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晉楚爭霸，齊秦強勢，四大主要勢力逐鹿中原，其他如鄭、宋這樣的小國，只能憑着自己的政治嗅覺選邊站隊。在此棋局中一步走錯，大國將霸權不在，小國則國破民亡。
對於大國來説，內政是外交的基礎，外交則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其內部穩定，才是立國之本；對於小國來説，其生存與發展皆存依賴，即無論是防禦還是擴張，都在大國嚴格監視和控制之下。
特別像鄭、宋這種本身實力有限、又身處晉楚爭霸漩渦中心的小國，稍有不慎，將會受到毀滅性打擊。固其對外政策更需要智慧和理性，才能為本國謀得生存空間。
鄭國堅持“實用主義”，遵循“唯強是從”的對外策略
鄭國只有“三流諸侯國”的實力，還處在晉楚爭霸“風暴中心”的尷尬境地。因此，鄭國子駟就曾感嘆“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弱國無外交，軍事上拿不回來的安全與尊嚴，不能指望用盟約和辭令要到手。其實在外交上可供鄭國選擇的餘地很小，子駟所謂的“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也不過只能為鄭國在晉楚之間的搖擺得到道義上的支撐，鄭國的對外策略依然不是由鄭國決定的，而是由晉楚爭霸的結果決定的。
晉楚爭霸
在晉楚激烈的爭霸中，鄭國總是處於一種“被侵擾”的狀態。形勢比人強，鄭國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讓晉楚絕不能容忍鄭國完全落入對方手中，鄭國也只能採取“隨風倒”的策略。正所謂“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判乍服，唯強是從”，鄭國正是以這樣的態度來換取生存的空間。
鄭國有識之士也非常清楚鄭國的處境，如子產所嘆“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更糟糕的是，鄭國這種反覆、無信的對外政策又會增加晉楚的不信任之感，從而加劇鄭國處境之惡劣。
所以，鄭國的“左右逢源”也就意味着“左右得罪”，當鄭國地理位置越關鍵時，得罪另一霸主的代價就越高，特別是在晉楚發生強弱相對轉換的時候，如“城濮之戰”後，晉國實力佔據上風，原本追隨楚國的鄭國非常恐懼，向晉國請降，晉國雖然准許鄭國參加會盟，但在兩年後還是興兵伐鄭，鄭國差一點就亡了國。
楚莊王繼位後，爭霸優勢又向楚國傾斜，鄭國再次面臨艱難的選擇。正所謂“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鄭國很快被迫捲入晉楚新一輪的爭霸中。宣公元年，鄭國倒向楚國，楚國趁機攻打陳、宋，晉國為救陳、宋而攻打鄭國；宣公二年，鄭國受楚國之命伐宋，而引起晉國報復，受到兩次討伐，鄭國被迫又倒向晉國；宣公三年，鄭國與晉國訂立盟約，而同年夏，楚國又因為鄭國投靠晉國而討伐之。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莊王劇照
在這之後的數十年間，鄭國飽受戰爭之苦，幾乎年年都有戰爭，而鄭國見風使舵的態度，終於激怒了楚國，最終楚國包圍鄭國三個月而攻下其國都，給予鄭國最嚴厲的打擊。鄭國幾乎亡國，連國君都不得不“肉袒牽羊以逆”，他們在國家利益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顏面掃地，狼狽不堪，毫無國家尊嚴可言。
若不是晉楚勢均力敵，相互憚忌，鄭國亡國已成定局。雖然在晉國的救援下，鄭國能苟延殘喘，但是十幾年來兵連禍結，給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破壞，小國在霸主博弈下的無奈可見一斑。
即便在如此不利的處境下，鄭國的外交策略依然有巧妙靈活的亮眼之舉。最典型的，就是鄭國敏鋭嗅出晉悼公繼位後晉國國力上升、即將在爭霸中佔據上風，以及楚國受到吳國制約無力北進的局勢，而堅決地倒向晉國，為自己贏得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光。
鄭國利用這一寶貴的機會，推進了一系列國內改革，如子產“作丘賦”。在追隨晉國的時期中，鄭國並沒有完全臣服、喪失國家尊嚴，反而巧妙靈活地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最值得稱道的，就是子產拒絕晉國實權大臣韓宣子索玉。
子產畫像
表面上看鄭國拒絕韓宣子的請求，是冒着得罪晉國的風險、維護國家尊嚴和主權的勇敢行為，但實際上鄭國是很有智慧的，他們知道買玉是小事，晉國斷然不會為了一塊寶玉，就廢掉與鄭國同盟的關係。同時，這件事又可以帶來很大的影響，“堅持原則”的做法可以樹立鄭國“雖在霸主強權下，依然能維護尊嚴和主權”的良好形象，讓人知道小國亦不可小視。
鄭國清楚地明白：霸主真正在意的，是鄭國會倒向晉楚哪一方，是否可以順利通過鄭國控制的豫西通道，或鄭國是否按時履行盟國納糧、出兵、朝會的義務。在這些關鍵問題上，鄭國毫無國家尊嚴，他們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屬國的義務，如子產就曾表示鄭國對晉國的絕無二心，而且鄭國幾乎年年都會出使晉國，還特別注意對待霸主的禮儀。
由此可見，鄭國在“恪守服從原則”的前提下，靈活處理與霸主關係。換言之，鄭國在“雞毛蒜皮”卻影響面子的事情上，高調地把“堅持國家尊嚴”放在明處；在關係到自己國運興衰的問題上，該讓就讓，不惜一切代價，遵循“唯強是從”的對外策略。這種“實用主義”，顯示出鄭國作為小國的智慧。
宋國眼光老辣，對晉國死心塌地，卻存在致命的失誤
比起鄭國的窘迫處境，宋國的處境更為寬鬆，對外策略的迴旋餘地更大。雖然在春秋時期宋國給人留下“鄭昭宋聾”的不佳印象，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宋國在把握外交大局方面，亦是可圈可點的。
宋國在晉楚爭霸的整個過程中，堅定地採取了“附晉抗楚”的策略，不會輕易地轉換陣營。為數不多的兩次投降楚國亦是情有可原的——多是晉國沒能盡到盟主的責任。這是晉國負宋而非宋負晉，可見宋國依附晉國之態度堅決。
弭兵之會
宋國對晉國死心塌地，晉國也投桃報李，儘可能地盡到保護宋國的責任，甚至還將險要之地偪陽送給宋國。在晉國的全力支持下，另一霸主楚國不得不對“討伐宋國”保持一定的剋制，他們不直接出兵，大多借鄭國之手伐宋。
如此一來，宋國便有了處理外交事務的餘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兩次“弭兵之會”都是由宋國從中周旋、促成的。可見，宋國是很有外交智慧的，他們借“弭兵之會”，維護了本國的利益與尊嚴。
宋國的外交智慧不僅表現在此，他們在選擇投靠對象時的眼光十分老辣，讓人不得不佩服。早在宋閔公時期，宋國雖然原本一直與齊、鄭為敵，且齊國在“長勺之戰”中大敗，但是宋國依然能敏鋭地察覺到齊國的潛力，毫不猶豫在“長勺之戰”的當年就開始追隨齊國。終齊桓公之世，無論宋國國君如何變化，都沒有放棄緊隨齊國的外交政策，宋國多次參加以齊為首的會盟和征伐，成為齊桓公霸業的積極夥伴。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備受後人嘲笑的宋襄公雖然犯過“小國大志”的戰略失誤，但是在站隊問題上依然毫不含糊。他不僅在早期跟緊齊國，而且在後期對晉國流亡公子重耳大力投資，為之後晉國救助宋國埋下了伏筆，也為後來晉宋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反觀鄭國，他們“不禮晉文公”，眼光比宋國遜色多了。
在宋國迫不得已歸順楚國後，他們如果嗅到晉國恢復元氣、能與楚國一較高下，就會立即重新回到晉國的懷抱，並且聽從晉國的指令討伐鄭國。由此可見，宋國“站隊”眼光老辣，不愧為曾經天下共主的殷商後裔。
宋國在屢次押對寶後，亦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因為霸主始終是春秋時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最能迎合霸主意志的宋國，也能夠獲取由霸主晉國分配給他們的部分利益。
《東周列國·春秋篇》宋襄公劇照
遺憾的是，宋國一路走來，並不是盡善盡美的，他們仍然存在致命的失誤。靠近晉、楚、齊三個大國的宋國，雖然土地肥沃，地勢遼闊，但卻是地地道道的弱國。按道理來看，弱國的實力有限，對大局的影響微乎其微，理應以追隨霸主為主，但是宋國卻經常會產生問鼎中原的幻想，從而撞得“頭破血流”。
前有宋襄公妄想與楚國爭霸，而在“泓水之戰”大敗；後有宋國以小國身份熱衷於玉成弭兵，反而導致本國要增加對楚國的賦税；在戰國時期，宋國更是不自量力地自立為王，結果被其他諸侯找到討伐的藉口，最終滅亡。由此可見小國、弱國處境的無奈與危險，稍有不慎便有亡國之禍，這就是韓非子所謂的“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