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倫敦唐寧街10號門口宣佈，他將於本週三(7月13日)正式遞交辭呈，現任內政大臣特里莎·梅(Theresa May)將接任，成為英國第76位首相，她也是繼“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後，英國第二位女性首相。
二戰後，性別藩籬得以大規模拆除，女性廣泛參與到各個行業中來。在政壇上，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女性人數不斷增加，50 年代有1 人，60年代有3 人，70 年代有7 人，80 年代有11 人，90年代則超過20 人。現在活躍在世界政壇的女性，有德國總理默克爾、緬甸民盟主席昂山素季、韓國總統朴槿惠、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
女性力量在政壇的崛起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有人認為，隨着女性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21世紀正在成為“她世紀”。相較於男性統治，女性領導人能否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女性地位、素質提高，讓女政治家的出現變得平常
18世紀以前，受到社會文化和性別界定等因素的影響，西方女性一直都被隔絕在政治之外。自1893年新西蘭婦女第一次獲得選舉權，世界各國女性參政的權利不斷得到保障。近些年，婦女在國家和政府首腦的選舉中屢獲成功。
女性能夠成功問鼎政壇寶座，首先得賴於女權運動使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目的是爭取婦女的選舉權、受教育權和就業權。第二波浪潮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興起於美國，規模和範圍遠超從前，女權主義者認為雖然女性擁有了選舉權、工作權等，但由於社會歷史原因，這僅僅是一種表面的平等，她們主張消除兩性差別。女權運動始終把婦女的參政水平作為平權的一個重要指標。它的深入發展，為之前處於政治邊緣女性的平等參政提供了條件和平台。
女性登上權力巔峯，還因為有着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大多數國家是在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之後都加大了用法律保障女性參政的力度。在美國，女性能否參與到政治體系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黨是否會挑選和支持女性候選人。20世紀初，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成立婦女代表委員會，採取相關措施擴大黨內女代表人數和比例。在婦女運動推動下，1968年到1972年，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女代表比例分別從13%和17%上升到了40%和30%。
女性成為政治領導人，也因為女性自我綜合素質的提高。一般認為，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參與政治的程度也高。隨着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現代女性的整體素質也得到全面提升，再加上感覺細膩、觀察敏鋭、富有耐心和韌性等女性特質，為女性參政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在世界政壇活躍的女性，大多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是物理學博士，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是政治學博士。
另外，還有一些女性在家庭的政治影響下而成為領導人的。韓國總統朴槿惠是前總統朴正熙的女兒;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出身政治世家，其父阿里·布托曾任該國總理。家庭深厚的政治基礎，不僅給了女性豐富的從政經驗，還給了她們卓越的執政能力。
女領導人往往比男性強硬、堅韌，卻不失靈活
大多數女政治家都是靠着自我的奮鬥才登上權力巔峯的，對她們而言，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夠成功。因此，能夠成為政壇領導人的女性，不僅擁有政治家應有的出色的領導力和靈活的手腕，而且往往表現出比男性更剛毅、更果敢、更堅韌的素質，她們對於立場的堅持往往要超過男性政治家。
最為典型的是曾擔任英國首相長達11年的撒切爾夫人，她並沒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作為支撐，靠着自己的奮鬥一步一步登上權力頂峯。在任期間，以其卓越的才能、堅定的信念和敢作敢為、抗爭進取的精神及特有的政治魅力，顯赫於國際政壇，她果敢、強硬的執政風格，令不少男性領導人相形見絀。
在國內事務上，她頂住各種壓力，大膽改革，在限制工會、削弱工黨力量方面態度堅決、措施強硬;在國際和外交事務上毫不退讓。在1980年春天伊朗駐倫敦大使館發生的將26名外交官扣為人質事件中，撒切爾夫人沒有向恐怖分子妥協，而是安排最精鋭的反恐怖部隊實施了閃電突襲，一舉殲滅恐怖分子，營救出尚存活的所有人質。1982年，她認為阿根廷對馬島的入侵是對大不列顛的侮辱，派海軍遠赴8000英里外，展開了轟動世界的和阿根廷之間的馬島之戰，並取得勝利。
精明和靈活也是撒切爾夫人執政時的特點。二戰後，英國實力不斷衰落，國際影響力漸小。撒切爾夫人上台後，圍繞恢復英國國際地位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她藉助英美特殊關係和英國在北約和歐共體中的地位和影響，利用東西方關係趨向好轉和美蘇政策調整的有利契機，一手牽三家，成功地在歐、美、蘇之間扮演了調節者和代言人的角色，成為超級“大腕”，讓英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德國總理默克爾上台時德國財政赤字連續7 年超過GDP 的3%，失業率高達11.7%。她上台後，大舉推行的“節制主義”式福利體制改革，，支持國內製造業生產。在她執政下，德國經濟持續增長，2015年GDP增長1.7%，4.4%的失業率不及歐盟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外交方面，她充足的自信和強硬的手段，使德國成為了歐盟的“盟主”，特別是在歐元和歐債危機問題上，默克爾幾乎主導了整個歐盟的政策。面對氣勢逼人的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她堅持立場，力挽狂瀾，保住希臘和歐元區;在烏克蘭危機陷入僵局時，果斷出手干預，攜法、俄、烏達成協議，使局勢降温。但她也十分堅持自己的立場，不管反對的聲音多大，面對湧入歐洲的難民，德國政府堅定推行寬容的難民政策。
世界政壇上的其他女性，如希拉里、朴槿惠等，這些登上政治尖端的女性，表現出來的幹練靈活、精明能幹都給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並非女性讓世界更美好，而是合理的政策和信念
有人認為因為女性具有的感情細膩、性情温和的特點，能夠帶來更為柔和的執政風格。但事實上，不管是撒切爾夫人還是默克爾，抑或是希拉里，朴槿惠，都曾被稱為“鐵娘子”，她們有着強硬、果敢的政治手腕，和男政治家比起來，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也質疑女政治家的執政能力。2016年跨年夜，上千名男子在德國科隆火車站對女性進行調戲、性侵和搶劫，事件坐實有中東難民的參與。難民帶來的一系列縱火、強姦事件，讓默克爾的難民政策飽受社會輿論的質疑;巴西經濟的持續衰退，嚴重的腐敗問題，和議會的黨派鬥爭，再加上寨卡病毒的肆虐，女總統羅塞夫的支持率持續走低，並在5月份遭到彈劾停職。
不管是認為女性領導人會讓世界更美好，還是認為女性領導人會讓世界更糟糕的觀點，把領導人的性別作為政治狀況的決定因素，都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從個人的歷史使命，政治訴求，到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領導人在其代表的社會團體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和性別並沒有多大關係。
然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北半球還是南半球，政壇“女強人”都是媒體和民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形成了一種奇觀。人們的異常關注，既反映了她們有着超於常人的領導能力和成就，也表示人們還沒有把女性成為領導人當成是一件和男性成為領導人一樣習以為常的事情，性別平等觀念仍然需要推進。
所以真正應該問的是，作為政治家的她們，而不是作為女性的她們，能否發揮自己的個人才能和力量，讓世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