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與彈共生”的老兵李景湖：“最可愛的人”，最深的沉默

那是兩顆小小的金屬物，筆筒狀、直上直下，大約有豇豆大小，顏色有些發黑。

2020年9月，兩顆彈頭被列入河北省高陽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的革命文物清單。在此之前，兩顆特殊的“文物”，曾經在李景湖的身體裏呆過六十多年。

13歲參軍的李景湖，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曾是魏巍的長篇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中，“通訊科長”的原型。

2020年9月2日，95歲的李景湖在北京病逝。9月4日，遺體火化後，北京市東郊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從骨灰裏發現兩顆彈頭，一枚在頭部，一枚在腰部。

兩顆彈頭“咣噹”落入托盤，這是一名老兵留給世界最後的聲音。

兩顆彈頭

大部分時候，李文新覺得自己對父親一無所知。沉默像一座山，隔開李景湖與家人，也隔開那些戎馬倥傯的日子。

直到兩顆彈頭的出現。

李景湖早年曾照過一次X光，“屁股附近亮閃閃的，我們都知道他身體裏有彈片。”李文新説。

人到暮年，家人發現李景湖經常無緣無故流口水，並老説自己頭疼。擔心父親患上腦梗，李文新將父親帶到醫院體檢。

父親做腦部CT時，李文新一直在門口坐着。沒有想到的是，穿着白大褂的醫生一個又一個的來，診斷結果還沒有音信。

“你父親是不是當過兵，曾經在戰場上受過傷？”一名醫生帶着李文新走到片子前，醫生説，李景湖的頭部有一顆金屬物，從各個角度來看，“像一顆子彈”。

誰也説不上來，這枚子彈是怎麼進入到李景湖右側大腦上方的，反覆檢查也只在左耳附近的骨頭上，發現一處擦傷。

得知這個消息，李景湖也只是“哦”的一聲。像過去的幾十年一樣，沒有提起自己戰場上的任何經歷。

父親是一個謎。李景湖的沉默裏，有崢嶸歲月的浮雲蒼狗，是不敢思憶、不堪回首。

一身戎裝的李景湖。 受訪者供圖

直到前年，李文新為父親辦復轉軍人登記，翻閲檔案才得知，父親在朝鮮戰場上獲得三等功。

《革命傷殘人員評殘檢評登記表》顯示，1953年7月，李景湖曾在朝鮮坪山南村戰鬥中負傷致殘。

父親頭上的子彈是不是來自朝鮮戰場？李文新依舊不得而知。

考慮到子彈已經留存多年，身體上並無大礙，家人沒有為李景湖準備開顱手術。

直至李景湖去世，彈頭才重回家人的視線。

火化之前，李文新的丈夫特意讓工作人員留神彈頭。但骨灰出來後才知道，第二顆彈頭出現在父親的腰部。

“我們可能這才知道，我爸爸經受了這麼多，他自己從來不跟任何人説。”李文新當場淚如雨下。

一份檔案

很少有人知道，魏巍的長篇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多次提到的“通訊科長”便是李景湖。

在朝鮮，擔任通訊科長的李景湖，陪同魏巍進行採訪，被寫進《擠垮它》，後收入通訊集《誰是最可愛的人》中。

李景湖的檔案袋，用黃色牛皮紙製成，厚達5釐米。

這是一個老兵一生的厚度。

李景湖的檔案。 受訪者供圖

第一份材料，可以追溯至1938年1月。那年，13歲的李景湖在河北高陽入伍，成為冀中軍區的一名通訊兵。

他來自華北平原一個貧苦的家庭。一家人靠兩台織布機為生。日寇大掃蕩時，經濟更是困難，曾經全家逃荒到外縣討飯，李景湖的妹妹被賣掉，代價是兩鬥紅糧。

在此之前，李景湖一直在村小讀書。他不算一個安分的學生，在學校裏曾經舉辦講習會宣傳抗日，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衞中華民族”的口號，告訴鄉民九一八事變的經過、日寇蹂躪東北父老的真相。

戰爭真實而殘酷。檔案裏的李景湖，有過多次死裏逃生的經歷。

1942年5月，日寇掃蕩冀中，李景湖所在的隊伍失散。遇到掃蕩的日偽軍，在田地裏伏着的李景湖被抓住。

身着制式服裝、手指細柔的李景湖自稱是農民，偽軍不信，拿槍托打他。從李景湖的口袋中，偽軍搜出一本記載着伙食帳的日記本。慌亂中，李景湖稱自己是小隊的司務長，隊伍已經不知去向，自己回家探望生病的父親。

之後，偽軍便將李景湖交給本地的聯絡員，最終被老家的村長以兩百元偽幣贖出。

另一次更為驚險。日軍使用包圍的方式大掃蕩，從大圈向內包，四面打槍，李景湖和戰友們朝着各個方向跑，都沒跑出去。

李景湖帶着兩個交通員向東衝到大鯉魚村口的時候，被日本人發現。交通員往西跑，李景湖則穿過一條街，鑽進一個衚衕，躲進了一户人家的廁所裏。

從廁所的牆縫裏望出去，漢奸領着日本人在衚衕裏端着刺刀來回走，越來越近。李景湖咬着牙，握着手榴彈，隨時準備同歸於盡。沒想到，日本人搜查十分鐘後便走開，最終死裏逃生。

1958年，李景湖因傷退役，同年填寫的《軍官退出現役申請報告表》中寫着，李景湖的健康狀況為：“頭疼”“右手及右腳各負傷一次，已殘疾。”

2020年9月，檔案錄入最後一份文件：死亡證明。

至此，一個跨越95年，名叫“李景湖”的檔案，將被永遠封存。

沉默如山

李景湖的身體，訴説着所經歷的一切。

兩顆子彈，一些彈片，無法用力的右手，走起路來略微往前歪着的身體，和有些拖沓的右腿，都是時間的見證。

晚年李景湖。 受訪者供圖

家人眼中的李景湖，是一個普通的父親，過着普通的生活，沉默寡言，“可以説是活在自己世界裏的一個人。”

離開戰場的戰士，往往會無所適從。在家人眼裏，李景湖的精氣神，似乎被永遠留在槍林彈雨中。

轉業後的李景湖，很少和家人交流，也很少合羣。在負責管理離休事務的劉徳昌印象中，李景湖腿腳還便利的時候，總是一個人急匆匆地走路。

長女李甦也回憶，父親是個特別愛走路的人，雖然受過傷，右腿走路不是很利落，但是每天都不閒着，颳風下雨都恨不得出去。

但是，李景湖每次都是一個人四處逛。李文新記得，父親一個人坐上公交車就走，也不知道去哪。冬天，還會一個人騎着車去釣魚。

生命的最後四年，護工杜師傅日夜看護着李景湖，老人沒有提過什麼要求，就連上廁所、喝水，也從來不會提出。

只要不問，李景湖很少開口，“就連電視聲音大了、小了，他都不説，如果電視放着他不喜歡看的節目，他就默默開始翻書。”杜師傅説。

杜師傅記得，自己剛去看護那陣，每到晚上，李景湖都睡不着覺，最開始吃藥，但是都不怎麼管用。晚上有時候會大喊大叫，聲音從三樓傳到一樓，還突然起身，想要出去，“安撫他，順着他的心意來，給他點瓜子嗑，慢慢就好了。”

這並不正常。在家人眼中，經歷過生死的李景湖，甚至是一個不知道疼的人。李文新記得，有一次，父親從藤椅上站起來的時候磕到桌角，“頭上開了好大一個口子，血嘩嘩地往外流，縫了7針。”

但是李景湖神色不變，像是感覺不到疼痛一樣，只在醫生為傷口消毒時悶哼一聲，身子有一點躲閃動作。

“叫我同志”

生活中的李景湖，並不是一個花錢的人：襪子縫縫補補，接待親戚只買一個餅。小時候，孩子的鉛筆，都要使到頭才給換新的。

李甦説，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家人，李景湖都有着嚴格而樸素的要求。

但李景湖並沒有什麼財產。錢上哪去了？家人問過，他從來不説。直到有一天，李景湖的一位老戰友打電話到家裏，大家這才知道，多年來，李景湖一直在給家庭困難的老戰友們寄錢。

李景湖體內取出的彈頭。 受訪者供圖

2003年，陳德昌開始負責離休老幹部的管理工作，逢年過節去慰問離休幹部時，在李景湖家提起打仗，老人總是很興奮。早些年，李景湖還經常去戰友家串門，“一個人跑到大興附近去。”

李景湖的心裏似乎總是放不下戰友。退休後，愛好讀書寫字的李景湖也沒閒着，還與幾位老戰友合寫關於抗日戰爭的歷史。

閒暇時，李景湖也在家看抗戰劇，一個人邊看邊嘟囔，“這和我們當年不一樣。”

2013年摔過一跤後，李景湖的身體每況愈下，時不時地犯糊塗，把窗户當成門，把女兒也認錯，坐在輪椅上，只能由別人推着出去玩。

但是，只要有人打着拍子，或者起個頭，李景湖就能唱起革命歌曲。團結湖公園的革命歌曲活動，總少不了他的身影。

今年6月，李景湖發燒入院，躺在病牀上還能一字不落地唱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

“大爺”，病牀前，杜師傅喊着李景湖。大多數時候，老人不作聲，有時候會專門糾正一下，“別叫我大爺，叫我同志。”

新京報記者 汪暢 實習生 黃可 編輯 王煜

校對 李立軍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