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明尼阿波立斯市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執法過程中死亡所引發的抗議浪潮在美國已持續數週，並波及到世界多個國家。美國發生的和平示威在多地伴隨着暴力事件。截至筆者寫作本文時，美國政府累計動員的國民警衞隊隊員人數已達74000人。
筆者去年8月底赴美國杜克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學習，此前完全沒有想到會成為這場歷史性事件的見證者。
5月30日，距離筆者居住地約半小時路程的北卡羅來納州首府羅利市爆發的抗議示威最終也演變為暴力事件。次日，筆者前往羅利市市中心。所到之處，隨處可見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縮寫，即黑人的命也是命）塗鴉。以及沿街店鋪被砸毀的門窗和散落的商品。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塗鴉 本文圖片均為作者供圖
筆者與其中一間快餐店的業主聊天，業主向筆者坦承前一晚除了門窗和桌椅被破壞以外，店內的酒品飲料也遭到了洗劫。業主表示雖然買了保險，但是一般來説因這類暴力事件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是不賠付的。此外，筆者注意到當地社區志願者自發組織起來幫助沿街店鋪門窗釘木板、清理地面，不少人主動前來向受損的業者表示支持和鼓勵。
被破壞的商店
不可否認種族問題是此次事件爆發的關鍵因素，美國多地也藉此契機開始推動警務改革。而筆者在美國期間作為警察真人秀節目——“直擊追捕現場”（Live PD）節目的忠實觀眾，希望結合個人經歷，從警察執法的角度探求問題的原因。在我們認識到結構性因素髮揮作用的同時，從中觀和微觀的層面去考察這個問題具體的制度和情境因素，或許能獲得不同的發現。
幫助業者進行清理的志願者
時移世易，警察不應再是冷酷無情的執法者
弗洛伊德事件使美國警察執法問題再次引發公眾關注。因警察對非裔的暴力執法而引發大規模抗議，甚至騷亂，一般認為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羅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199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的非裔青年羅德尼·金駕車被警察叫停，在隨後的執法過程中遭到警察毆打。整個過程被目擊者利用攝像機全程記錄了下來，此後引發軒然大波，並最終導致1992年洛杉磯種族騷亂的發生。
此後，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比如2009年非裔青年奧斯卡.格蘭特（Oscar Grant）與人發生衝突，白人警察在上手銬過程中槍殺了格蘭特。2012年非裔高中生特雷沃恩·馬丁被白人社區看守人喬治·齊默曼槍殺。當時輿論認為齊默曼沒有執法權，同時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開槍的行為不正當。但是最後法院根據“不退讓法”宣判齊默曼無罪，從而使得這一事件引發巨大爭議。
以上種種反映了類似的執法事件已經成為了一個及其敏感的社會問題。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普及往往可以使得事件在短時間內引發巨大的擴散效應。公共媒體往往也願意將這類事件作為能夠引發重大社會關注的題材大肆報道。這給事件發生後的執法和司法審判都造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筆者在今年年初參與了杜克大學警察局舉辦的“學生警校”項目。期間授課的警官比較全面地向學員介紹了警察執法的規則和內容，比如憲法第四修正案、第五修正案賦予個人在接受警察執法中的基本權利、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此即國內讀者也很熟悉的警察在執法時的金句：“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等等。
活動中為了寓教於樂，警校還讓學員模擬交通執法、刑事案件審訊以及家庭暴力執法等一系列執法過程。印象深刻的是筆者在模擬警察接到家庭暴力報警前往現場執法的過程中，因為一個不經意的將手搭在槍套上的動作，就被一旁觀察的警察打斷，表示這一動作根據法律是不被允許的。可見美國法律對於警察執法的要求還是比較細緻的。
除了執法模擬和知識講解以外，警官們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從業經歷和感受。一位從業多年的警官就表示，20年前當他剛剛從警的時候，所接受的教育是警察作為執法者需要冷酷無情，不能夾雜個人情緒。但是今天社會輿論對警察執法的壓力很大。現在的執法者必須要比以往表現更多的同情心。
由此可見，美國警察日常執法過程中面臨的環境是相對複雜的。即便是一個普通的交通違章事件也可能升級為槍戰、襲警、藏毒等惡性犯罪事件，特別對於在治安情況複雜社區工作的警察而言。緊張情緒使得警察有時難以控制自己執法過程中的行為，從而導致過激反應的發生。
Vice新聞有關芝加哥暴力犯罪問題的報道中，一名前警官就表示如今的執法環境與以往相比更加糟糕，警察執法過程中面臨的限制越來越多，稍一不慎就會丟掉工作甚至面臨更嚴重的後果。各種文書工作也使不少警察感到不堪重負。這一現象的結果就是警察執法的積極性大幅下降，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會惡化治安本就糟糕的社區的安全狀況。
種族問題難解，警察與非裔陷入惡性循環
而在種族問題的視角下，警察與非裔社區之間難以建立互信是類似過度執法引發騷亂時有發生的重要原因。由於非裔長期所受的系統性壓迫使他們整體上在就業、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不及白人，外加產業轉移等因素的影響，失業率上升導致不少非裔社區的犯罪率水平普遍高於白人、亞裔等社區。
由於美國的地方自治傳統，地方警局、消防、公立學校等公共服務都依賴地方納税人的税收支持。如果社區居民的整體經濟收入水平低，無法供養足夠的公共服務人員，勢必會使犯罪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的結果則是高收入人羣和投資的流失，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作用下，有限的執法者面對高度危險的環境難以應付，難以對所服務的社區居民產生信任感。而社區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相信執法者能夠為社區帶來真正的安全，居民認為自己是整個體系的受害者。一些經濟落後地區的警察為了維持警局的正常運營，甚至需要通過頻繁的釣魚執法以及過度執法所取得的罰款或保釋金等收入來維持當地執法部門的開支，以致於派生出了警察-律師-法院共同從中獲利的產業鏈條。
在這樣信任缺位的情況下，諸如白人執法者對非裔嫌疑人這種標籤化的事件就會極易引起族裔矛盾的爆發。例如，《華盛頓郵報》一篇有關弗格森案的文章中提到了一個有關城市執法部門罰款收入與破案率關係的研究。基於美國6000多個城市的財政和犯罪數據，研究最後發現如果一個城市的警察局收入中罰款部分的佔比越高，這個城市的財產以及暴力犯罪的破案率就越低。研究者認為，究其原因，當一個城市警力有限的情況下，當地警方為了維持運轉往往被迫將有限的警力投入到罰款徵收上，自然會使得投入案件調查和偵破的警力減少。這必然會影響當地社區對執法部門和政府的信任，從而導致他們傾向於不和當局合作。如果面對的社區中少數族裔的比重較高的話，這一問題將會更加突出。
總的來説，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抗爭確實折射了美國的種族問題。雖然民權運動以來美國政府通過“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從立法和制度層面基本上消除了公共系統對非裔的歧視。然而系統性歧視的問題仍然存在，針對非裔、拉美裔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的隱形歧視依然難以消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演講中也表示，弗洛伊德之死是響徹美國的“警鐘”，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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