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輸麻將賽被罵 網友：簡直比國足還恥辱
大媽輸麻將賽被罵,網友：簡直比國足還恥辱,這羣平均年齡超過七十歲的大爺大媽，不是廣場舞和病榻上的標配，而是打“飛的”參加國際比賽的“民間雀聖”，他們真正在意的不是籌碼和計分器上的數字，甚至不是他們的年齡和社會角色，而是“活一把自己”。
劉興旺心頭一緊。
他掃了眼牌面：二三四萬、五六七萬、六七八萬，另有兩個萬字做將。此外，手上還握着一個四萬，一個五萬，只要再上一個六萬，這就是一手大牌——“清一色加一色三步高”。(一色三步高：和牌中，有一種花色三副依次遞增一個或兩個序數的順子，比如文中所説四五六萬、五六七萬、六七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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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前九局，劉興旺不管怎麼打，牌都不成形，幾乎一把沒和，每局結束就剩下搖頭。這是最後一局，他本來已經打算爛到底，竟然冒出了這樣的機會。
自己掐着倆“六萬”，另一個六萬早早地被人打出去，要想和牌，只能摸“絕張”，按照幾個對手的觀察和實力，是絕對不會放炮的。
“富貴險中求”，劉興旺沉住氣，不動聲色地摸了兩圈，眼看着別家相繼擺出了聽牌的架勢。牌要見底了，最後的機會，他抓起那張牌，自摸!
這是3月12日，第十八屆中國麻將牌王賽暨大師賽的賽場。作為競技麻將圈內縱橫十幾年的老江湖，“陝西競技麻將牌友聯誼會”副會長劉興旺用這把牌挽回了自己在麻將桌上的驕傲。
劉興旺和他的幾十位西安牌友，多年來南征北戰，在各項麻將競技賽事中斬金奪銀，而這些冠亞軍，多是頭髮花白的大爺大媽。
打心眼兒裏喜歡競技麻將，雖然不像電影中那些“賭神賭聖”，有着神乎其神的賭技，他們很在意賭桌和牌桌的區別，絕不涉賭，比籌碼更重要的是“和氣”。
在打麻將大多掛彩頭的當下，這也算一種修為，他們被坊間稱為“民間雀聖”。
“我還不相信了，一個麻將還能不會打”
74歲的劉興旺眼睛眯成一條縫，笑着跟對手説“你看你看，我本來都不想和了，偏偏給我和。”花白的眉毛舒展開，像一個搗蛋成功的頑童。
他掰着手指計算戰果，按照競技麻將的規則，“清一色”是24分，“一色三步高”16分，“絕張”4分，“自摸”1分，三家算起來，他一下就得了100多分。雖然不可能反敗為勝了，但足夠成為日後的談資。
3月8日，劉興旺和27位西安牌友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車。這支平均年齡七十歲的隊伍，要坐16個小時的火車到南昌參加國內最大規模的競技麻將比賽。
他們所在的卧鋪車廂，每一個小桌板上都擺滿了吃的，烙餅、燒雞、鵪鶉蛋、西紅柿、黃瓜、蘋果……大媽們嚼着餅，討論誰家的飯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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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旺拉開一罐啤酒舉過頭頂，大嗓門喊了一句“祝我們比賽取得好成績!”所有人都伸出胳膊碰杯。
乘務員經過，問大傢什麼事這麼開心。領隊王桂英説“我們要去參加麻將比賽。”她指着隊員們一個個介紹：“這是奧地利比賽的冠軍，這是世錦賽的亞軍，這是全國亞軍……”這些冠亞軍都是頭髮白了多半的大媽。
王桂英今年67歲，是“陝西競技麻將牌友聯誼會”的秘書長。十幾年來，她帶領這些被坊間稱為“民間雀聖”的牌友們南征北戰。
她的丈夫趙保國是第一批在西安推廣競技麻將的人。1990年，趙保國還沒有從西安國防系統老幹處退休，組織老年人在各地參加門球、象棋比賽，偶然接觸到了競技麻將。
“十億人民九億麻，還有一億是看家”。麻將在中國有深厚的羣眾基礎，不同地方的麻將有不同的打法，基本以“四組一對”為基礎，俗稱“推倒和”。
競技麻將在此基礎上細化規則，規定了包括“十三幺”“七小對”“邊張”等81個番種，不同番種對應相應的分值。比如“邊張”是1分，“十三幺”是88分。一把牌至少湊夠了8分才能和牌。另外還規定了從摸牌到出牌的思考時間不能多於10秒。更重要的，競技麻將不掛彩頭，練習和比賽都是用籌碼或者撲克牌記分。
趙保國喜歡上了競技麻將，“在這個過程中，要想盡辦法組織大番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還可以磨練性格。”他在西安老年體協辦了多屆競技麻將培訓班，2003年，成立了純民間組織“陝西競技麻將牌友聯誼會”，他當選為會長。“聯誼會”發展至今已有將近兩百名牌友。
1990年代，王桂英就跟丈夫學了競技麻將的規則，在一些小型比賽中做裁判。直到2000年，第一屆中國麻將牌王賽暨大師賽，她第一次作為運動員上場參賽。
“心情截然不同。”王桂英説，“當裁判按着規則來就行了，真正打起來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每次要舍牌的時候就特別為難。”這位前老幹部工作者一輩子急脾氣，快七十了，講起話來仍語速飛快。
“那場比賽我簡直成了炮手。”王桂英不服氣，“回家我就開始練，還不相信了，一個麻將還能不會打。”白天上班，每天晚上她一個人守着一桌麻將，一隻手拿着參考書對照，另一隻手扒拉着擺出不同的番種。“原來記番種都是紙面上的，只有親自擺牌才能加深印象。”
實戰多了，王桂英感受到了競技麻將的魅力，“打牌就像排兵佈陣，把牌從無序組成有序是一門藝術。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張牌是什麼，所以總也不會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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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退休，王桂英完全“陷進去了”，麻將成了她的“營生”。當時各省市組織麻將比賽互相發邀請函，“那會兒沒有快遞，都是寄掛號信。”王桂英兩口子幾乎每次都率領“聯誼會”牌友參賽。僅2006年一年，他們就外出比賽了六次。
王桂英的孫女今年五歲，從一歲開始把麻將當積木玩，剛識字就指着麻將牌的“紅中”説“中國的中。”
“上了賊船下不來了”
不出去比賽的時候，牌友們就在家裏以牌會友。
每週二是西安牌友們約定的活動日，他們從四面八方趕到市老幹部活動中心。一間五六十平米的屋子被十幾台自動麻將機塞得滿滿當當，東面牆上貼着一個紅色的“東”字提示風位，再往上拉了一條橫幅“倡導健康、科學、友好的麻將文化。”
72歲的田瑛每週二天一亮就起牀，包點小餛飩或者熬點粥盛在保温桶裏，梳洗整齊，拎上飯出門，一路走一路鍛鍊，大概四十分鐘到活動中心。幾十個牌友上午打一局，下午打一局，中午湊在一起互相嚐嚐手藝。
田瑛身材修長，白髮理成小卷，左手無名指戴一枚小巧的戒指，素色衣服上搭配紅馬甲之類的亮色點綴，講起話來慢條斯理，舉止間透露着年輕時的美麗優雅。2000年，她從航天系統退休。站在窗邊看院子裏的老人們成晌成晌拉家常，覺得沒什麼意思。
朋友拉她打競技麻將，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田瑛牌技不錯，2012年中日交流賽亞軍，2016年奧地利國際麻將比賽冠軍。這次出發去南昌的前一天，她還打出了32分的“混幺九”。(混幺九：由字牌和序數牌的一、九形成的組牌和將牌。比如三個一萬，三個九萬，三個一餅，三個西風，一對南風做將)牌友經常説她，“不和是不和，一和就是大牌。”
田瑛打牌有個習慣，起牌的時候不看牌，扣着沿桌邊擺一排，等13張抓齊了，一起翻開來看，她喜歡這種通觀的感覺。只要碼起來有某個大番種的模樣，她就會朝那個方向努力。
很多牌友在行牌過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誘惑，又怕打生牌給別家放和，所以選擇“短、平、快”的打法，湊夠8分馬上和牌。田瑛會一意孤行，冒着點炮的危險拼一把，她拼出過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時候特別有成就感，一整天都會心情愉悦。”田瑛説，競技麻將不掛彩頭，有些打慣休閒麻將的牌友剛接觸競技麻將覺得沒有刺激沒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幾乎沒人再打休閒麻將了，因為“太簡單了。”
閻文英學打牌的經歷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從西安科技大學退休，做了幾十年的地質系老師，常年帶着學生到處勘測。“突然就退休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心裏空落落的。”
閻文英十幾歲離家讀書，至今保留一口純正的河南鄉音。牌友們經常逗他，遠遠地模仿河南話衝他大喊“閻(四聲)老師”，他也不惱，慢悠悠走過來問一句“恁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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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學會了打麻將，閻文英的生活充實起來。“這個東西真上癮，一天不打真想打。”學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兩點開門，他中午吃了飯就去等着，“去的晚了就沒有座位了。”偶爾有事沒有占上座，心裏就着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兩把。
他有一套打牌的順口溜。“牌從門前過，不如摸一個”，所以不要輕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變換更多牌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所以單調將必須慎之又慎。
閻文英攢了一箱子打麻將得的獎狀，最輝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韓國參加世界麻將錦標賽：團體冠軍、個人第十名、單局最高分，他連着上了三次領獎台。
這次南昌的比賽，他打得“一塌糊塗”，快80歲的人了，“年齡不饒人，明顯感覺退步了，以前反應可靈活，現在都遲鈍了。”這話聽着悲傷，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過打麻將這事兒，上了賊船下不來啦。”
“坐着飛機出國打麻將”
火車上的牌手們一點也不像是要去參加比賽的緊張樣子，更不像一羣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們吃飽喝足了三三兩兩湊着聊天，一個個嗓門洪亮、中氣十足。
田瑛拿手機抓拍沿途的風景，綠油油的菜畦夾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發給兒子，歡喜的表情讓人想起出門春遊的小學生。
十幾年來到處參加比賽，習慣了出門遠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離。走到哪裏先打牌，後旅遊，玩夠了才回家。二十多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一個用老年手機，戴上老花鏡，拿起智能手機，照片、微信、朋友圈一個比一個玩得溜。
王桂英常説“貪玩的老人不會老”。
陝西團所有成員合影。2005年，世界麻將組織在北京成立。2007年，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參加了在四川舉行的首屆世界麻將錦標賽。競技麻將在世界範圍內培養了一批忠實擁躉。國外也開始舉辦各類麻將比賽，邀請中國選手參加。因為“陝西競技麻將牌友聯誼會”成績突出，名氣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請。西安牌友們也“坐着飛機出國打麻將”，他們的口號是“以牌會友，外加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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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牌友在國外的比賽中取得過不錯的成績：2012年中日交流對抗賽亞軍，第四屆麻將世錦賽團體冠軍、2016年奧地利公開賽冠軍、季軍。他們也有發揮不好的時候，2013年受邀參加法國麻將邀請賽僅獲得團體第四名;2014年，在法國舉辦的麻將歐錦賽上，他們遭遇了最嚴重的滑鐵盧。這次比賽，他們個人最好成績第30名，團體最好成績第37名。
雖有遺憾，她們也沒太在意，輸贏對她們來説遠沒有“玩得開心”更重要。萬沒想到還在返程的路上，網絡輿論攻擊已經如潮水裹挾了她們。
“丟中國人的臉。”“為什麼不讓我二姨去參加比賽。”“跟國足一個水平。”
回國後，面對接踵而至的媒體，大媽們委屈得直哭：“網友根本不懂競技麻將的規則就亂罵人”;“怎麼能拿我們跟國足比呢?國家花了多大的財力物力支持足球，我們出來比賽的錢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閻文英看得心寒，“麻將在國內官方的比賽中沒有一席之地，我們出國參加比賽也沒人重視，贏了是應該的，輸了卻一片罵聲。”
低落情緒持續了一陣子，媒體的報道和解釋收穫了部分體諒和理解。牌友們按捺不住牌癮，再次出發了。
“外國人雖然起步晚，但是他們一開始就是按規則學的，非常規範。”田瑛説。國外的選手很多是年輕人，頭腦靈活，牌技長進很快。他們的賽場特別安靜，只能聽到五個發音蹩腳的中文“吃、碰、槓、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參加中日麻將交流賽獲得亞軍。一名日本牌手親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別送給冠亞季軍。“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繡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緻。”
看到外國人對麻將的熱情，作為中國人，她從心底裏希望麻將能源遠流長，發揚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幹部活動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節過後第一次打牌的場景都讓王桂英感動。大冷的天，幾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過年家裏做的好吃的趕過來，互相一見面上來先擁抱，“那麼長時間沒見，都想得慌。”
對王桂英們來説，“聯誼會”的意義已經遠遠不只是牌搭子，而是點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這種不依附於日常生活的關係裏，他們玩笑、打鬧，甚至拋棄了年齡和社會角色，只有麻將、旅遊和快樂。
田瑛説，她打麻將以來，性格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她內向憂鬱，在各種各樣牌友的帶動下，她越來越開朗活躍，偶爾還搶着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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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祖籍山東，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到了蘭州，畢業分配進入航天系統做工程師。她先在北京中關村待了五年，之後隨單位搬遷到西安臨潼，在閉塞的廠區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帶大了一兒一女。
這次去南昌參賽，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國比賽，也全是自費，平均一次一萬多兩萬元。旁人議論他們為了打麻將花那麼多錢，田瑛説，“我們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輩子苦，該給國家和家庭奉獻的都奉獻了，現在還有點時間，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對此總結説，他們這支以離退休幹部為主要成員的隊伍，精神需求比物質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閻文英從北京礦業學院畢業，分配志願上，他寫着“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揹着行李捲，提着裝標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從1966年到1992年，他帶着學生在地質隊和礦上實習，走遍了祖國“大好河山”。
現在他跟着牌友們再次踏上征程。“一出來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煩心事都丟在腦後了。”多數地方對他來説都是故地重遊，“幾十年過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別不一樣的感覺。”
南昌的比賽，陝西隊集體牌運不順，團體和個人一個名次也沒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兩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緊了，一張也不給打。”或者“哎呀我不該給他點那個炮的”。
比賽結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車等在賓館門口，他們要分兩路去廬山和井岡山。4天后，他們會返回西安準備下一次征程了。這兩天，山西還有一場新的比賽在等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