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防戰略轉向
7月1日，澳大利亞國防部正式發佈了《澳大利亞2020國防戰略更新》與《澳大利亞部隊結構計劃》。在澳大利亞新版國防戰略中，其對當前的戰略環境與形勢進行了重新判斷。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警告稱，澳大利亞正面臨着自二戰以來從未見過的地區挑戰。他表示，印太地區是戰略競爭加劇的“震中”，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意味着雙方關係非常緊張，導致誤判甚至衝突的風險正在加劇。
莫里森在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發表演講時表示，將在未來10年投入2700億澳元研發與升級作戰能力，並將加強對印太地區的關注。澳大利亞國防新戰略為此制定了三大目標：塑造澳大利亞的戰略環境；阻止有損澳大利亞利益的行動；在必要時以可靠的軍事力量作出回應。
莫里森與國防部長雷諾茲都表示，此次新版國防戰略的發佈實際上意味着澳大利亞自二戰以來 “最重大的戰略調整”，而戰略調整的核心就是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澳大利亞新版國防戰略具有更強的進攻性，這意味着，其在戰略層面已經從主要為盟軍作戰準備防禦力量向在周邊地區實施常規威懾的角色轉變。
根據新的國防戰略目標，澳大利亞計劃組建一支規模更大、更具進攻能力的部隊。未來10年，澳大利亞將投入總計2700億澳元進行軍事採購與研發，它涵蓋了陸海空天網各個領域，而且武器裝備與系統的進攻性更加明顯。其中，包括耗資8億澳元向美國海軍購買AGM-158C遠程反艦導彈；投入93億澳元用於研發高速遠程武器；耗資50億-70億澳元採購一套使用高科技傳感器的大型水下監視系統；花費150億澳元用於網絡和信息戰能力；支出70億澳元用於提高太空能力，包括用於建設獨立衞星通信網絡。
澳大利亞國防戰略的調整有兩個基點愈加突出，一是通過提高自身軍事能力鞏固與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二是在印太地區對中國採取更加鮮明的遏制政策。
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亞軍事戰略的基石與核心，而澳大利亞也與日本一同被視為美國在太平洋的南北雙錨。因此，澳大利亞在政治與安全問題上，一直與美國同頻共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隨着印太戰略的提出，澳大利亞在這一戰略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戰略佈局的一個重要支點。
近年來，出於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以及滿足自身利益的需要，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抱以不友好的態度，甚至是惡意的解讀。2019年6月，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在名為《大國競爭時代的美澳同盟之未來》報告中，將中國實力的上升視為對印太地區的“挑戰”，認為中國正在“實際上和直接地改變地區力量格局”，“改變遊戲規則和行為標準，而很多規則及標準並不是美國和澳大利亞所能接受的。”
以這種敵視中國的思維方式為牽引，“遏華”成為美澳軍事同盟的共同目標。正因為此，澳大利亞近年來與美、日、印等國組成安全合作網絡，強化軍事聯盟，成為印太地區美國“遏華”的“急先鋒”和“馬前卒”。
澳大利亞正在以多種方式強化和鞏固新國防戰略提出的戰略目標。首先是加強區域內軍事聯盟的協同與合作。近年來，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已成為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一個重要聯盟對話機制。7月10日，美國彭博社報道稱，印度計劃首次邀請澳大利亞參加今年的“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
澳大利亞還有針對性地加強區域內的雙邊關係。2018年1月，澳大利亞總理訪問日本期間，兩國簽署了雙方軍事力量到訪協議，這是日本首次與別國簽訂到訪協議，將對日本自衞隊赴澳大利亞演習鋪平道路。澳大利亞媒體認為，此舉是澳大利亞對抗中國的重要措施。
其次是加強區域內戰略前沿支點的佈局與建設。澳大利亞非常重視在周邊太平洋島國選擇合適的地點設置戰略前沿支點。2018年9月，澳大利亞取得斐濟黑石軍事基地的修建權。按照雙方的合同，澳大利亞不但承包了該基地所有基礎設施的工程建設，還將派出軍事人員為斐濟軍隊提供專業培訓。兩個月後，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幾內亞就重建馬努斯島的郎布倫海軍基地達成協議，方便為美國和澳大利亞海軍進入南太平洋、南海海域提供前沿基地支持。
最後是加強區域內有針對性的軍事活動。按照澳大利亞的戰略規劃，從印度洋東北部到東南亞海上與大陸，再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周邊地區，是澳大利亞最直接的戰略利益區。因此，要阻止“戰略競爭對手”勢力進入這片範圍廣闊的太平洋區域。其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在南海地區的各類軍事活動。根據澳大利亞參議院委員會公佈的數據結果顯示，自2014年以來，澳大利亞海軍逐漸增加了在南海地區的活動，不但增加水面艦艇部署數量，還增多了在區域內軍事活動的頻次。據媒體報道，澳大利亞近日就派出5艘軍艦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與美國、日本開展聯合演練。
由此可見，以新版國防戰略為牽引，澳大利亞將以美澳軍事同盟為基礎，在南太平洋地區發揮自身的核心影響力，從而對亞太地區的整體安全形勢帶來不小的影響與衝擊。
（作者單位：空軍工程大學）
王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0年07月3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