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印度、緬甸、錫蘭（如今的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在茂物會議上正式確定召開萬隆會議，並決定邀請中國參加。1955年1月15日，印尼總理代表五個發起國發出邀請函。中共中央敏鋭地意識到出席這次會議是中國儘快“走出去”的難得的機會，非常重要。經集體商榷後，周恩來接受了邀請並於2月10日覆電印尼總理。
萬隆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亞非國家自行舉辦，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大型國際會議，旨在反對殖民主義，促進亞非各國親善合作，增進睦鄰友好關係，因而受到亞非國家普遍積極響應。但是，萬隆會議為達到預期目的困難重重。在新中國成立五年多的時間裏，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只有十幾個。在參加萬隆會議的29個國家當中，和中國建交的只有6個，即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國和阿富汗，錫蘭同我國只有貿易關係。其餘22個國家，多數還同台灣國民黨當局有“外交”關係，而且有的國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國的影響或控制，同社會主義國家有對立情緒。
同一時期，美國正不遺餘力，企圖破壞會議。一方面，美國正在對中國進行封鎖，扶持並製造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妄想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緊急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美國要作兩手準備，亞非會議最好開不成，如果會議成功召開，則利用亞非各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意圖把萬隆會議變成譴責共產主義的論壇。
1955年4月11日中午，中國代表團首批工作人員在香港啓德機場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準備赴會。“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
巧合的是，緬甸總理吳努發出邀請，希望周恩來能提前經昆明赴仰光“休養”兩天，一起商議萬隆會議的提案。於是，代表團作出兵分兩路的決定：周恩來、陳毅帶隊從北京出發赴昆明，等待緬甸方面的專機；另一路人馬則按原計劃從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赴雅加達。周恩來因秘密更改了行程，才倖免於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此次暗殺。為了消除空難的影響，避免萬隆會議出現變故，周恩來思慮再三，不顧個人安危，迎難而上，決定儘快去參加萬隆會議。
1955年4月14日，周恩來一行乘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號”飛抵仰光。4月15日，周恩來在仰光同尼赫魯、納賽爾、吳努、范文同等領導人進行了會晤，商討了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的形式，為亞非會議奠定了良好基礎。其實早在赴萬隆會議之前，周恩來便審時度勢，研究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中國代表團制定了戰略總方針：爭取擴大世界統一和平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併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對外關係創造條件。同時，方案強調視會議實際情況隨機應變。這無疑是以柔克剛的正確策略。
4月18日上午，周恩來如期出席萬隆會議的開幕式現場。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周恩來不負眾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萬隆會議上彰顯了大國外交家的風範。他數次力挽狂瀾，倡導“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奠定了“團結、友誼、合作”這一萬隆精神的基調，打破了外交僵局，並有效地贏得了亞非國家的支持。
會議召開之初，各國總體上還是傾向於親善合作的，但好景不長，伊拉克發言人很快打破了這一和諧局面。他提出所謂的“共產主義威脅”“顛覆問題”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猛烈抨擊共產主義是“新殖民主義”，瞬間引起軒然大波。周恩來沉着冷靜，當機立斷，找準時機發表了演説。
他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緊張的會議氣氛有所緩和。周恩來擲地有聲，沒有避開他人攻擊共產主義的鋒芒，進一步圍繞着求同存異的方針闡釋着亞非國家合作的基礎。“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着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周恩來的機智應對，使得美國妄圖將萬隆會議變成一場意識形態大戰的陰謀徹底破產。“求同存異”為與會國提供了合作的基本準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各國代表間變得和善了，努力按照“求同存異”的方針去解決問題。
世界之大，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又是如此的矛盾重重。在1955年4月22日的政治委員會上，有的代表以種種理由反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概念和數目問題。但在周恩來看來，如果各國間能夠約定若干項共同原則，並且又能夠始終不渝地信守這些原則，世界和平是完全有保障的。為將各國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保障集體和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寫法和數目都是可以變通的。各國代表團經過反覆磋商，終於達成共識，制定並通過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並且寫進《亞非會議聯合公報》中，成為《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內容，從而加強了亞非國家間的團結。
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就台灣遺留問題和印尼僑胞雙重國籍問題也進行了妥善處理。許多與會國非常擔心遠東尤其是台灣地區的局勢，並對我國在台灣問題的立場上存在誤解。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和主權。周恩來在全體會議上耐心闡釋我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並明確表示不要求會議探討。“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不是立異的。”短短几天時間內，中國代表團積極同各國廣泛接觸，一視同仁，探討互相間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增進友誼，謀求合作，建立友好睦鄰關係。周恩來同印尼領導人經過平等協商，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舊時代遺留的難題，進一步增進了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
1955年4月24日，慶祝亞非會議成功的禮花在“花城”萬隆的上空綻放，這是國際和平力量的重大勝利。在中國古代，人們有一種理想的境界就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亞非會議期間，雖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但國家間能夠彼此諒解，積極合作，最終達成一致，使得會議圓滿成功。
參考資料：
熊華源：《從萬隆會議看周恩來和平外交思想的傳播與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吳志菲：《萬隆會議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始末》，《財經界》2015年第5期。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頁。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初心往事：一百個黨史故事》
王炳林主編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12月
編輯：孫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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