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之痛看中國新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難在何處？

　　在“宵禁”“第三波疫情”“第三次封國”等成為法國網絡熱搜詞的同時，關於“共和國價值憲章”（charter of republican values）的討論仍未結束。

　　2020年11月，在法國發生多起穆斯林極端分子實施的恐怖襲擊後，法國總統馬克龍向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CMCF）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所有成員兩個星期內必須表態認同一個“法蘭西共和國價值觀憲章”，並誓言結束“一切政治伊斯蘭行為”和“致力於結束任何外國干涉”。截至目前，在CMCF的8個組成團體中，仍有3個未簽署這一致力於“根除極端主義”的憲章。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0年9月25日，法國首都巴黎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襲擊發生於巴黎十一區的《查理週刊》總部原址附近。圖為襲擊事件現場戒備森嚴，法國防暴警察和憲兵持槍巡邏。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法國系列舉措旨在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

　　從2005年《查理週刊》系列恐襲案，到2020年教師薩繆爾·帕蒂（Samuel Paty）遭極端分子當街殘忍殺害，法國近年來已發生多起與宗教分裂主義密切相關的恐怖襲擊案件。馬克龍政府對此作出強力回應，除要求CMCF簽署上述憲章外，還着力於推動成立“忠於法蘭西”的伊瑪目委員會，並要求這類社團像醫師學會或律師協會那樣，培養法蘭西自己的穆斯林宗教領袖。

　　這些政策措施包括範圍廣泛的法案，旨在防止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擴散。例如，限制特定宗教搞家族學校，並對那些以宗教理由恐嚇公職人員的人給予更嚴厲的懲罰；頒佈新法律，給移民孩子一個身份證號碼，以確保他們上公立學校。違反法律的穆斯林父母可能面臨長達6個月的監禁及鉅額罰款；制定禁止共享個人信息的網絡傳播法，因為最近幾個恐怖襲擊案都源於社交媒體允許那些罪犯找到了受害者的身份信息。

　　事實上，相關項目已在進行中，預期在2021年第一季度末推出，但由於發生系列恐襲事件，馬克龍政府正加快這一政策。相關立法如獲通過，任何人以意識形態或宗教極端主義的名義，向公務員和公共服務提供者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背離法國的政教分離“世俗主義”價值觀，都將構成刑事犯罪。

　　去年10月以來，馬克龍針對整個伊斯蘭主義的聲討，嚴重惡化了法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但他仍頂着聯合國近一半會員國的“圍剿”，強行啓動“忠於法蘭西”計劃。這期間指責馬克龍的不僅是50多個伊斯蘭國家，還有那些標榜“平等、博愛”的西方基督教國家，如《愛爾蘭時報》説，“馬克龍幫助推動極右思潮進入歐洲的心臟”，美國《外交政策》批判稱，“馬克龍這個人並沒有在擔心伊斯蘭，他最擔心的還是勒龐……”《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等英文世界媒體的一系列評論，引發了馬克龍政府的強烈反彈。

　　資料圖：法國總統馬克龍

　　馬克龍表示，當我看到幾家報紙，價值觀本來跟我們一致，卻將這種暴力行為合法化，並説問題的核心在於法國是種族主義和仇視伊斯蘭教的時候，我不能不説，這些基本原則已經失去了。他甚至直接打電話給《紐約時報》媒體專欄作家本·斯密斯，指責英文媒體“使暴力行為合法化”，寧可做高高在上的精英“偏見”分析，沉迷於種族主義概念的分析，甚至表達對恐怖主義的根源探討，也不願意表達對他那陷入困境的共和國（法國）的團結，哪怕只是一瞬間。

　　長期以來，法國在歐洲與國際人權事務上有獨特地位，其擬定“分裂主義法”“忠於法蘭西”計劃，也是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的嘗試。雖然該舉措的具體模式仍有爭議，但其在反宗教極端化方面仍為各國提供了某種借鑑。

　　打擊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是世界性難題

　　新世紀以來，恐怖襲擊事件高頻發生且向全球蔓延。專家普遍認為，恐怖主義興起並非緣於不同文明間存在的差異，而是全球發展失衡、貧富差距懸殊、全球治理包容性不足。特別是長期處於貧窮和落後狀態的社會邊緣羣體，容易成為恐怖分子招攬和利用的目標。歐洲的暴恐襲擊與其難民潮、移民政策、中東外交等諸多歷史與現實問題相糾葛，近年面臨難以消弭的宗教極端主義的暴力威脅。

　　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具有的跨國性、網絡化等特點，使單個國家很難有效應對恐怖分子的襲擊。恐怖主義活動具有非對稱性的特點，意味着任何國家都難以預知恐怖威脅的主體是誰，何時何地將會發生何種恐怖襲擊，人們所能認知的只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和誘因。如果僅加以軍事打擊，而無視恐怖主義產生和蔓延的根源，不剷除滋生它的土壤，那麼恐怖活動只會有增無減、愈演愈烈。

　　全球化和現代國家的開放性為恐怖分子實施恐怖襲擊提供了極大便利，而追蹤其行跡則非常困難。即便歐美髮生的一些恐怖襲擊的嫌犯很多都在國家反恐部門的黑名單上，但是隻要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執法部門也無法對犯罪嫌疑人展開實質性行動。

　　資料圖：俄羅斯車臣共和國首府格羅茲尼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8日發生恐怖分子襲擊警察事件。圖片來源：ICphoto

　　此外，發達的媒體和世界的信息化為恐怖分子的聯絡、策劃、組織人員發動恐怖襲擊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支持。當前，網絡社交媒體使極端恐怖組織可以更便利地宣傳其意識形態、培訓恐怖分子並在短時間內影響到更大人羣。而媒體業的激烈競爭導致恐怖事件的大肆炒作和傳播，客觀上為恐怖主義擴大影響力起到為虎作倀的作用。

　　現代金融市場的複雜性和全球性為恐怖組織籌款、洗錢、分配活動經費提供了平台。而槍支氾濫為恐怖分子進行暴力襲擊提供了便利條件。政局動盪地區的武器氾濫、西方國家對槍支管理的寬鬆政策使恐怖分子可以很容易獲得發動襲擊的武器裝備。

　　宗教極端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給了恐怖主義“合法”的依據，由此後者成為前者極化且集中的體現。自中東變局發生以來，全球反恐已然進入歷史新階段。面對宗教極端主義全球泛起的現實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基於全球反恐需要，國際社會應注意多種手段並用，注重標本兼治，進一步加強反恐合作。

　　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應秉持統一標準

　　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尚無統一定義，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反恐問題上一貫堅持雙重標準，嚴重妨礙了國際社會的反恐進程，更是全球反恐成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把反恐問題工具化，既想消滅反美的國際恐怖勢力，又想利用其他國家的民族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牽制其他大國，還想借反恐之機推進其全球霸權。如美國對待俄羅斯車臣問題和中國“東突”問題的態度——如果侵害了美國利益，就謂之恐怖主義，而對損害他國利益的恐怖分子，卻常以人權、民主等藉口為其開脱，甚至提供庇護和資助。

　　從各國實踐來看，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已是各國打擊恐怖主義的主要方式。

　　美國國家反控中心主管的“恐怖分子身份數據處理環境”數據庫，不只是一份監控名單，更是美國政府認為已知的或潛在的全球恐怖分子的信息庫，將恐怖分子、涉嫌與恐怖活動有關係，或在某種情況下與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某種關聯的人羣分門別類收集儲存，根據此名單限制某些人進出美國或在境內搭乘客機旅行。

　　英國則採取多樣化反恐措施，涵蓋資金監控、移民資格審查、危險物品管理、航空和核工業安全等領域。其中頗具爭議的“控制令”包括電子竊聽、限制上網、限制使用電子通訊手段、禁止與他人見面、禁止夜間外出乃至完全禁止離開住處等措施。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0年1月7日，法國紀念《查理週刊》恐怖襲擊事件五週年。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法國2012年反恐法規定，如果一名法國公民在國外接受極端主義思想灌輸，即使他不是在法國本土長大，在法國也沒有違法行為，他也能因恐怖主義罪名被判處10年監禁和鉅額罰款。該法案規定執法部門可以對可疑分子進行電話監聽和分析其上網記錄。2016年，法國又宣佈要在全國12個大區設立“去極端化中心”，目的是要幫助受極端思想影響的本國公民重歸正常生活。

　　德國2015年通過了公民個人身份證件管理新規定，凡涉嫌威脅德國安全的宗教極端分子將被限制出境並沒收現有身份證，以防止他們與境外恐怖組織聯繫。

　　加拿大也不斷加大情報收集和共享的力度，預防恐怖事件的發生。其情報引領警務（Intelligence-led Policing）戰略使恐怖分子在實施恐怖行動之前就被瓦解，其注重對恐怖分子基礎信息的蒐集、分析、共享，及時啓動反恐預警機制，而不是坐等恐怖事件的發生。

　　沙特阿拉伯作為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去極端化”教化中心，對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員進行感化引導，提出迴歸“温和伊斯蘭”，並積極舉辦宗教與文明對話論壇等活動，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合作；同時譴責極端分子對伊斯蘭教義的錯誤解釋，鼓勵宗教包容。

　　中國在新疆的實踐與法國等西方國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遺憾的是，美西方媒體長期持續炒作所謂“中國在新疆拘禁逾100萬維吾爾人”等問題，完全是曲解和污衊。而事實上，中國在新疆的實踐和法國等西方國家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為了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而採取的積極探索，目的是防微杜漸、治病救人，最大程度地保障廣大人民羣眾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免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侵害。這也是一國政府對本國人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資料圖：在新疆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紡織工業園區服裝廠內，經過技術培訓的工人們熟練地縫製外褲。（圖文無關） 朱景朝 攝

　　一些國家和媒體口中所謂的新疆“再教育營”，其實是旨在消除極端主義的職業教培中心，且其學員也已全部結業，並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逐步找到工作。中國政府在新疆採取的有關措施與人權無關、與宗教無關，而是關乎打擊恐怖主義並防患於未然而採取的有效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正如2019年7月，俄羅斯、巴基斯坦等37國常駐日內瓦大使聯名致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和人權高專時所説，中國在新疆和其他地區成功探索出設立教培中心等預防性反恐舉措，將保護人權同打擊恐怖和暴力極端主義相結合，理應受到支持和讚賞。西方將教培中心稱為所謂“再教育營”完全是誣衊，新疆的反恐和去極端化經驗本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分享和借鑑。

　　恐怖主義既是動亂之源，也是發展不足的惡果。事實證明，消除恐怖主義不僅要消滅恐怖分子，更要剷除恐怖主義滋生的社會土壤。實現全球發展的平衡和綜合國家治理才是反恐的治本之策。人類確應超越社會制度、發展階段、文化傳統差異，在預防性反恐和去極端化問題上各國秉持統一標準，方有合作共贏之局。

　　（陳定定系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侯穎系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