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年：還有這些“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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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9·11”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了20年。
20年來，曼哈頓下城區經歷了漫長的重建；紐約人目睹了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等重大歷史事件；美國打着“反恐”旗號發動戰爭，給當地居民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也給自己留下了鉅額開支。
“9·11”給美國人的生活帶來了哪些改變？紐約是如何在重建中重生的？美國反恐花了多少錢？
《國際金融報》推出“9·11襲擊二十週年”專題報道，試圖從多角度回顧這一歷史性災難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艱難“重塑”
“9·11”帶來的持續破壞遠比人們想象中的大。20年來，美國各方社會力量調動資源，對被摧毀的曼哈頓下城區進行重建。然而，即使到現在，這項工作也沒有完全完成。
20年來，紐約人目睹了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等歷史重大事件，也看到雙子塔曾經佇立的地面變成了紀念碑，與此同時，曾經高度金融化的下城區也開始了改變。《紐約時報》稱，“9·11”後，紐約變得不再以曼哈頓為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住宅，更加多樣化的商業，以及更多的人。
重建
有人説，一座城市是以最高的建築來定義的。
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高417米和415米，耗時10年在1973年建成，取代帝國大廈成為紐約市著名地標，20年前，轟然坍塌，2753人死亡。
災難發生後的幾個小時，時任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Giuliani)作出了重建承諾：“我們不僅要重建，我們還要比以前更強大。”四個月後，紐約新任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重申了這一承諾。
《紐約時報》稱，在一個“容易憤怒”的國家裏，城市重建是一個緩慢、蹣跚、多管齊下的過程。幾天後，與布隆伯格同時期的副市長丹·多克託羅夫(DanDoctoroff)接到任務，他説，當時所有人都傻眼了，紐約已經幾十年沒有制定過城市級的綜合規劃願景，甚至連個做PPT的人都找不到。
在早期階段，政府的多個計劃被擱淺。直到2002年，美國工人繼續在世貿中心廢墟中清除碎片和屍體。與此同時，各方對於如何重建下城區以及世貿中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計劃總是被打斷、擱置，隨之而來的是延期。儘管最初的計劃要求在2011年9月之前完成重建工作，但政治鬥爭、財務問題和相關各方之間的法律糾紛導致一再拖延。
20年來，紐約人不斷目睹了多個“史詩級”事件，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美股熔斷。紐約人等了又等——他們看到雙子塔曾經佇立的地面變成了紀念館。在參觀紀念館的時候，人們必定會意識到“9·11”給紐約造成了多大破壞。
整個世界的貿易中心，七座主體建築，連同為數百萬通勤者提供服務的PATH火車站全部被摧毀，重建車站也成了政客和工程師的主要話題。
從2004年到2016年，商業中心和交通樞紐項目Oculus竣工，Oculus在拉丁語裏意味着“眼睛”，它的建造願景是希望把流失的人口都拉回來，其鋼筋結構的翼形尖端伸向天空，造價不菲。
雖然Oculus被寄予厚望，但它因高成本和施工延誤而受到廣泛的批評，工期也因此拖延，比最初承諾的時間晚了10年，高達40億美元的造價比最初高了一倍，今天，Oculus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昂貴的火車站之一。
曼哈頓下城開發公司是引領重建工作的主要角色，按照該公司董事會成員卡爾韋斯·布羅德的説法，在遭遇襲擊之前，雙子塔所在的紐約下城區就已經發展了多年，重建比人們想象中要長的多。將通貨膨脹計算在內，重建的花費高達300億美元。
改變
修復傷疤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隨着時間推移，這場災難給城市產生的影響愈發深刻。
美媒指出，紐約下城區對於金融行業過分依賴，而“9·11”加速改變了這一格局。
“9·11”發生之前，世貿中心就已與紐約整體城市呈現隔絕的形態，世貿中心的主體建築由7座大樓組成，一期、二期大樓被稱為雙子塔，主要街道沒有端到端的連接，銀行和企業高度聚集，商業建築物空置率徘徊在25%左右。學者稱，這是大城市病的一種，即缺乏所謂的“經濟多樣性”。
《紐約時報》稱，“9·11”後，紐約變得不再以曼哈頓為中心，人們認識到曼哈頓下城的生存能力不僅僅取決於雙子塔所在的紀念碑和商業摩天大樓，摩天大樓逐漸讓位於更廣闊的，更具有流動性的社區。
“9·11”事件喪生人數達2753人，約40%從事金融業。金融服務提供商KBW總部從1984年開始就設立在雙子塔，該公司高級副總裁布魯斯·戈爾茨坦回憶，事發之後，KBW被迫搬遷到紐約中城區的臨時辦公室，與一同搬來的法國巴黎銀行、Wachtell、Lipton和RosenKatz律師事務所共享空間。
而到了年底，KBW的臨時辦公場所變成了永久性的，該公司並非孤軍奮戰，根據紐約市市中心聯盟的數據，2001年，曼哈頓市中心55%的寫字樓租户是金融和保險公司。今天，這個數字是30%。
短短几年時間裏，許多金融企業都從下城搬到了中城，一些調查受訪者表示，這種長期考量是出於對恐怖襲擊的擔憂。不過，這並沒有對下城造成長期損害。
事實上，早在90年代中期，紐約市政府就已將曼哈頓下城重新視為一個生活 工作區，在“9·11”事件發生後，政府吸取了以前的教訓，着手推進了地區的商業多樣性，隨着一波波創業公司的產生，新的租户到來了，科技、廣告和媒體公司紛紛湧向曼哈頓下城。
重生
根據一份城市報告，2001年，下城區有4500多名居民離開。
然而，下城區很快就吸引了一波新來者。受聯邦財政激勵措施的驅動，到了2005年，曼哈頓下城的人口增至43000多人，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25%，大多數新來的人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其中許多是襲擊發生後留在市中心的大型金融機構的僱員，他們住進了由辦公室改建而成的公寓，並帶動了周圍酒吧和餐館的發展。
往後的下城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膽、更忙碌。世貿中心一號樓和“9·11”紀念館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交通系統不僅重建而且升級，一座又一座新的豪華公寓大樓——包括一座由弗蘭克·蓋裏設計的76層建築拔地而起，那裏曾經是停車場、空置地和以前的商業用地。
根據《華爾街日報》對人口普查局數據的分析，曼哈頓下城的住宅也越來越多，自2000年以來，該地區的居住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據PropertyShark稱，自2003年以來，已有188處房產改建為公寓。
對於以摩天大樓為家的人來説，這裏逐漸變成了擁擠且嘈雜的地方，由於交通擁堵，曼哈頓下城現在的空氣質量和噪音問題堪憂，人們提倡將商業建築改造成住宅。
紐約市議員傑西卡·拉平(JessicaLappin)表示，推動該地區住宅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隨着越來越多的公司搬到市中心，人們喜歡步行上班，尤其是年輕的專業人士和千禧一代”。
“我們經歷了‘9·11’、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現在我們變得更加多樣化。”在世貿中心區域開設小型美容院的店主瑪麗安娜·巴爾迪(MarianaBaldi)説道，世貿中心不再只是華爾街的天堂，銀行家們可以在那裏理髮、打枱球和在酒吧喝自己的波旁威士忌，每一次災難都預示着重生。
心傷難愈
在恐怖分子駕駛被劫持的飛機撞擊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幾個小時後，房地產大亨、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唐納德·特朗普接受了紐約當地電視台的現場電話採訪。
恐襲發生時，特朗普正在看電視。看到報道後，他望向窗外，正好看到第二架飛機撞入世貿中心塔樓。
那一天，曾經擔任特朗普顧問的主持人馬庫斯問特朗普，“唐納德，在2000年你曾考慮過競選總統。如果你當時這樣做了，如果你成功了，你現在會做什麼？”
“我會採取非常、非常強硬的立場。”特朗普回答説，“必須對此採取強硬立場，這簡直不能容忍。”
此後數年，當選總統的特朗普提起那場震驚世人的災難時説：“那一天之後，不僅世界改變了，我們都改變了。”
然而，時間無法完美修復一場徹頭徹尾的心靈撕裂。
20年過去，“9·11”恐怖襲擊依舊在以不同的方式改變以及影響着美國人的生活。
永遠的“傷疤”
英國倫敦蓋思皇家聖湯瑪斯醫學院的魏思理以及他的同事在《英國醫學雜誌》一篇關於生物武器的文章中指出：“生物武器的目的是通過心理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引發恐懼、混亂和不確定感來造成破壞。”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造成肉體死傷的攻擊。
“‘9·11’事件對整個國家來説是一次集體創傷。”哈佛難民創傷項目(HPRT)創始主任、精神病學教授理查德F.莫利卡説，“我們都看到這一恐怖事件出現時，國家層面展現的脆弱性。”HPRT項目負責開展培訓和科學研究，併為衝突地區和經歷過自然災害的人提供精神衞生服務。
與許多災難不同，“9·11”是一個獨特的公共事件，這個事件出現在電視直播中，其攻擊目標，是人人熟知的地標性建築，受害者在當時進行着非常日常的活動，他們正在上班、走路，或者坐在那架撞擊大樓的飛機裏。
這樣直接而廣泛的強烈衝擊，導致襲擊事件中的倖存者、目擊者和救援人員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和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幾率增加。
在“9·11”襲擊發生後的三天內，蘭德調查研究小組便開始對美國各地的民眾進行民意調查，他們的調查結果令人擔憂：44%的人報告了一種或多種極端壓力症狀。而對於距離紐約市100英里以內的人來説，這一比例高達61%。
除了場地管理員，猶他州國民警衞隊中校摩根是第一個出現在現場的人。濃煙從大樓的一個巨大的缺口裏冒出來。他安撫了一位被嚇到目瞪口呆的場地管理員，攔住了一個想跑進去尋找她妹妹的女人。他看到可能和他一樣是中校的人，滿手血跡似乎已經沒了手指，把大樓裏的人抬出來，又重新走了進去。然後，摩根就看到牆倒塌了。“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當大樓裏的人有序地出來時，他將他們引導到高速公路立交橋的避難所。他把襯衫撕成條，為傷者包紮傷口。鮮血染紅了他綠色的B級制服，讓他沒有戴手套的手愈發粘稠。
“我並不擔心我會受傷或被殺，或者有人向我開槍。”摩根説。但當他開進當時位於米爾克里克的街區，看到童子軍在街道兩旁掛着美國國旗，他開始放聲哭泣。
摩根在2006年1月結束了他近35年的軍旅生涯。此後，侵入性想法開始持續困擾他。他會在睡夢中尖叫，不斷做噩夢，始終幻想同一種場景：與家人分開，有壞人出現，分開了自己與家人。
隨後，摩根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患有PTSD的人往往在經歷或目睹可怕的事件後難以恢復。這種病症可能會持續數月或數年，觸發因素可以帶回創傷的記憶，伴隨着強烈的情緒和身體反應。對於某些人來説，它永遠不會消失。
“9·11”恐襲發生時，16歲的克里斯蒂娜·洛薩諾正在上課，事發地距離她的高中僅8個街區。她記得學校大樓不斷搖晃，隨後樓體被碎片擊中。
她和同學正在回家的路上，此時,雙子塔中的一座塔倒塌。“我永遠不會忘記，每個人都在狂奔”。
在接下來的幾周和幾個月裏，洛薩諾難以入睡並且很容易受到驚嚇。任何一點噪音對於她而言都像“9·11”那天飛過的飛機一樣。她開始變得偏執、焦慮、懷疑自我，最終抑鬱。隨後，她在大學裏尋求幫助，進行治療。
作為“9·11”事件後的志願消防員，凱文·麥克斯韋(KevinMaxwell)花了7個月的時間執行搜救行動，他在進行疏通工作的同時，也在搜尋在襲擊中失聯的消防部門的朋友們。2011年，72歲的麥克斯韋退休，但他被診斷出患有哮喘、鼻竇炎和焦慮症——這是急救人員和“9·11”事件倖存者的常見疾病。
麥克斯韋是世界貿易中心健康計劃(WTCHP)的一員。在“9·11”事件之後，國會創建並資助了該計劃，以支付倖存者和急救人員持續的醫療護理費用。
在救援、恢復和清理行動中，超過9.1萬名工人和志願者暴露在一系列危險之中。到2021年3月，約有80785名工人和志願者參加了WTCHP。此項計劃展開的調查顯示，45%的項目參與者患有呼吸消化系統疾病；共有16%的人患有癌症；另有16%的人出現精神疾病。值得注意的是，3439名項目參與者現在已經死亡，遠遠超過在襲擊當天死亡的412名急救人員。
幾乎一半的參與者報告説，他們需要持續的心理健康護理來解決一系列心理問題，包括PTSD、焦慮、抑鬱和倖存者內疚。研究人員還發現，一些參與者的腦部掃描表明有早期痴呆症狀。此前一項研究就顯示，參與者的認知障礙發生率約為年長10-20歲人羣的兩倍。
自我護理“革命”
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公眾對PTSD的理解有限，心理創傷仍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
哈佛陳曾熙公共衞生學院精神病學流行病學教授卡雷斯坦·科寧説：“在早期，人們只想到退伍軍人會有PTSD”。“恐怖襲擊讓人們意識到創傷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這並不是自己的錯”。
“9·11”事件引發了該領域關於創傷受害者和治療者自我護理的“革命”。
“9·11”事件的發生表明，一些針對創傷受害者的治療弊大於利。一種未經測試但被認為具有治療作用的治療方法是“關鍵事件壓力彙報”，其中要求人們談論他們的經歷，通常要涉及非常詳細的細節。
莫利卡説：“再次訴説這些經歷激活了人們的高度情緒喚醒，隨後進行的所有研究表明，它實際上會產生PTSD和抑鬱症，導致人們患病。”
早在上世紀80年代，HPRT首先開發了哈佛創傷問卷，這是一種著名的心理健康評估工具。“‘9·11’事件的一個重大結果是，作為心理急救的一部分，關鍵事件壓力彙報的方式被摒棄掉了”。
“‘9·11’確實讓人們認識到研究有效治療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對治療的研究非常重要。”科寧説。
事實上，紐約民眾的適應力遠超許多專家的預測。
心理創傷學家驚訝地發現，在“9·11”之後不久，PTSD的發病率似乎急劇下降。波士頓大學公共衞生學院SandroGalea博士的團隊在“9·11”發生6個月後進行進一步研究時發現，曼哈頓居民中PTSD的發病率已降至1%以下，而那些更直接受影響的人的發病率也有所下降。
研究焦慮和恐慌相關疾病的心理學教授理查德·麥克納利認為，這表明很多心理學者此前“將普通的壓力反應(例如，失眠、憤怒、侵入性圖像)誤認為是PTSD的精神疾病”。這種誤讀強調，該領域需要更多地關注早期干預和預防患PTSD的可能性。
“9·11”之後，更多的學者進入該領域進行研究，科學界開始密切關注這種疾病。在這一領域工作的科寧説，作為基因組革命的一部分，對PTSD的遺傳學以及遺傳因素在塑造對創傷反應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正不斷增加。
“在‘9·11’事件之前，很多人並不認為PTSD確實存在，而‘9·11’使其成為合理的研究。”科寧説，她在2001年做博士後工作時，一直被勸阻從事創傷研究。但“9·11”事件刺激了更多基於生物學的研究，在當時，美國政府針對“9·11”相關科學研究進行了重大投資。
科寧説，在“9·11”事件之後所做的工作向公眾展示了災難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聯繫，為在新冠大流行期間更快地應對心理健康問題鋪平了道路。
反恐代價
2001年，舉世震驚的“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於同年10月7日發動了阿富汗戰爭。
兩年後，美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
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主體的兩大戰爭是20年來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核心。
但20年後，塔利班重新掌權，美軍匆忙徹底撤離阿富汗，全球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者JosephNye曾經説過，雖然“9·11”襲擊造成數千美國人死亡，但作為全球反恐的一部分，美國發起的無休止的戰爭代價更高。
昂貴的賬單
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研究小組近日發佈報告稱，“9·11”事件後長達20年的戰爭使美國損失大約8萬億美元，導致約90多萬人喪生。該項目負責人認為，美國社會將需要至少20年時間來償還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發動戰爭的代價。
這8萬億美元戰爭成本包括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上花費的2.3萬億美元、伊拉克和敍利亞的2.1萬億美元以及索馬里和非洲其他地區的3550億美元。
自2001年以來，美國在國內安全措施上又花費了1.1萬億美元，使國內外反恐戰爭的直接支出達到了5.8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
此外，數以萬計的美國士兵從外國戰區返回，到2050年，為這些退伍軍人提供殘疾和醫療服務的成本可能會超過2.2萬億美元，從而使戰爭的總經濟支出達到8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這8萬億美元不包括戰區人道主義援助和經濟發展所花費的資金，也沒有考慮未來將在大規模戰爭中產生的利息。
8萬億美元是什麼概念？研究戰爭經濟成本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教授LindaBilmes打了一個比方，10億美元鈔票相當於“自由女神像”的高度；1萬億美元鈔票疊起來比到外太空的距離還遠。
LindaBilmes表示，美國人之所以沒有感覺到戰爭的成本，是因為維持戰爭的資金來源是債務，而不是税收。她將這些戰爭稱為“信用卡戰爭”。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貸款利率一直處於歷史最低水平，這使得美國政府得以繼續為其海外戰爭提供資金。
如果貸款利率回到歷史平均水平，美國政府將不得不支付的利息，以及未來的醫療成本，將會大幅飆升。LindaBilmes擔心，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政府可能會拖欠美國退伍軍人的福利。
沉重的代價
美國打着“反恐”旗號發動的戰爭，給當地居民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也讓自身付出了慘痛代價。
“9·11”事件後，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喬治城大學的恐怖主義研究專家BruceHoffman指出，“9·11”襲擊後建立的龐大的反恐官僚機構是最大也是最持久的變化。例如，2010年《華盛頓郵報》的一項調查顯示，“9·11”以來，美國新成立或重組至少263個情報組織。約1271個政府機構以及1931個私人公司從事着與反恐、國土安全以及情報相關的業務，有85.4萬人擁有絕密級別授權，這相當於“三個五角大樓或22座美國國會大廈——大約1700萬平方英尺的空間。”
“但在確保和保護任何國家免受恐怖襲擊方面，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多少人員和機構才能稱得上足夠。正如上述數據所暗示的，美國可能對恐怖襲擊反應過度，製造冗餘或授予各種機構廣泛的權力。”BruceHoffman説。
此外，布朗大學的研究還顯示，反恐戰爭導致美國本土和交戰國家均出現基本政治權利受侵蝕的現象。美國政府在減税的同時通過借貸數萬億美元來負擔戰爭支出，或將繼續加劇美國社會的不平等。
目前，美國債台高築，國庫空虛。政府數據顯示，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在“9·11”時達到近5.7萬億美元，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6%，而目前美國公共債務總額達到近26萬億美元，佔2021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27%。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ofPolicyStudies)的國家優先項目負責人LindsayKoshgarian認為，美國在戰爭和反恐方面的20年投入，是以犧牲其他社會和經濟需求為代價的，這些需求包括應對氣候變化、教育和醫療保健。
用於軍事戰爭的資金本來能夠解決美國的許多問題，例如，用1.7萬億美元可以還清所有的學生債務，用4.5萬億美元讓整個電網的碳排放清零，還能夠向所有低收入國家提供新冠疫苗——最後這一項的費用甚至僅為250億美元，僅略高於五角大樓2020年為阿富汗戰爭提供的最後一年預算(200億美元)。
LindsayKoshgarian表示，如果把軍費預算重新分配到醫療和教育領域，許多美國人會支持削減軍事預算。現在，對於是否批准拜登提出的明年7150億美元軍費開支的請求，還是在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的情況下削減預算，政界人士存在嚴重分歧。
恐怖主義新常態
雖然20年來沒有發生過像“9·11”這樣規模的恐怖襲擊，但事實上恐怖主義的威脅從未完全消失。
2018年，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一份報告中估計，近20年反恐戰爭，全球活躍的恐怖組織數量卻增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高值，恐怖主義武裝人員數量為10萬-23萬，較2001年增加了270%。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今年6月的第二屆聯合國會員國反恐機構負責人高級別會議上指出，今年是“9·11”事件發生20週年，也是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通過15週年。儘管國際反恐合作取得重要進展，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世界依然面臨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敍利亞十分活躍，外國部隊撤出導致阿富汗安全形勢急劇惡化，“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和“東伊運”等恐怖勢力坐大生亂。單邊主義和霸權政治上升，導致反恐問題政治化、工具化，助長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和暴力因素的惡性循環。
BruceHoffman表示，今天的“基地”組織和“9·11”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他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本·拉登早就死了，“基地”組織的多位高級領導人都被殺害或抓獲。但“基地”組織所推崇的意識形態和動機和以往一樣強大。例如，現在被美國政府認定推崇薩拉菲聖戰(SalafiJihadi)理念的恐怖主義組織的數量是“9·11”時期的四倍。聯合國監督小組的最新報告指出，“基地”組織在非洲的發展暢通無阻，在敍利亞建立了據點，在阿富汗至少15個省都有基地組織的存在，並且與塔利班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瑞典隆德大學區域安全研究學者賽義德(AbdulSayed)指出，美國的確殺死了本·拉登，擊斃或俘獲了許多恐怖主義“名人”，但並未從根源上消除原教旨和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暴力的根源，“如果美國反恐戰爭的目標一如當初其政府和總統所宣佈的那樣，是結束國際恐怖主義，那隻能算是一場徹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