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為什麼飲茶能夠成為取代飲酒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茶葉，隨着大航海時代被葡萄牙和荷蘭人分銷到歐洲。曾作為一種奢侈品，茶葉盛行於英國王室貴族之間。由於茶的價格昂貴以及泡茶工藝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時期，英國社會各階層也存在着一種抵制茶文化的傾向。他們認為茶是一種耗費時間和金錢卻無法獲得任何能量的消耗品。但是，自17和18世紀以來，英國社會已經公認了茶和咖啡是酒精的解藥。它們和酒一樣具有提神醒腦的作用，但是不會使人產生醉酒的瘋狂。
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前的英國社會，飲酒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的生活文化習俗。當時無論是出身顯赫的貴族還是生活拮据的平民都將飲酒作為一種生活的樂趣。譬如，慶祝、跳舞、閒談、宴請、日常飲食等等情景，都離不開美酒的助興。因此，當時英格蘭社會的飲酒現象非常普遍。但是，隨之而來的後果則是日益惡化的醉酒問題及其衍生出來的負面影響。儘管當時酗酒之人的數量令人感到震驚，特別是在下層社會中，而且也有人反對過度飲酒，但是沒有任何運動或組織興起來反對這種罪惡。當時英格蘭社會認為，酩酊大醉是一項男性的權利，而且酗酒並不是一個人的污點品質。
隨着19世紀英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醉酒開始被視為一種阻礙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行為，而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抵制。同時，隨着酗酒導致的犯罪率上升和浪費了國家和家庭的大量財富，很多人開始積極倡導禁酒。此外，當時興起的福音運動主張信徒要嚴格自律，也對酗酒行為加以抵制和譴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禁酒運動開始興起。
英國禁酒運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829年至1832年的温和禁酒階段；第二階段為1832年至1853年的完全禁酒階段。從第一個階段開始，許多禁酒改革家提倡適度飲用啤酒、葡萄酒和蘋果酒，而非完全地排斥飲酒。在19世紀30和40年代，美國禁酒協會的做法開始傳播到英格蘭一些港口城市。隨後，英格蘭北部、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工業團體中出現了很多完全禁酒的協會。他們認為，只有完全禁止飲用任何令人醉酒的飲料才能消除醉酒。此外，他們還聲稱，酒鬼對酒精飲料的渴望只有通過終身嚴格遵守完全戒酒的原則才能永久消除。
雖然這些完全禁酒協會只是保證不出售或消費任何酒類，而不是對茶本身的欣賞，但是他們開始特別推崇茶和咖啡，將其作為應對酗酒的解毒劑。由於打擊酗酒者是禁酒協會的首要任務，各社團通過專門為醉漢舉辦免費茶會來實現這一目的。作為免費茶水和食物的回報，這些酒鬼們需要傾聽那些改過自新的酒鬼們的經歷，以及接受來自贊助協會的禁酒信息。隨後，他們不僅倡導在家飲茶的風氣，而且他們開咖啡館和禁酒酒店，主持和參加後來被稱為“mass meals”的聚會模式。“mass meals”後來逐漸被作為一種禁酒茶會所熟知。此外，歐文派社會主義者、憲章派、自由主義者、福音派和傳教士還會在社交晚會、義賣會和茶會上提供茶和咖啡。這些各種形式的大眾茶會既豐富了英國人被禁酒後的娛樂方式，又緩和了英國日益嚴重的酗酒問題。
雖然禁酒茶會最初是作為一種宣傳禁酒運動的手段而出現，但是它的背後藴藏了複雜而深厚的不同社會需求。政治、經濟和宗教等社會力量的參與最終將禁酒茶會所提倡的飲茶風氣發展為一種極具文化內涵的民族習性。
由於在19世紀30年代，許多人仍然對進口茶葉持懷疑態度，禁酒茶會花費了很大功夫才使消費者認為茶是一種神聖的味道和一種有用的樂趣。禁酒茶會的組織者幾乎總是宣稱他們的口號是“戒酒、勤奮和信仰”。這樣的口號獲得了來自教會的支持和滿足了當時社會工業化發展的要求。
對禁酒茶會發展助力最大的要數來自英國新教方面的力量。當時的福音組織不僅致力於禁酒，而且致力於茶和茶會。那些在工業城市有名望的新教牧師會經常在茶會上佈道。先前的醉酒者也會在這樣的茶會上懺悔和感激茶和宗教對他的救贖。這樣的懺悔將茶和其他禁酒飲品變為了通往一種神聖生活的象徵和必經之路。那些教堂茶會上的演講，讚美詩和傳單將自由主義和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轉變為了個人克服其過去不幸的力量。而且，生活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已經將聖誕節從一種醉酒狂歡的節日盛宴變為了一種慶祝家庭團聚的時光。在這樣的宗教和私人氛圍中，茶會變得也日益重要。
此時期，茶會還開始發揮着一些政治和社會功能。譬如，人們可以在茶會上討論薪酬、社會進步、税收和政治公民權等問題。上層社會的人士選擇在茶會中要求工人接受中產階級的行為規訓，譬如，體面得體的茶桌禮儀。由此，下層社會的人可以在這樣的茶會中欣賞到上層社會的高雅而得體的生活方式。那些貧窮的工人也會更青睞於茶會上提供的食物和飲料，從而逐漸認可他們領導者的宣傳。無論他們的政治、宗教和社會地位如何，他們都會在茶會上結成一個團體。在這樣的過程中，那些茶會的組織者和宣講人也會逐漸贏得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
禁酒茶會所倡導的自律、勤奮、虔誠和得體的生活有助於人們過上了理性而美好的生活，而且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有益處。當時的禁酒倡導者還相信大眾茶飲的習慣可以解決如何製造出現代高效的勞動者這一工業化的經濟難題。對當時處於工業化發展時期的英國而言，這樣觀念的盛行無疑推動了飲茶生活方式的普及。
因此，在禁酒運動失敗之後，飲茶並沒有隨之消失，而是逐漸被認可為一種受人追捧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紀下半葉，茶會已經成為一種常規而廣受歡迎的活動。譬如，一些茶點承包商兜售他們生產“禁酒茶”的專業技術。最終，茶已經跨越了階層和黨派，成為了一種國家的飲料。
在19世紀，茶成為英國家庭生活的象徵。茶不再是一種由男性在公共場合消費的異國奢侈品，而是轉變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空間中享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這樣的轉變有利於提升家庭生活在當時社會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性。因此，飲茶有利於增強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性以及提升個人的幸福感。
茶在禁酒改革運動中所處的突出地位，不僅是通過影響身體的變化來創造模範公民，而且是通過反覆灌輸典型的英國人的節制和禁酒的價值觀來塑造一種民族的節制。正如西格蒙德對茶的評價：還沒有任何一種曾被引入的飲料能如此舒適地作用於胃，如此使身體煥然一新，緩解疲勞後緊繃的神經，或促成一頓令人渴望的飯食。它有助於一個民族的節制;它把興趣盎然的談話所產生的一切魅力都賦予了茶會，而不會引起人們在喝過發酵飲料後的那種興奮。
同時，禁酒茶會的主辦者往往希望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他們的盛事，來讓男性變得更加得體文雅。不可否認的是，女性在禁酒茶會上功不可沒。她們往往是籌備茶會資金的募捐者，組織茶會的聯絡人以及活躍茶會的優雅人士。總之，在這樣的活動中，男女平等的新興關係得以建立，並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
維多利亞時代的禁酒運動是一場受宗教和政治影響的消費運動。它不僅改變了英國人的飲酒習慣，而且它創造了新的物質文化和味覺文化。在此過程中，禁酒茶會也促進了新的物質消費習慣的形成。在茶會上，舉辦方不僅提供茶水，還會有糖、牛奶、糕點和水果等配套食物和精緻的茶具。這樣的做法也刺激了配套食物和裝飾品的生產和消費。而且，這樣的活動將某些商品合法化，而另一些商品則被定義為非理性的、浪費的、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形塑了一種大眾文化的活動形式。同時，在禁酒茶會中，組織者通過各種宣傳來號召不同階層的人杜絕飲酒。他們暗示了其追隨者，“通過喝茶而不是喝酒，消費者可以實現階級和性別的和諧，政治的公民身份以及一個天堂般的家園”。
然而，禁酒茶會對茶的推廣也帶來一些間接的負面影響。由於茶已經變為了英國人的日常必需品，禁酒茶會對茶的進一步神聖化更加激起了他們尋求一種由英國人控制的產茶途徑。他們對茶的渴望刺激了帝國的領土擴張，以佔領一片能夠生產和製造茶的土地。為此，英國人努力在印度和錫蘭建造茶園。最終，在19世紀80年代末，這些殖民地的茶葉產量超過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