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在上篇和中篇裏，我們分別探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政治極化，以及全球網絡空間的極化，最後引出的問題是，在兩種極化相互促進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辦？
之前引用過的美國政治學家史蒂文·列維茨基和丹尼爾·茲比拉特，在他們的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裏面，其實給出了一套美國社會分裂的解決方案：一方面是促進兩黨間建制派的聯合，最好能夠重組共和黨，共同抵制特朗普這樣的極端分子；而另一方面，是政府應該通過福利政策消除美國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從而緩解社會分裂。
但問題是，作者也非常明白，想要做到這些事情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政客們往往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歷史上經常要等到災難爆發大家吃過苦頭了，比如美國內戰這樣的，敵對的黨派間才會被迫妥協退讓。另一方面，解決社會不平等的政策，比如對少數族裔的扶持，本身就會導致社會的分裂，在政治上極為困難：畢竟身為種族歧視既得利益者的白人，不可能不反抗吧？
不過到這裏，我得説列維茨基和茲比拉特似乎少想了一個問題：廣大美利堅人民羣眾在哪裏呢？説了半天政客們和黨派們該怎麼辦，那麼人民大眾這些真正投票的人呢？
羣眾參與會帶來問題，但鄙視和欺騙他們有用嗎？
那些從政治極化中獲益的政客不都是民眾選上去的嗎？那些社會上的爭鬥和分裂不都是羣眾在鬥羣眾嗎？所以説到支持民主，那不也得從這些民眾的思想意識入手嗎？
當然你可以理解為什麼作者不提民眾的思想意識問題，因為確實沒法解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解決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社會、媒體等問題，難度遠遠高於指望政客們迷途知返。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作者隱含着一個邏輯，就是他們不信任民眾的判斷，他們認為民眾很容易被“民粹”（populism）煽動從而威脅民主。
從美國建國時的領導人，到如今列維茨基這樣的學者，都明確認為美國製度的一個內在矛盾就是：一方面要保證選出人民支持的候選人，但另一方面又要防備人民選出一個特朗普這樣的“煽動者（demagogue）”破壞民主。
為此，從一開始，美國就不是真正的直接選舉，而是有自己的選舉人團制度，總統的初選也有黨派精英的篩選，為的就是儘可能過濾民眾的直接選擇，將“煽動者”擋在門外——直到特朗普這個真正的政治局外人，在美國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政治精英們的防線。
結果特朗普在就職演説上宣稱“人民要重新掌控國家”，就要被視為民粹主義和煽動者：
可是問題來了，我們且不説特朗普是不是“煽動者”，就算他是，那民眾選上煽動者又怎麼樣呢？特朗普這樣的政客，人民羣眾喜聞樂見，你算老幾？佔領國會山那樣的暴動，那是人民羣眾自發反抗無良政客，你憑什麼阻撓？
大家都是選票選上來的，你們所謂“建制派”的選票，就比“民粹”的選票要民主，或者説“高貴”嗎？怎麼民眾選建制派的時候不算民粹，選別人的時候就要被扣個民粹的帽子，那建制派怎麼不反思一下民眾為什麼不選你呢？
就好像今天很多網絡上的“精英”，一邊説自己是真的代表普羅大眾，為民請命；一邊又喜歡動不動給別人扣個“暴民”“愚民”的帽子，什麼是暴民，什麼是人民，這個標準可是很靈活的。
建制派和這些精英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嘴臉，用一個形容詞來説，就是“爹味”太重，好像全天下只有他們是清醒的，不聽他們的統統都是被洗腦被煽動的烏合之眾。
當然，我在這裏不是要説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民粹”，也不是説特朗普這些政客就不是煽動者，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説特朗普是煽動者，為什麼呢？因為他説一套做一套。他自己高喊着“美利堅工人階級已經忍耐到了極限”，大力抨擊非法移民和外包搶走誠實善良的美利堅勞動者的工作。但實際上呢？他也是個僱傭非法移民，在全球投資，坐在自家莊園裏享受着全球化成果的資本家，跟“鏽帶”的失業白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特朗普執政之後呢，也是一邊做着修牆之類成果不明但看着拉風的表面功夫，一邊忙着給富人減税，你説他是真的心繫美利堅人民，還是心繫自己的名利呢？
但是問題來了，共和黨是煽動者，反對共和黨的民主黨就不是嗎？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黑人總統，代表黑人創造歷史的漂亮話説了不少，但是他一個在夏威夷長大，從小相對過得順風順水的黑人混血，跟那些在貧民窟掙扎，生下來就飽受歧視的黑人，真的能共情多少？所以他執政以來，對黑人的訴求一直猶猶豫豫，甚至要求黑人活動家“停止哭鬧”，好像黑人的處境全都能夠歸結為“還不是你不努力”一樣。
拜登也一樣。當初競選的時候説要撥亂反正，天天拿特朗普家族的腐敗説事，顯得自己多麼清廉正直。實際上呢？一提到自己兒子涉嫌的各種腐敗問題，要麼當縮頭烏龜，要麼甩鍋給俄羅斯謠言。
最有意思的是，2020年競選那一陣凡是提到亨特·拜登的筆記本電腦，一堆民主黨人就護主心切，洗地説他們選的是拜登又不是拜登他兒子，拜登兒子做了什麼跟拜登沒關係。我尋思着你們民主黨不一直對伊萬卡在中國的品牌專利念念不忘嗎，怎麼這時候就開始切割政客跟家人了？
所以我百分百支持把説一套做一套的特朗普和共和黨政客定義為煽動者，但也別漏了那些欺騙羣眾感情的民主黨人啊。哪有什麼“建制派”和“民粹”的區別，大家不都是民粹的玩法嗎？美國之所以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所謂建制派心裏沒點數嗎？
到頭來，打着終結歧視、實現種族和解的旗號上台的奧巴馬，任期內發生的種族衝突可一點不少，黑人面臨的歧視和經濟教育上的困境幾乎一點沒解決。誰還記得如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就是奧巴馬上台時興起的？
當然更不用説，拜登競選時的一堆承諾到現在都沒兑現，只會偶爾把對富人徵税之類的議題拉出來做個秀再縮回去，反正可以甩鍋給共和黨的阻撓，寧可擺爛也不背鍋……可是拜登當初競選的時候不就是承諾彌合分裂，加強“兩黨合作（bipartisanship）”嗎？
既然選誰都是上來擺爛解決不了問題，你能怪那麼多民眾去選“民粹”嗎？
什麼是“選票拜物教”？
那問題又來了，説好的尊重民眾選擇，怎麼到頭來民眾選誰都擺爛呢？
因為説到底，民眾只是被政客當做票倉，而不是需要被理解被服務的人。
我們剛才説了那麼多什麼選民結構的變化，什麼社會的分裂，其實説到底就一個問題，民眾被當成了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這裏我就要有個暴論了，美國政治發展到今天，其實就應該發明一個詞來概括，叫做“選票拜物教”。
馬克思當年提到一個概念，叫做“商品拜物教”，説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生產中一系列的社會關係被掩蓋了，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似乎只有商品，因而商品具有了“謎一般的性質”，支配着人們。
我們怎麼理解呢？比如流量明星這個概念，我們就可以認為是一種“流量拜物教”。
一個演藝人士創造商業價值的正常途徑本來是這樣：
通過自己付出的努力創造高質量的作品→高質量的作品獲得觀眾的認可→觀眾的認可帶來流量→流量所代表的觀眾認可通過各種渠道轉化為收入……
本質上講，一個演藝人士的價值應當來源於自身所付出的勞動。
然而隨着演藝圈的發展，隨着商業化的推進，隨着資本的湧入，創造價值的路徑變得曲折而漫長，讓人們漸漸搞不清楚，到底一個明星的價值來源於哪裏。對於觀眾，對於明星，甚至對於創造明星的資本來説，一切都變得複雜和玄幻起來：
努力不一定帶來好作品，好作品不一定帶來觀眾，觀眾也不一定帶來收入……在這一片混沌之中，流量變成了唯一確定的事物，變成了第一眼就能直觀注意到的事物數據，也逐漸變成了所有人唯一直接接觸到的事物。似乎只要有了流量，就有了流量背後所代表的一切。而整個演藝圈中發生的其它一切複雜的事物，從演員的演技到作品的產出，就都被忽略掉了。
當然，在背後推動網絡極化的部分KOL們，也是以類似的方式追逐流量，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文章、視頻是不是客觀理性的“好作品”，而是以迎合特定羣體的暴論博取流量這個“唯一確定的事物”。
如果把上述關係裏面的流量換成選票，把演員換成政客，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理想的狀況下，政客為民眾的福祉服務，民眾認可政客，政客換來選票，看起來簡單直觀。但政治制度的實際運轉是極為複雜的，為民眾謀福利的政客不一定有資源去競選，就是選上了也不一定能轉化施政成果，有了施政成果也不一定就能轉化成可見的可以營銷的競選特色……
特別是在當今這個分裂和極化社會，在這個飯圈政治環境裏，到最後可能你忙活了一圈，發現自己還不如一個真人秀明星受選民歡迎。
那你圖啥啊？不如大家跳過一系列中間步驟，直接轉化成怎麼才能爭得更多選票。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了，我稱之為“選票拜物教”。
選票拜物教能不能行得通，當然能行得通，就好像流量明星的戲、暴論網紅的文章大家不也是湊合看嗎，不也是一片欣欣向榮嗎。也不是説選票拜物教就出不來好人，就好像流量明星裏面不也有演技過得去的嘛。
但是非要把選票拜物教擺上神壇，説再爛的選票也比沒選票強，也是反映了民眾意願，那恐怕還是有點本末倒置。選票是手段不是目的。當整個系統都在圍繞着選票轉，而非關注選票背後的人民的時候，這個系統就已經與其本意背道而馳了。
就好像流量當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觀眾意願，但是你非要説流量提升了演員的作品質量，無視流量明星所創造的畸形生態，那我們就只能尊重你的獨特審美了。反過來講，沒有流量的演員，沒有流量的年代，也不缺乏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啊。
當然這不是説選票和流量沒有任何意義，而是得透過現象看本質，意識到一切事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服務人民，而不是讓人民為之服務，把人民當成錢袋和票倉。
怎麼服務人民？
但服務人民，口號誰都會説，真要做起來就沒那麼容易。
“人民”是誰？怎麼服務人民？不搞清楚這個問題，人民這種詞就只能變成另一個爭論站隊的標籤，就好像民主黨給共和黨貼一個“種族主義者（racist）”或“威權主義者（authoritarian）”的標籤，就可以自動把他們排除出美國人民行列一樣。
有些人認為“人民”就應該是愚昧自私殘忍的，有些人認為“人民”就應該是淳樸善良智慧的，而有些人則是，順我者人民逆我者暴民，用得上民眾的時候覺得自己是為民請命，用不上民眾的時候就把他們貶低為暴民。
但人是複雜的，人民也是複雜的。
還是回到網絡上來打個比方。全世界的網絡鄙視鏈裏，抖音快手和tiktok這種短視頻平台都是最底端，因為很多人覺得整天沉迷短視頻的人素質最低腦子最差。
當然，我們肯定能在抖音快手上看到不少愚昧的獵奇的人和事，你可以隨便拿任何一種貶義詞來形容。但是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樂觀的善良的人和事，體現着人類任何一種美好的品質。比如來到上海為勞苦羣眾免費做飯的“河南漂流哥”：
其實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普通的人做着普通的事情享受着普通的樂趣，他們就是供給着我們衣食住行的普通勞動者，和任何人一樣有着優點和缺點。
要我説，這世上絕大部分人根本就沒有什麼資格去評判這些勞動者做了什麼説了什麼看似愚蠢的事情。某些天天暗示民智未開的媒體人和知識分子，他們也不過是困在自己的信息繭房和特定敍事裏罷了，也會犯蠢也會被騙，世上那麼多坑總有適合他們的一款。不是説讀書無用論，讀書永遠是有用的，但不能因為讀了點書有了點知識，就覺得沒有人比自己更懂——當然，連書都不讀的就更沒資格當“懂王”了。
我們當然希望人們都能學得更多，但學習總歸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要求所有人都像偵探和科學家，頭腦清晰知識淵博，這本來就是不可能也沒必要的。比如我們看到有人輕信了謠言或者遭受了詐騙，沒必要責怪他們不夠聰明，而是要想怎麼讓他們增進認知，幫助他們避免錯誤信息的傷害。
不是説我們看到民眾中間落後的、愚昧的地方就要迎合，就要全盤接受，比如共和黨迎合白人民眾的種族主義心理，這是把羣眾當票倉的行為。
也不是説我們看到民眾中存在落後和愚昧，就覺得自己比民眾高人一等，比如民主黨把特朗普支持者定性成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這是把羣眾視為刁民的行為。
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真正和羣眾打成一片，視自己為羣眾一員，而不是憐憫、鄙視、利用羣眾，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啊，只是表面上喊着尊重羣眾，實際上只是利用羣眾，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羣眾在想什麼要什麼。比如我們來欣賞一個推文，作者是匈牙利反對派領導人。這位“民主鬥士”在今年四月份大選前寫了這麼一段話：
“我曾有機會在美國居住，努力工作並且納税；而與此同時在我的家鄉匈牙利，其他人在為我們的民主奮鬥。但是希拉里·克林頓這樣的人激勵了我，讓我回到家鄉，將我的國家引導到更好的沒有腐敗的未來。”
他轉發的希拉里推文則是這麼寫的：
“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説明了我們有必要與獨裁戰鬥，並且保衞自由民主的社會。4月3日的匈牙利選舉是一個重新確認民主的機會。在匈牙利、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匈牙利人：去投票！”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結果了，曾被西方自由派寄予厚望的匈牙利反對派倒在了4月3號，他們在選舉中全線潰敗，得票率遠不及選前民調預期。
這個結果其實沒什麼意外的，如果你看得出來這推文裏面飽含的傲慢與幻覺，匈牙利人民當然也看得出來，誰把誰當傻子呢？
那不把民眾當傻子是什麼樣呢？我們來看一個我國基層扶貧的例子。
我之前的文章裏，提到過山西一位基層幹部“補果君”，她在微博上直播了帶領當地果農做電商的全過程，大家現在也可以去圍觀。
在一個落後地區做電商帶領果農脱貧，不光是一個商業問題和技術問題，更是思想問題。只有帶領果農擺脱落後的小農思想，讓他們學習和適應現代觀念和技術，才能真正擺脱貧困。
所以你可以看到，補果君沒有走捷徑，既沒有把果農當成賣慘的工具，也沒有營銷果農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面對果農落後的意識，她沒有抱着高高在上的思想去鄙視或者憐憫他們，而是會去認真思考果農為什麼這麼想這麼做，從而去努力引導果農改變他們的行為和思想，讓他們一起走向先進，而不是把果農的落後當成一種既定事實就不管不顧。
她這麼做，當然比這世界上很多的政客和媒體走捷徑搞“飯圈”要難，也沒有什麼選票和流量給她，但這才是“像社會主義的事兒”。這樣的基層工作者和服務人民的理念，也是我們國家在沒有對外殖民和戰爭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讓千萬人脱離貧困，獲得教育，享有生存與發展權的原因之一。
“做一些，像社會主義的事兒”
所以回到我們一開始説的，為什麼這個世界變得“民主”，反而會帶來問題？是因為當社會經濟背景各不相同的民眾共同被納入一個社會時，他們之間的差異和衝突會被利用和放大，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的現代化轉型往往伴隨着社會的動盪和政治的極化。
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些民眾間的衝突都是人民內部矛盾，理解他們的不同想法和差異，提高他們的物質和精神水平，而不是利用和激化人與人的衝突，將其變為敵我矛盾，那麼很多問題其實並不是無解的。
而我們這個信息時代，讓越來越多從前被忽視的民眾通過科技的手段納入到社會中，如果像補果君扶貧那樣，讓他們的物質與精神都隨着社會一起進步，不正是人類發展的意義所在嗎？
這麼做當然是很困難的，既需要我們在教育和發展上投入大量的資源和精力，也需要我們去真正理解不一樣的民眾們都在想些什麼。
雖然我批駁了半天政客如何煽動民眾搞飯圈，但是他們的輿論工作仍然是值得學習的。你看特朗普，雖然滿嘴跑火車，但是他懂人們想聽什麼，造詞玩梗樣樣精通，羣眾喜聞樂見，只可惜這本事用到了煽動種族歧視上。但是我們很容易可以想象，特朗普這種本事用到正道上會怎麼樣。
輿論陣地，你不去佔領，別人就會佔領。如果有人覺得自己的理念是先進的文明的，那就應該去想着用羣眾聽得懂的語言去影響他們，而不是急得跳腳，嫌棄民眾愚昧，像美國民主黨那樣直接稱某些民眾是“deplorable”（直譯為糟糕的、令人憤慨的）。
不過呢，很多政客、官僚和媒體，一天到晚不是跟風玩爛梗，就是迷信飯圈操作，而不是真正考慮民眾想什麼要什麼，這可不叫親民接地氣。
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在網絡上看到的各種亂象，那些由於網民規模的擴大和成分的複雜所造成的各種亂象，同樣是一種瞭解民眾想什麼做什麼，想聽什麼想做什麼的有效途徑。
如果我們能夠運用網絡更好地理解民眾幫助民眾，而不是分裂民眾，那麼網絡所帶來的的挑戰就將變為機遇，正如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變革一樣。
或者説，任何一個時代，人類所面臨的難題都是差不多的。雖然歷史進步不一定是完全線性的，但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社會形態的變革，越來越多的人被解放出來，對社會有更多的影響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就是世界永遠是在變得“民主”。
我最後還想再説個暴論：這個世界變得更加“民主”，不只是在各國內部，也反映在整個世界的格局中。
雖然我們説國家是不能擬人的，但為了方便理解，國際社會的發展其實也是相似的。一開始的國際社會，基本只是少數殖民主義國家説了算，他們就好像舊社會的精英，自認為自己代表這文明先進，完全不提他們的所謂文明建立在被他們剝削和殖民的廣大被殖民國家之上。而當二戰之後廣大殖民地紛紛獨立之時，他們就如同得到解放的底層民眾。而那些曾經的殖民者，一邊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威逼利誘，一邊將任何試圖挑戰殖民秩序的國家污名化，就好像舊精英對待反抗的底層民眾一樣。
而我們當前這個時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的問題，其實就和美國民權運動後的政治格局一樣。廣大發展中國家看似獲得了一定的力量，卻引發了曾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的焦慮，正如美國一些白人擔憂少數族裔的崛起。而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一樣，最危險的時候，當然就是舊秩序和新秩序交替的時候。
而我們能不能看到新的秩序，新的秩序能不能讓廣大發展中國家真正擁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力，這是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機遇和挑戰。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要經歷曲折的。很多解放出來的民眾，又被納入到了新的桎梏之中，就好像長期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現在也只被當成票倉的美國少數族裔；很多獲得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如今也仍然受制於發達國家，只能成為廉價原料和勞動力的提供者。
如何解決民眾與民眾，國家與國家間的矛盾，為更多的人爭取到生存和發展的權力，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歷史遠沒有終結，而人類也在不斷摸索答案。
但我想其中一個答案也許就是：
“做一些，像社會主義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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