弱美國作為移民國家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降低全世界優秀人才到美國創業興業的意願，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力基礎造成侵蝕。其次，種族歧視可能讓美國的社會撕裂升級為國家分裂。近年來，因為貧富差距等原因造成的美國社會撕裂日益嚴重。在此背景下，種族歧視的強勢嵌入，可能為美國的“社會撕裂之火”添加產生永不熄滅之焰的特殊燃料，甚至將社會分裂擴大為國家分裂。第三，種族歧視可能加劇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和衝突。美國的種族歧視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積累並擴展開來，不僅對美國社會是持續的巨大傷害，還可能衝擊國際秩序，在全球範圍內引起震盪。
“美國一方面對外自稱‘自由世界’，另一方面卻始終難以根除國內的種族主義，出現了‘自由與奴役’的悖論，這將使其在國際上喪失道德影響力。作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美國應當帶頭反對種族主義，推動種族公正，而不是無端指責別國。”於留振説。
正如美國總統拜登自己所言，系統性種族歧視是美國靈魂上的污點。對美國來説，不論付出多少努力維護全球霸權，若其國內種族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所謂“人權衞士”“自由燈塔”的稱號只會是一種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