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警察為什麼這麼狠

職權大、下手狠、根基深、定罪難

“死在警察槍下，死了等於白死”

（一）

在美國碰上警察，一定要小心：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別説話也別亂動。否則，倒黴的一定不是警察。

這位老哥在自家小區的泳池邊曬太陽，一個便衣警察上來就要求他提供住在此地的證據。

這位小哥在自己的學生宿舍樓下準備去扔垃圾，警察上來用槍指着他，直到老師出現警察才離開。

連這位2歲的小女孩，在被美國警察用槍指着時，也舉起雙手最終下跪。

如果開車時被警察截停，一定要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

不要去找駕照！警察很可能認為你在找槍，他會立刻開槍。

也不要把手揣在兜裏，因為警察不知道你會掏出什麼來。

美國民間持槍數量約為4億支，比美國人口還多。這讓美國警察時刻感受到巨大壓力：他不知道對方會不會突然拔出槍來。

美國警察執法時，會習慣性先假定對方是敵人，結果導致警察對嫌犯使用暴力的程度，遠遠超過嫌犯的危險程度。

就像弗洛伊德，雙手被拷，身體已經癱軟，仍被警察跪壓了8分46秒。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反對警察暴力執法的聲浪；但另一邊，保守派政客卻在為警察鳴不平。

他們認為不該把矛頭指向整個警隊，因為有問題的只是個別警察。沒必要因為一個爛蘋果就扔掉整筐蘋果。

可如果真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美國平均每天都有3人死於警察之手這個事實。

警民關係緊張，不是一兩個市鎮，也不是一兩個州，而是整個美國的問題。

（二）

2014年，弗格森市警察打死黑人青年邁克•布朗，同樣引發全國抗議示威。

《華盛頓郵報》想做一則調查報道，看看每年被警察殺死的人有多少。

一開始，他們覺得這個數據應該很好找，去政府或者警務系統要數據就行了。可一問才發現，警局根本不留這樣的記錄，也不會上報自己殺了人。

記者從歷年媒體報道中找線索，統計死於警察之手的人數。他們的統計結果，與美國民間研究機構“警察暴力地圖”的數據一致：

2013-2019年，每年被警察殺死的普通人都超過了1000人。

死者中，黑人比例遠高於其他族裔。

值得注意的是，死者中有10%的人沒有攜帶武器，連一根棍子也沒有。

警察開槍，只是因為警察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而已。

上圖中，藍點表示每1000人的平均犯罪率，紅點表示每100萬人中被警察殺死的人數。

兩者並沒有任何正相關或負相關的關係，也就是説，警察暴力與當地犯罪率沒有必然聯繫。

警察暴力執法，並不是因為當地犯罪有多惡劣。還是前面那句話：警察開槍，只是因為警察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而已。

2019年，美國有 1098 人死於警察執法，平均每天殺死3人，遠高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英國警察全年只開過7次槍，澳大利亞每年只有5個平民死於警察之手。

上面日曆中的數字，就是2019年美國每天死於警察之手的人數。

大於3人為深紅色，白色代表0人。2019年全年，白色方格只有27個，也就是隻有27天，警察沒有殺人。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問題，為什麼這麼嚴重？

很多人以為，警察開槍，只需要打傷對方，或打掉對方武器，解除威脅即可。

其實不然。美國警察受到的訓練是“Shoot to Kill”，姑且翻為“射殺”——只要開槍，就一定要打要害。打一槍還不夠，一定要儘可能把子彈打完，確定對方死亡，而不是中途停下重新審視情況。

那什麼時候能開槍呢？警察得到的指示：只要覺得自己不安全，就可以開槍而不用負責。

為了“保護”自己，警察的裝備也越來越好，警隊不斷採購軍方淘汰下來的裝備。

在加拿大，警察部門被稱為“警務服務police service”，而美國則叫“警察部隊police force”，從用詞來看，定位明顯不同。

此外，美國警察的職權範圍也大得多，不論是交通還是緝毒，都可以管，這也給了他們濫用職權的機會。

“弗洛伊德”案件發酵後，國會民主黨尋求全面立法，希望推動對警察系統的監管和問責。

然而，美國警察暴力毒瘤由來已久，説割就能割嗎？

（三）

美國警察的前身，叫“Slave Patrols”，奴隸巡邏隊，18世紀初在美國南方建立，由白人志願者組成。

這些志願者大多來自白人社會的底層，任務非常清楚：

1) 抓捕和遣返逃跑的奴隸；

2) 時常恐嚇黑奴使得他們不敢造反；

3) 懲罰和規訓違反種植園主規定的奴隸。

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保護種植園主的土地和物品，控制那些“危險”的社會底層人民，包括黑人、移民和窮人。

到了1830年代，北方開始出現中央化和官僚化的“現代警察”制度，各個警局開始有了自己的規章制度。

這時候的警察，本質上是為政府服務的，但政府並不為人民服務，而是為極少數資本家服務。

所以，美國警察局從一開始，目的就不是專門針對治安，而是針對羣眾的。

美國警察需要配槍的邏輯，也來自過去鎮壓黑人羣體的需要，但配槍卻大大增加了警察濫用暴力的可能。一言不合就拔槍，美國警察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匪幫氣質。

這麼重要的歷史，卻被現代美國的犯罪學教科書有意無意地隱瞞，而隱瞞的危險在於，看不清楚警察體制的根基，就很難做到真正地改變。

現在的美國警察，主要分為聯邦和地方警察，聯邦和各州的警察分別行使聯邦和州所賦予的警察權力。

由於人口密度低，美國警察分工並不細，一警多能，什麼都得會，什麼都得管，美國警察就被賦予了較大的權力。而管理範圍不明確，又造成警察權力邊界外溢。

美國的警察、消防員、律師等行業，還呈現一家子都做的特點。

美國經常有一家好幾代人都做警察的情況，這就造成了警局內部相互包庇成風。

就算因態度惡劣或暴力執法遭到投訴甚至起訴，在警局的包庇縱容下，當事警察常常都能全身而退。

警局內部不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係，更像是幫會內的依附關係，上級要照顧小弟，不然就沒法領導大家了。

每個警局之上，還有個警察公會，這也是美國警察的強大靠山。

路透社梳理了美國多個主要城市制定的82種不同的警察合同細則後發現，各地工會為警察提供的“保護傘”，形式五花八門。

這82份合同中，將近一半允許被指控行為不當的警察在接受訊問前，可以查看完整的調查文件。有20個城市允許被指控的警察用取消病假來代替停職。

類似的“福利”數不勝數：17個城市規定了公民投訴警察的時限，9個城市不允許匿名投訴；至少50個城市的工會合同規定，調查警察不當行為的調查員，必須等待至少48小時才能訊問涉事警察。

大多數合同，都要求警察部門在一段時間後刪除警察的被懲戒記錄，有些僅在六個月後就被刪除，這使解僱一些具有暴行歷史的警務人員變得非常困難。

而一旦警察出了事，包括打死人，警察工會都會給他找律師幫他辯護；如果他觸犯眾怒，在當地警局待不下去，被開除後，工會還可以讓他到別的警局去工作。

然而，美國警察有剝奪公民生命的權力，卻沒有在公民生命受到威脅時為其提供保護的義務。這又是為什麼呢？

（四）

1975年3月16日凌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沃倫和塔利婭費羅發現住在樓下的道格拉斯女士家被匪徒破門而入，道格拉斯女士在孩子面前慘遭強姦。

沃倫和塔利婭費羅立刻撥打911報警，有4組巡警接案，並信誓旦旦馬上出警。沃倫和塔利婭費羅相信了911的保證，下樓幫助道格拉斯女士。

隨後的14個小時內，沒有一個警察出現。

三名女性被毆打和輪姦。

最後，三名女子將警察告上法庭。但是，法庭卻拒絕受理此案，理由是：警方的責任是保護廣義社會，而不是保護某一個具體的公民，所以在此案中，警察沒有法律義務保護他們三人。

三位受害者不服，繼續上訴。六年後，1981年，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以4:3的票數維持原判。同年，最高法院宣佈不受理此案上訴。

同類型的案子，在美國數不勝數。

2018年2月14日，佛羅里達州一所高中發生槍擊案，至少17人死亡。槍擊案發生時，學校外面就有四個警察，但是沒有一個警察衝進校園去保護學生。這樣的事情，美國人覺得很正常。

不是所有的警察都叫人民警察！

根據美國法律，警察只是對僱傭自己的政府部門有行政方面的義務，説直白點就是：警察只對政府負責，不對老百姓負責。

再直白點就是：警察沒有任何保護公民的義務。

這是美國最高法院1981年以來的一系列判例所定下的原則。

美國採用的是判例法，一個案子的法理解釋在未被推翻前就一直生效，而最高法院對於美國警察的權責對應就是靠一系列案例來維持的，因此推翻幾乎不可能。

於是，美國警察見死不救，就成了天經地義。

事實上，要在保護警察和維護治安之間找到平衡，很難。

如果傾向於保護警察，就不可避免讓他們有太多的權力，有權力就有濫用和誤用；但要是不給他們權力，又可能導致他們身陷危險。

兩相權衡，美國最高法院覺得還是應該優先保護警察，所以給了他們充分賦權。美國警察有滯留權、訊問權、搜查權、逮捕權。在特殊情況下，美國警察不經任何請示，就能逮捕嫌犯。

美國法律還賦予了警察極高的自衞權，當警察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可以採取“高人一級”的自衞方式，也就是比對方暴力等級高一級的暴力方式進行自衞。當不確定對方是什麼狀態的時候，就可以按最高方式處理。

那麼，一個手無寸鐵的路人被警察打死，起訴警察有用嗎？

（五）

事實上，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成本和代價很低。儘管警察每年會殺死很多人，但他們幾乎不會因為暴力行為而被指控。

2013年到2019年期間，99%的警察殺人事件，都以未被起訴而告終。

“弗洛伊德”案中，四名涉事警察被起訴，但明尼蘇達州總檢察長埃利森坦承，要給他們定罪，太難！

埃利森表示：“ 陪審團會偏袒警察，出現信譽糾紛的時候，陪審團更傾向信任警察，有些時候這種信任並不完全合理，也有很多條款使得警察免責。現實就是，就算警察觸犯法律，我們也很難定他們的罪。”

這一切，緣於警察的“豁免權”。這項豁免權由美國最高法院在1976年判定，給出豁免權的理由，簡單説就是：警察不應因善意執法而承擔責任。

在沒有明顯違反法律的情況下，這一條“豁免”原則，就能讓警察免遭起訴。這為接下來幾十年警察槍殺無辜路人鋪平了道路。

1989年，美國又出現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讓最高法院確立了警察使用武力的“客觀合理”原則。

1984年11月12日，糖尿病患者格雷厄姆使用胰島素後產生不良反應，朋友開車送他去便利店買橙汁。格雷厄姆走進商店後，見櫃枱前排着長隊，他不想排隊，迅速離開商店，回到朋友車上。

此時，夏洛特市的警官康納注意到格雷厄姆進出商店的速度異常之快，於是他跟着這輛車，在半英里外把它截停下來。

格雷厄姆還在忍受着胰島素反應的折磨，他坐在路邊，很快昏倒。

當他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被戴上手銬，臉朝下趴在人行道上。格雷厄姆想去掏錢包拿自己患有糖尿病的證明，警官卻把他的頭摁到兜帽裏，讓他閉嘴，並將他押入警車。

最後，康納確定格雷厄姆在便利店沒有犯罪，將他釋放，但格雷厄姆因警察暴力執法，身上多處受傷。

隨後，格雷厄姆指控康納過度使用武力、非法侵犯、非法拘禁，但被法院駁回。這直接導致此後發生的無數警察“使用武力”的案件引用該案的判決。

為什麼最高法院認為警察無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