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海往事：從太平手袋廠到"新出海四小龍"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遠川出海研究 ，作者：鄭鵬飛，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1999年，從台積電離職的張汝京和漢鼎亞太風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硅港”計劃，因此向港府提出了土地需求。但彼時正值香港雄心勃勃的“數碼港”計劃搖身一變，化身成了地產項目，於是出於對出現第二個“李澤楷”的擔憂，港府最終沒有同意撥地。

而斜道殺出的上海則完全是另外一種風格。上海不僅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還提供了首五年免税，其後五年税款減半的優惠條件，最終成功打動了張徐二人。於是項目落地上海，演變成為了如今的“中芯國際”。

時至今日，中芯國際不僅發展成為了全球前五大晶圓廠，同時也為上海帶來了半導體產業羣，帶動了本地一批高附加值製造業崗位的誕生。

不過面對錯過了這樣一個寶藏，香港官員似乎並沒有那麼惋惜。一位後來身居高位的香港官員在當時只是雲淡風輕地表示，“在一些需要使用大量土地、聘用人手少以及增值不太高的行業，本港的競爭條件確是稍為不利，因此尊重他們的決定。”

或許能夠認為半導體產業“增值不太高”的，也唯有香港一家。雖然香港和“亞洲四小龍”裏的其他成員一樣，都是通過參與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積累起了第一桶金，但香港可以背靠內地做轉口貿易和金融生意，憑藉第三產業就可以繼續保持繁榮。

畢竟在之前的1996年，廣義貿易業取代製造業成為了香港第一產業。在這樣的轉型之後，香港人均GDP依然在四小龍中保持領先到了21世紀。

並不具備香港獨特優勢的其餘“三小龍”，顯然離不開製造業。韓國為了讓產業鏈條持續向上攀升，祭出了OECD國家中的最高工作時長；新加坡也在“驚輸”獨特文化影響下，努力留住了第二產業；中國台灣也在此過程中，思考如何在價值鏈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在更早的1992年，時任台灣宏碁電腦董事長施振榮，就總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線理論：要增加企業的附加價值，絕不能久居曲線底部的組裝、製造位置；而需要往左端（研發、技術）或者右端（品牌、服務）位置邁進。

▲“微笑曲線”示意圖

而在彼時的海峽對岸，揹負着更多的人口、面臨着更大的發展壓力的中國大陸，同樣也需要加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通過發展來解決社會的各項問題。

在亞洲“四小龍”通過數十年發展，就趕上了發達工業國兩個世紀以來的領先身位之後，中國大陸產業帶也在這前後的數十年間，開啓了在全球價值鏈條上轟轟烈烈的進階之路。

儘管已經成長起來的經濟體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發展路徑，但如果不是家裏有礦，所有後來國家邁入已有的全球分工體系時，手中的唯一一張牌總會是——人口紅利。

1978年7月一個傍晚，行色匆匆的香港商人張子彌在東莞縣第二輕工業局領導的陪同下，走進了以鎮子命名的“太平服裝廠”。原籍上海的張子彌在確認了合作的興趣之後，拿了一些半成品配件，問時任業務負責人唐志平能不能比照樣品製作出來。

唐志平在接下之後，通宵和廠裏技術員將這個歐洲風格的手袋複製了出來，第二天早晨就送到了張子彌面前。張子彌看到後，對質量和效率非常滿意，當即決定合辦手袋廠。9月，太平手袋廠獲得了國家工商總局頒發的第一個牌照，編號為“粵字001”。

▲第一個樣版和按樣縫製的手袋。

太平手袋廠的正式開工生產，也意味着“三來一補”模式的正式誕生。而這一模式無疑是當時的最佳選項，在資本累積近乎於無的條件下，生產的設備、原材料和來樣都可以由外商提供，而且外商還能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

於是“三來一補”模式很快成為了沿海開放地區吸引外資的主要方式。1996年，太平手袋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得不宣告壽終正寢，但是在它身後的土地上，東莞外貿在此前一年達到歷史最高值，外向依存度（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達到了433.8%。

除了港商，台商和外資也先後開始向中國大陸進行投資。1995年諾基亞落子東莞，這也意味着外來資本投資的領域，也正逐步向電子通訊、五金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領域轉變。

於是在充足、廉價、高效的勞動人口，以及開放便利的政策加持之下，中國正在向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靠攏。

僅在深圳橫崗，到2003年仍保有562家“三來一補”企業，雖然已經比巔峯期減少了300家，但當年結匯仍然超過了5000萬美元。在全國的版圖上，中國到2010年已經為世界代工生產了68%的計算機、70%的手機、80%的空調以及65%的數碼相機。

而從更宏大的視野來看，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彼時正在一路飆升，2010年正式超越了美國，第一次登上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的位置。

▲中美日三國曆年工業增加值比較

然而人口紅利期終究有走向尾聲的一天，加上土地資源緊缺、能源緊張的因素，“三來一補”模式在2012年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回過頭來看，發展“三來一補”是開放初期的無奈之舉，畢竟這是在賣苦力的同時，還搭上了不可再生的資源和生態環境。

但人口紅利的兑現，讓無數原本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力，成為了全球生產鏈路中的一環；讓眾多沿海農業村鎮，一躍成為工業重鎮；也讓部分地區，培育出了一個不甚完美卻足夠齊全的產業集羣，這些都在為中國實體產業的下一次躍遷積蓄能量。 

當時間的車輪繼續向前行駛，原本在中國沿岸星星點點的代工廠，在長期的投入和集聚之後，儼然已經擴張成為了連接成片的產業帶。

在東莞，一小時交通圈內，可以通過大大小小的生產企業快速配齊一部手機95%的零部件；除此之外，包括晉江的體育器材、紹興的紡織製品、義烏的小商品……中國製造業在眾多等領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生產規模。附加值較高的家電產業同樣在此行列。

而在日後可以製造出全世界60%冰箱的中國製造業，其實直到1980年，才通過仿製日本三洋生產出了第一台電冰箱。白手起步的中國家電企業，最終不得不通過“技術換市場”的策略，出讓國內龐大市場和勞動力，來換取技術瓶頸的突破。

這一方針使得國內家電企業快速完成了先進技術的積累，並且逐步形成了龐大且完整的產業鏈條。

產業鏈集羣使得成本迅速降低。中國家電正是憑藉高性價比的“殺手鐧”，打開了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2011年，中國家電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大關。2012年，海爾收購日本三洋的冰箱業務——30年前的“學生”已經青出於藍。

而就在家電業產值破萬億的同一年，另一位產業鏈頂級玩家小米手機第一次出現在了公眾視野。在2011年8月16日小米第一場產品發佈會上，雷軍把手機的所有配置全部拆開並逐個科普，向台下觀眾提了一個問題：同樣配置小米賣多少錢？

台下有人喊了5000，小米最終定價：1999元。

▲小米首場發佈會現場

三週之後，小米的首次網上預定就賣出了30萬台，第二次又再次賣出10萬台。而彼時如日中天的蘋果iPhone4，首日的銷量也不過60萬部。通過對產業鏈的高效整合，小米以一己之力，結束了中國華強北山寨機的時代。

2014年，堪稱雷軍和小米手機的巔峯。那一年，小米憑藉着紅米系列的成功，在成立短短4年間就出貨超過6000萬台，傲居全球第三。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憑藉產業鏈紅利起家的小米，同樣也無法承受在供應鏈上出現任何差池。

2014年小米唯一的芯片供應商高通，受到中國“反壟斷”制裁，於是小米就必須為芯片的專利費用支付更高成本。而後小米又惹怒了三星半導體，於是雷軍不得不在2016年一個月內連飛四次韓國，親自道歉，這才解決了當時小米的交付難題。

除了容易在關鍵領域被卡脖子之外，依賴產業鏈紅利獲得競爭力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容易引發價格惡性競爭。

由於坐擁產業鏈優勢，因此中國廠家擴充產能的邊際成本極低。在家電領域，國內的空調產能至少有2億套，然而全球的家用空調需求僅有1.2億套左右，於是價格戰就成為一種常態。

因為沒有定價權只能維持着稀薄利潤，已經在價格戰中倍感疲倦的中國實體產業，在這一次意識到了研發端差異化競爭乃至趕超的重要性。

一批迸發出十足生命力的年輕科技型企業，即將在緩緩拉開的幕布後踏上產業舞台的中央。

1980年，汪滔出生在了浙江省杭州市。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教師的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對航模非常感興趣。2005年，李澤湘教授破格將汪滔招至自己研究生門下，並全力支持他研究飛控系統。

一年之後，汪滔創立了智翔科技，一邊繼續攻讀研究生課程，一邊在深圳不到20平米的倉庫內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數年後，這家公司會因名為“大疆”而被世人熟知。

2008年，汪滔利用一個在玩具身上得到的靈感，製作出一款能夠簡易操作的多旋翼自主飛行系統，並且成功研製出世界上第一款高精度雲台。而在影像板塊，合作方GoPro提出的合作堪稱苛刻，要求收取70%的利潤佔比。

這一次的經歷，讓汪滔認識到掌握核心技術的重要性。於是，汪滔提議大疆自主研發無人機所需的所有配件，並逐一申請專利，打造屬於自己的無人機產業鏈。大疆1.2萬名員工的一半，都由工程師組成。

最終在2013年，大疆成功研究出了第一代拍攝無人機“大疆精靈”。這個跨時代的無人機產品問世之後，一舉幫助大疆拿下了全球非專業無人機市場上70%的份額。

▲大疆初代“精靈”

2021年，大疆累積已經申請了4600多項專利。公司憑藉這些專利，位列全球國際專利申請排行榜第29位。

正是汪滔的深謀遠慮，讓未來大疆面臨美國的制裁時，美國竟一時發現自己竟無處下手，只能封鎖了自家軍隊的使用許可草草了事。

而在芯片領域，2016年成立的長江存儲則是由於初始技術來源於歐洲，幸運地避免了美國的制裁。作為信息產業的根基之一，長江存儲所在的存儲芯片領域，長期以來完全依賴於進口。

在組建僅僅六年之後的2022年，長江存儲就正式推出了232層三維閃存，第一次觸及國際領先水平。有了技術的支撐，長江存儲的全球市場份額也有希望在未來擴大到10%以上，幾乎成為了中國芯片企業突圍的典範。

和大疆一樣，長江存儲一路逆襲背後，同樣有賴於中國工程師紅利的兑現。整個芯片產業的迅速發展，除了中國大陸的培養人才行動之外，也有3000名芯片人才陸續回國的助力。

其實在過去，他們在中國本土的產業鏈中“英雄無用武之地”。畢竟那時簡單的生產鏈條，不足以消化每年數以萬計的理工科博士、碩士研究生們。

通過中國產業帶數十年如一日地不斷接力：從利用人口紅利做代工出口貿易，培育出了產業土壤；再到利用產業鏈紅利出海攻城略地，夯實了產業鏈基礎；中國不斷向上攀升的本土產業鏈條，最終為這些工程師們，提供了施展自才華的舞台。

從此中國產業帶再也未曾錯過之後的任何一個新興產業：在新能源領域，無論是光伏、儲能亦或是電動汽車，中國都位居前列；而互聯網領域中國也不逞多讓，在世界範圍內和美國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

然而已經邁過了重重山巒的中國，似乎仍然是那個疲於奔命的追趕者。在同一領域內，一次次後來居上的戲碼固然可喜，但仍不能與開拓新領域的興奮相提並論。直到數字化新出海時代的到來，產業“顛覆者”的身份似乎才姍姍來遲。

2007年，山東人許仰天從國際貿易專業畢業後，找到了一份在跨境服務諮詢公司的工作。但是很快他看到了跨境領域的“商機”。

最開始徐仰天通過開發網站SheInside（SHEIN原名），將國內批發的婚紗賣到海外。儘管利潤頗高，但很快徐仰天選擇將業務範圍擴大到受眾更廣的潮流女裝。2014年，為了加快擴張速度，許仰天將總部搬到了更靠近供應鏈的廣州番禺。

SHEIN始終沒有定格自己的風格，它的制勝點就在於就通過自有平台的前端鏈接用户，並且利用流量反饋，來決定庫存增減，實現潛在機會的最大化。於是很快，SHEIN就在海外年輕人中一炮而紅。

2021年5月，SHEIN第一次超越亞馬遜，成為美國應用商店裏下載量最高的購物App。此後，SHEIN幾乎一直穩居美國購物類應用程序的下載量首位。

SHEIN除了可以通過互聯網迅速錨定需求之外，還打造了數字化的生產端。最終SHEIN的生產交付週期達到了驚人的5到7天，比ZARA還快7天。

在ZARA每年“只能”上新約1.2萬款的背景下，SHEIN一年的SKU已經可以達到驚人的15萬個。SHEIN還沒上市，估值已經一度觸達了1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然超過了ZARA的母公司。

而就在往日歐美公司獨佔的時尚快消行業，在SHEIN的衝擊下已經開始鬆動的同時，一家中國公司也正同樣以互聯網算法為矛，在美國巨頭籠罩下的社交應用領域打下了自己的天地。

2015年，一家當時名為“今日頭條”的公司，開啓了全球化部署。而在這之前，公司創始人張一鳴已經堅持學習了多年英語，只為在工作中可以熟練地用英語交流。但連續的幾次產品出海嘗試之後，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直到Musical.ly的出現，局勢才豁然開朗。2017年，字節跳動將其收購至麾下，並在2018年正式與Tik Tok完成了合併。

在與字節跳動的算法引擎牽手後，Tik Tok通過精準識別用户內容喜好，以及積極培育平台的多元內容，最終可以滿足每一個用户的內容偏好。自此之後，TikTok的全球化擴張無比迅速，僅一年多時間，TikTok就首次成為了全球下載次數最多的非遊戲類應用。

根據預測，TikTok 2022年的廣告收入也將達到110億美元，這個數字將會超過競爭對手Twitter和Snapchat的廣告收入總和。

如果説電商出海是中國品牌走向世界的高速公路，那麼金融出海則是這條高速路的加油站。在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總額就已經達到6.3萬億美元，跨境支付成為了其中的重要一環。

在偶然一次得知跨境電商收款成本約佔銷售額的2%之後，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當時身為華爾街精英的陳宇捕捉到了商機。

2014年，陳宇連同合夥人在美國創立了PingPong，將目標瞄準了跨境支付賽道，並喊出了“更懂中國賣家”的口號。

早在2004年，美國支付公司PayPal就已經進入了中國。但那時被國外機構壟斷的收款市場，中國賣家往往需要支付高額的費率。

於是2016年，成立不久的PingPong金融，就迅速打出了“跨境支付手續費1%封頂”的口號，在跨境收款市場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彈。面對低費率競爭，美國支付巨頭PayPal被迫應戰，也很快調低手續費至1%。

而針對跨境貿易回款賬期長、資金週轉慢的第二個痛點。在2017年，PingPong發佈了一款新的支付產品——“光年”。只要電商平台出賬，PingPong就會顯示入賬，商户便可以即刻發起提現，可比全球的其他電商支付渠道提前3-7天拿到貨款。

截至2021年末，PingPong交易規模已超五千億人民幣，日交易峯值更是達5億美元以上。

可以説這一時期中國新出海企業，無論是基於互聯網而生的Tik Tok、PingPong，亦或是基於互聯網蒐集需求快速反饋的SHEIN，都天生帶有互聯網的基因，而他們的出海打法也可以被總結為：

先通過數字手段分析用户的需求，然後在供應鏈迅速匹配最合適的供給；最終體現了數字化和行業結合的能力。

而這一套打法，其實同樣被傳統出海賽道企業所採納，例如物流企業菜鳥。

在過去，中國跨境賣家因為訂單小且不具備穩定性，因此跨境物流需求都很難被及時滿足。但其實在一個較大的產業帶區域內，這些單一賣家們的分散需求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被整合成為一個體量更大的需求集合。

菜鳥所做的就是通過數字化能力，將這些零散物流需求收斂成為相對“標品”的需求集合，然後再匹配以頭程運輸、清關、倉庫運營、海外本地配送等物流服務，對跨境賣家的物流需求進行集約化的滿足。

除了在數字化打法之外，菜鳥在海外“硬”基建層面也正在下功夫。為了解決跨境物流環節複雜、節點連接效率低的問題，菜鳥建立了包括列日、香港、吉隆坡等多個物流核心節點。其中，列日站點整體規劃面積已逾20萬平方米。

這些節點可以集中化完成卸貨、清關、分揀乃至物流的逆向，最終反哺於菜鳥數字化跨境物流效率的進一步提升。

在國內其他快遞巨頭——例如順豐海外收入佔比僅有2％，京東物流的業務則基本在境內開展，菜鳥國際業務已經在2021年佔到了57％。2021年四季度，菜鳥日均服務跨境包裹量超500萬件，與幾大國際物流巨頭躋身同一梯隊。

▲菜鳥歐洲最大樞紐比利時列日eHub

SHEIN、Tik Tok、PingPong以及菜鳥四家出海企業，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了時尚快消、移動應用、跨境支付以及跨境物流四個細分賽道中的超級獨角獸。雖然它們均未上市，但它們的估值乃至對於各自所在行業顛覆的勢能，足夠令人們為之側目。

就如同半個世紀前，“亞洲四小龍”藉助西方製造業外遷的良機，實現了對眾多往日工業國的超越那樣——如今這四家年輕的中國出海企業，也同樣在利用數字化和行業結合帶來的新動能，正在對往日巨頭實現超越，或者開闢一條全新的競爭道路。

SHEIN、Tik Tok、PingPong和菜鳥，已經足以被人們稱之為“新出海四小龍”。

而“新出海四小龍”之所以能夠誕生，則是因為中國通過前三個階段的積累，在互聯網發展階段未落下風，並最終通過與更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鏈結合，立刻產生了更強的競爭力。

自此，中國產業帶終於完成了從人口紅利時期全球供應鏈的跟隨者，再到產業鏈和工程師紅利期的追趕者，最終到往日全球生產鏈條顛覆者的角色蜕變。

在這數十年間，第一代人口紅利期的貢獻者們依然老去，第二代的產業鏈紅利者們仍在努力趕上時代的步伐，第三代紅利期的工程師們正在迎接自己時代的到來，而新一代“新出海四小龍”的參與者們，依然在擘畫一張更大的藍圖。

當時間回到上世紀下半葉，在那時國際社會對於“開放促發展”幾乎沒有異議，但對於如何開放仍然不無爭議。

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西方主流觀點推崇“休克療法”式一步到位開放，而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更認可漸進式的開放節奏。

最終的實踐證明，東亞模式更勝一籌。

以“華盛頓共識”指導開放的東歐、拉美地區，因為未能妥善處理外部衝擊而陷入發展的停滯；亞洲“四小龍”則成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

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最終也為中國在未來在開放中的“摸着石頭過河”提供了範例。

眼下，全球化也正在遭到疫情、地緣、本土主義等因素的干擾，但最終代表着交流、融合的全球化道路，依然會在更長的時間線內向前發展。

而正像上一次亞洲“四小龍”為地區的後來者們指引了前進方向；這一次，中國的“新出海四小龍”們，或許也終會為中國乃至其他地區的實業家和出海者們，提供寶貴的藍本。

引用材料：

[1] “三來一補”企業的“功”與“過”，龍崗區統計信息網

[2] 三個故事 講述太平手袋廠的前世今生，鳳凰網

[3] 產業鏈外遷，中國能保住“世界工廠”的地位嗎？，三聯生活週刊

[4] GDP突破萬億，厲害的東莞回來了，證券時報

[5] 中國家電業邁入出海3.0時代：向“金字塔尖”衝刺，中國電子報

[6] 小米的八年往事，螞蟻評測

[7] 出海十年：新舊接力，黑馬崛起，霞光社

[8] PingPong的跨境支付之戰：“了不起的1%”和“光年”，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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