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日前，全球化智庫（CCG）名家對話系列邀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與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安妮·凱斯分析當下貧富差距與貧困的核心問題，探討如何應對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平等問題等。
安格斯·迪頓在對話中表示，各國需要把國內問題解決好，而不是在外尋找替罪羊。全球化使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不僅加劇了各國面臨的國內問題的嚴峻性，也加大了單個國家單獨解決國內問題的難度。解決貧困問題、貧富分化及不平等問題，需要各國出台切實舉措，也需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
安格斯·迪頓在對話中介紹，在世界各國中年人死亡率普遍下降的同時，美國中年人死亡率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上升，其中沒有本科學歷的美國人更有自殺驅動力。他的研究發現，美國死亡率上升主要有三點原因：自殺、吸食毒品過量和酗酒引起的肝臟問題，他稱之為“絕望的死亡”。有人將生活的困頓歸咎於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但並非所有發達國家都遭遇了相同的問題，因此還是國內社會及政策問題所致。
經濟全球化加快了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度，但經濟全球化也使一些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加大，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蔓延，更是加劇了這種不平等狀況。據報道，全球資產超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的數量在2021年達到創紀錄的2755人，幾乎比上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中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共724人。美國億萬富翁擁有總資產4.4萬億美元，比上年增加近1.5萬億美元。
新冠疫情令世界經濟陷入危機，導致美國失業人數激增，數百萬美國人勉強維持生計，但許多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公司，卻為其高層發放了金額遠超大多數美國人一輩子收入的獎金。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統計，目前美國大公司高層的平均收入是公司普通員工的320倍。從1978年到2019年，無專業技能的普通工人的工資上漲了14%，而公司總經理的工資上漲了1167%。疫情之下，公司高層大發橫財，而被解僱工人只能排隊領取食品救濟。公司領導和普通員工的不同命運暴露了美國社會存在的嚴重分歧。
中國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巨大的貧富分化孕育着仇恨的種子，全球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不僅是威脅社會安定的毒瘤，也如病毒般會在人羣間傳染蔓延。
過去三十多年間，新自由主義理念主導下經濟全球化獲得了高歌猛進式發展，然而經過國際金融危機和疫情衝擊，經濟全球化陷入低潮。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經濟全球化重啓再加速，需要注入人本全球化的視角，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關注更多人的幸福而非少數人的福祉，關注人的感受與需求而非只看重經濟發展數字。如果論及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啓發，越來越多人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應當是所有人尤其是為政者深刻理解的共識——不僅國家間、地區間如此，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不同羣體之間也是如此。
部分美國政客和輿論將美國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歸咎於全球化，認為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導致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大幅下降，大量穩定而優渥的工作崗位流失，中國從中獲益同時造成美國中下層的苦難”，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下產業鏈遷移是市場經濟下的正常現象，從全球比較視角出發，深度參與全球化且對中國市場依賴更大的德國，在一些美國已經衰落的生產性製造業領域仍佔據優勢。另一方面，特朗普正尋求捲土重來，面對中期選舉和連任壓力，在參眾兩院佔據微弱優勢的美國民主黨在中短期內對華強硬仍將持續。一再渲染這種論調，只會使美國民意對華友好度繼續降低，使中美關係緩和麪臨更為不利的輿論環境。
當前美國國內的情況再次表明，轉移問題並不會使問題消失，解決國內貧困問題、貧富分化及不平等問題等，需要各國以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修建、技術培訓及教育支持、收入及税收政策調整等惠及民生的政策舉措，切實滿足國內社會發展需要。
經濟危機和新冠疫情下，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嚴峻的國內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問題。中國脱貧攻堅已取得全面勝利，但也需要防止“脱貧再返貧”現象發生。總之，解決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大及不平等問題等是具有全球性、綜合性、系統性難題，需要世界各國及國內各界付諸更多勇氣、智慧與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