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江：親身去測了一下新冠，才知道英國的數據有多不靠譜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卞江】
這段時間，在政府保經濟，鼓勵積極復工，多多去餐館吃飯，踴躍上酒吧的倡議下，英國新冠確診人數又開始攀升，且新確診的患者多為18-40歲的青壯年人羣。同時，隨着9月1日私立學校、9月7日公立學校復課，越來越多的英國中小學校也開始出現新冠確診案例。
我工作的地方是英格蘭西南一座小城，整個疫情期間情況較好。僅有少數確診案例。但隨着英國進一步解封，我女兒所在的學校這周也有一名高年級教師，由於出現疑似症狀而開始自我隔離。
面對這一疫情重新抬頭的情況，英國政府圍繞着所謂“測試與追蹤”（test and trace）原則，制定了幾乎所有的策略。簡單説來，這個原則強調，在降低新冠檢測門檻、提高檢測能力的前提下，儘量讓更多人接受新冠檢測，以求在最大限度內保證社會經濟正常運轉，降低全面封城的可能。
9月9日，鮑里斯還提出了“射月計劃”，即投入1000億英鎊，將英國日檢測能力提高至1000萬人次。同時還提出所謂“免疫通行證”計劃，讓檢測為陰性的人儘可能地“正常生活”。
英國政府在年初疫情剛爆發時，曾反覆強調不會走中國式的“嚴苛”抗疫道路。可是，無論是3月的全面封國，還是7月要求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再到現在的“測試與追蹤”計劃，以及未來的“免疫通行證”計劃，各項在英國對抗新冠疫情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政策，幾乎都是中國模式的翻版。
然而，這些政策能否真正幫助英國戰勝疫情，説到底還是與政府政策執行意志與能力，政府行政目的，國家治理能力，社會心態與民眾配合程度，以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密不可分。無論政府公佈的政策PPT有多好看，演講多麼平易近人，媒體討論多麼積極，意見如何多元，在新冠疫情面前，都能實打實地現出原形。
上週末，因為疫情在家悶了近八個月的我，帶着全家跑去附近空曠的達特摩爾國家公園放風。大人小孩爬山、趟水，玩得當然是不亦樂乎。但是可能因為野外風大，温度也低，晚上回到家之後，大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風寒感冒症狀。9月9日當天，內子上班前感覺有些低燒。為了謹慎起見，我們全家決定在家隔離，並開始預約新冠檢測。
也巧，正是在當日，由於全英大量民眾開始預約檢測，政府網站出現了技術問題，無法登錄預約。新聞中還提到，有不少人雖然刷出了預約頁面，但是由於系統出故障，他們竟被自動分配到了離家近百公里的檢測點。有些檢測點甚至還位於已宣佈封城的地點。
所幸，通過從一早開始不斷努力刷新頁面，我們在中午時分終於刷到了一個距家開車10分鐘左右的檢測點。英國新冠大規模檢測點分兩種，一種可以步行前往（walk through），另一種只能開車（drive through）。同時，並非所有檢測點都有醫護人員幫助取樣。絕大多數檢測點需要患者一切“自助”。我們家附近的檢測點便是這種開車前往的自助檢測點。
想要測新冠，首先需要通過政府網站的預約系統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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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除了要求登記姓名之外，還需要有一個手機號碼與電子郵箱，確保能夠及時與被檢測者取得聯繫。
之後，系統會要求你提供申請新冠檢測的原因。
按照目前的規定，僅有出現新冠症狀，或者與確診患者有低於1米親密接觸史的人員才需要接受檢測。英國政府強調，之所以現在如此安排，是因為希望儘量減少檢測系統的壓力，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至今為止，如果按照英格蘭公共衞生署公佈的三個新冠症狀（發燒超過38度；24小時內持續咳嗽超過3次，每次至少持續1小時；失去味覺或嗅覺）為標準，我們全家都不符合檢測標準。但是，為了安全起見，也本着對公眾負責的態度，我們還是“謊稱”出現新冠症狀，申請了檢測。
在過了這幾關之後，系統會詢問被測者是否能夠駕車，以便分配相應的最合適檢測地點。在所有信息登記完畢之後，系統會按照情況，以從近到遠的順序，為檢測者自動分配一組檢測點。
檢測者可以自主選擇檢測地點與時間段。每個時間段為半個小時。我預約了當天最早的時段：下午5點半。而當日最晚時段可以到晚上7點。總體説來，除了最初網站被流量壓垮的情況之外，整個預約過程還算比較順利。
當日晚上5點，我們全家開車前往檢測點。路上的車流已經與平日裏沒什麼兩樣了，甚至還有些許堵車。原本車行10分鐘的路程，那天一共花了近30分鐘。
臨時檢測點位於一個露天停車場內。停車場被分為兩半，大的一部分用作新冠臨時檢測點。剩下一小部分，仍舊留給社會車輛停放。
駛入檢測點時，門口的帳篷裏有4名穿着綠色反光服，沒戴口罩，除了遮光墨鏡之外沒有多餘保護措施的工作人員，其中3名坐在帳篷裏有説有笑，最後一位大哥則一身短打，帶着墨鏡，站在帳篷前的臨時指示牌後面。
一個指示牌上寫着：全程關閉車窗，不準下車。另一個指示牌上畫了兩個箭頭：停車左轉，新冠檢測右轉。
那個短打墨鏡哥則用手勢重複指示牌上箭頭的動作，並負責跟來車司機確認眼神。在眼神認定了我不是迷路亂入的車輛之後，讓我開車緩緩向右駛入檢測點。
檢測點所有建築都是臨時活動房或帳篷。在碩大的露天停車場，用橙色塑料路錐與警戒線拉出了行車路線。順着路線行進，到達了第一個集裝箱活動房前。
又有兩個墨鏡短打大哥恭候。這次，幾乎沒有任何眼神交流，兩位大哥就揮揮手，示意我繼續向前開。我才發現，這個停車場竟然還挺大。上了一個小坡之後，在兩位愜意短打大哥前約100米，有一個小帳篷，帳篷前站着個短打小哥。大約是因為有樹蔭庇護，小哥連墨鏡都沒戴。同樣，經過眼神交流，確認來意之後，我被指向了一片更加開闊的場地。這裏的集裝箱臨時房被分成了幾個並排的區域，分別標有“1島”、“2島”、“3島”，這估計是在檢測車輛多時，用作分流的安排。
在又一位小哥的指引下，我開車拐進了“2島”。至此，我在還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的情況下，已經見到了約摸近10個工作人員。全都是不戴口罩的年輕小哥哥小姐姐。
在這無聲的場景裏，開車緩緩經過塑料路錐、警戒線、帳篷與活動房搭建出來的場所時，竟然讓人萌生其了一種奇怪的神秘感。一時間，我甚至不知道接下來會出現在我面前的，究竟是看守外星飛船的黑衣人，還是車管所做車輛年檢的大叔。
當我莊嚴謹慎地轉入標着“2島”的帳篷後，我見到了第一位帶着醫用口罩的工作人員。這位看上去很可靠的大叔指揮我慢慢向前，停在了一個指定位置。
隨後，大叔出其不意地拿出了一張塑封A4紙，上面寫着：撥打XXX。
這突如其來的交流讓我措手不及。看過科幻電影《降臨》的朋友們，可以腦補電影中科學家與外星人舉牌交流的情形。此刻我的心情，説不清究竟是像那個急切想要跟外星人交流的地球科學家，還是更像那個被關在玻璃幕牆背後摸不着頭腦的外星人。
我拿起電話，撥通了大叔給的號碼。在電話接通前的那一瞬，我似乎體會到了少年時代見網友前的惴惴。電話響了一下就通了。這種明知是撥打公共服務電話，卻絲毫不需要漫長等待的感覺讓人感到有些不適應。
電話通了之後，先前那種見網友與見外星生命的感覺都消失了。電話另一頭的大哥就坐在我車左邊的活動房裏。同樣一身短打，沒有口罩。大哥和藹地跟我講，接下來的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問我有幾個人檢測。
大哥隨後讓我把乘客座位的車窗降下一條縫，從車窗縫裏扔進來三個深灰色快遞郵包似的塑料包，還有三張就像是隨手從盒子裏抽出來，然後疊得四四方方的紙巾。大哥電話裏指點我們，紙巾用來擤鼻涕，塑料包到下一個站點時工作人員會教你們怎麼用。
在與大叔大哥完成了外星接觸之後，我開車駛向下一個站點。在那裏，一個露天坐着的面善小姐姐又給我看了一張寫着電話號碼的紙牌。這次，接電話的人就是她自己。
電話裏，面善小姐姐耐心地又詢問了一遍有多少人檢測，強調了一下不能下車，隨後讓我拆開塑料包，把裏面的手冊翻到第六頁。上面給出瞭如何進行新冠採樣的圖解步驟。這時我才意識到，原來需要自己取樣。
我原本還擔心，自己取樣無法深入鼻腔。因為之前看到國內新冠檢測，醫護人員全副武裝，用棉籤在鼻腔深處掃刮，這樣才能取到最完整的樣本，確保檢測質量。但是，現在按照小姐姐指示，翻到手冊第六頁之後才發現，這裏檢測完全不需要鼻腔取樣。
這令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之前我還特意去了英國政府網站上確認，瞭解一下新冠檢測的具體步驟。上面給了一段如何進行自助新冠病毒檢測取樣的視頻。視頻明確表示，需要在鼻腔、口腔深處靠近扁桃體處都掃刮至少5次才能保證檢測準確度。
為了確保自己沒有理解錯誤，我又向小姐姐確認了一下。小姐姐再次面帶笑容地耐心解釋道，只需要口腔深處就夠了。不過記得不能碰到舌頭、不能碰到牙齒哦。加油！
於是，我先對着鏡子，自己臨時學習在不碰到口腔其它部位的情況下，用棉籤掃刮扁桃體的技術。完成在自己身上的操作，我把棉籤按照規定放入樣本瓶，再把樣本瓶放入樣本運輸塑料袋，最後把運輸塑料袋塞入外層保護袋。
之後，我開始給內子與女兒取樣。給內子取樣波瀾不驚，輕車熟路。但想要用棉籤給4歲娃娃掃喉嚨才是難上加難。最後，在威逼利誘下，用棉籤好不容易擠過娃娃門牙、舌頭的抵抗，最後短暫地掃到了扁桃體，往復三次之後才算勉強完成。
折騰了近10分鐘之後，自助取樣結束，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站點。期間整個檢測點除了我們，就只有另外一輛車在接受檢測。
最後這個站點有三個年輕工作人員把守。一個負責舉牌，一個負責接電話，用温暖和藹的聲音跟你聊天，指示你應該做些什麼，並耐心解答你所有問題。當你把樣本口袋封好，工作人員核對上面的條形碼，確認一切無誤之後，再有一位拿着樣本箱，舉到你車窗邊上。把樣本從車窗縫中丟入樣本箱後，整個自助檢測過程就結束了。
在出口處，還會有一位墨鏡短打大哥指示你應該朝那個方向走。當然，作為一個懂禮貌的文明人，你自然還會向大哥微笑點頭，全力向大哥説出Thank you的唇語。至此，這場新冠自助檢測的超現實體驗才算完滿結束。
檢測結果出來得很快。第二天晚上6點，我們全家就都收到了短信，確認陰性。但是短信中還説，你現在是陰性，但是如果你仍舊有症狀，記得自己在家隔離10天才能出去浪哦。
提高檢測能力，是英國政府從封城以來就不斷自我標榜的“功績”。記得之前每次新冠新聞通報會上，總會有“我們日檢測達到了多少多少”，“我們xx日之前會達到多少多少檢測量”的口號。然而，這次親身體驗了一下之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政府檢測量KPI背後的水有多深。
首先，在所有進行的檢測中，有大量樣本來自自助取樣。除了像我們這次開車前往固定檢測點之外，還有不少樣本通過郵寄，送到人們手中，被測者自行在家完成取樣，再將樣本寄回實驗室。如此取樣，很難保證樣本質量。至於有多少患者由於取樣不標準，而無法被檢測出來，則完全不得而知。
當然，這些並不是政府需要擔心的問題。在我得到的檢測報告中，委婉地表示，檢測結果就是參考，要是有症狀，最好還是自己隔離。
實際上，在保經濟抗疫的原則下，英國政府輕症居家隔離的態度始終未變。不同的是，在宣佈重啓經濟，鼓勵全民復工復學之後，檢測成為了恢復民眾信心的重要手段之一。換句話説，檢測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潛在患者，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讓更多的人回到工作崗位，恢復正常學習。難怪前段時間，同樣以保經濟為基本抗疫原則的瑞典，還責怪中國提供的試劑實在是太靈敏了。
自己在英國測過新冠之後，我才發現，除了美國那種為了選舉抹黑一切式的反智瘋狂之外，像英國、瑞典這類歐洲國家，對抗疫數據的制度性作假，也是阻止全球儘快戰勝新冠疫情的絆腳石。
其次，以我去過的檢測點為例，可以發現，英國政府為了推廣大規模檢測，僱傭了大量人員。早在5月，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就表示，為了推廣檢測，政府額外僱傭了17000餘名工作人員。這些人員均不屬於國家醫保（NHS）系統內的員工，而是大量的採用外包勞務。原本應當由NHS系統支配的資金，由此便流向了私營企業。除了檢測之外，包括手機追蹤軟件等整個“測試與追蹤”系統的大部分組件，都由政府拆分外包給私營企業。這也就等於在藉助疫情，變相深入推進NHS私有化進程。
實際上，此次疫情還幫助了政府推動許多西方“福利國家”核心部門私有化的進程。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英國政府公共部門的淨債務（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接近2萬億英鎊（19501億英鎊），佔國民生產總值（GDP）比重的100.9%。這也使得英國成為2019年來歐洲國家中，繼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後，第四個政府公共債務規模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
根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預測，2020至2021財政年間，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英國政府公共借貸可能會高達2984億英鎊，為上一財年借貸總額的5倍。僅5月份，政府部門借貸餘額便預計會高達552億英鎊，比去年同期整整高出496億英鎊。這也是自1993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月額。而這些政府借貸，絕大多數都流入了私營部門。
相比在促進市場回暖方面做出的一連串努力而言，英國政府真正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投入卻顯得頗為半心半意。特別是在一線醫護人員的保障與支持、抗疫必需防護物資的採購與配發、甚至是疫情期間公共衞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方面，更顯出了英國政府捉襟見肘的行政能力。至於早已大規模私有化了的社會養老部門，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擊。成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遺棄的一個社會羣體。
抗疫中資源分配極度不均，向大資本嚴重傾斜。這種資源分配背後的邏輯既不是效率，更非平等，而是一種17世紀以來便主導了英國政府行政邏輯的重商主義的再度浮現。
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裏，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推銷一種神話。在這種神話中，市場和國家往往被視為對立的兩極。市場存在一個自然與自發的秩序，不但能夠最有效地調配資源，也能通過看不見的手，協調公共利益。在這種秩序下，“公共”無非是所有個體的自由結合，其核心活動是個體間以自利為最終目標的自由交換。從這個意義出發，自由交換中自然生成了協調機制，公共利益則無非是個體在此機制的制約下所表現出的自發現象。
這次危機凸顯了許多名義上的“福利國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實際上，福利國家需要依靠一個有效的大政府來支持。但新自由主義卻更樂意見到一個置身事外的小政府。一面談自由，一面吹福利，本質上就相互矛盾，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英國以及一些歐洲“福利國家”，明修“福利國家”説辭棧道，暗度經濟高度自由主義化陳倉的真實面貌。危機到來之後，國家難以迅速調動資源，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社會危機；大量公共資源，特別是防疫物資遭到大量浪費，甚至在政府行政的“城堡”中不知所蹤；政府鉅額財政通過各類外包合同，“合法”地轉移到私人手裏；媒體難以發揮真正“監管”作用，並無法及時促使政府在抗疫政策上做出及時有益的調整。
削減政府財政支出；提倡小政府；推動公共服務私有化；強調媒體市場化，強調其作為“第四權力”的政治監管功能；這些在疫情出現之前，均是新自由主義國家觀的核心神話。然而，在這場全球性社會危機面前，所有這些以限制政府、提高“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為名，為推行私有化公共服務進程而精心編造的神話都被徹底打破。
也正是在這種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帶來的系統性的自我麻醉下，“福利國家”變為了有名無實的説辭。以公共衞生中的疾病控制為例，除了需要來自醫療教育系統中醫生、護士與生物醫藥等方面的科學工作者的貢獻之外，創造潔淨的城市與鄉村公共生活空間；確保水、空氣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適當地社會與自然條件的住房；在人民羣眾中推廣良好的個人衞生習慣；提供生存與勞動生產必要的醫療條件。這些都需要來自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整體有效的配合才能實現。
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方案，試圖通過對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激進的私有化，以及縮減政府體量的手段，強調“自由人”的“理性”選擇才是資源調配最優途徑，將各項公共服務細化、拆分、並最終轉讓給私人部門，這無疑是將本應通過公共服務整合在一起的現代國家再度“封建化”。
新冠疫情這個照妖鏡，打破了許多西方神話。神話崩塌之後，神話時代給我們打下的思想鋼印能否隨之消滅？這將是新冠元年之後，我們的必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