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聯袂推薦的明星學子、一代建築大師，一生夢想是人民得安居
1948年的春天，這封推薦信經過重重關卡，從當時的北平被送上遠洋輪船，漂洋過海抵達大洋彼岸的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最終送達到當時世界著名的建築師伊里爾・沙裏寧手中。推薦信的執筆人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梁思成與林徽因，他們寫下長篇評語，聯袂推薦一位明星學子。
1993年10月，聯合國世界人居獎的頒獎現場，手中第一個拿到這個獎盃的第一個中國人，就是當年在信中被兩位建築師讚譽的青年。
他就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家吳良鏞。
“正是這種離鄉背井、國破家亡的痛苦經歷，促使我立志學習建築，就是一心想把被戰火摧毀的家園重新建設起來。可以説學以致用、振興國家，是那個時期青年學生思想的主旋律。”
問：您學習成長的年代飽受戰亂之苦，追求事業的過程有豪情也有困惑，但您最終取得了輝煌成就，這離不開堅定的理想和志向。您一生孜孜以求的“謀萬家居”的理想是如何確立的，它對您的一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吳良鏞：我之所以選擇建築事業作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與我青少年時的成長經歷有着密切關係的。我1922年出生於古都金陵，當時國家正值內憂外患，中國大地戰火連連，我小學三年級時東北就被日本人侵佔，到初中畢業抗日戰爭就全面爆發了。1937年南京淪陷前，我跟隨兄長流亡內地，先後到武漢、重慶合川求學，當時江蘇省把一些流亡教師組織起來在合川辦寄讀學校，我在那裏較為安定地讀了兩年多的書，在當時的情況下，可以説是幸運的。1940年6月，我在合川參加大學統招考試，剛交完最後一科考卷，就聽到防空警報響起，日本人的戰機突然來襲。我們趕緊躲到防空洞，一時間地動山搖，瓦礫、碎石、灰土不斷在身邊落下來。當我們從防空洞出來，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火光映紅了整個天空，大火一直燃燒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當時的情景對我年少心靈的刺痛是永遠都不能忘卻的。我敬愛的前蘇州中學首席國文教員戴勁沉父子就在這場空襲中不幸遇難了，合川的半個城幾乎都被燒燬了。正是這種離鄉背井、國破家亡的痛苦經歷，促使我立志學習建築，就是一心想把被戰火摧毀的家園重新建設起來。可以説學以致用、振興國家，是那個時期青年學生思想的主旋律。
“我自審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很大程度上還是與早年立志有關，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築與城市的學術領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條件，作出相應的選擇。”
問：選擇和堅持，這是您歷來所強調的。回首90多年的崢嶸人生，您為什麼格外強調這幾點？
吳良鏞：人的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個彎轉錯了就很難回到過去的志願，因此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機遇、變遷，甚至有無限的偶然性，國家的發展、經濟社會的變遷，乃至家庭中細小的問題都會引人轉向，甚至於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回顧我自己的經歷，有幾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經梁思成先生推薦赴美求學，1950年學成後應梁先生召喚取道回國，投身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和教育事業中，現在想來，如果當時留在美國，便沒有此後幾十年在中國建設領域中的耕耘和收穫；1983年，我年滿60，從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行政崗位上退下，當時張維校長邀請我前往深圳大學創辦建築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堅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間屋子、一間書桌、兩個坐凳的條件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到現在已經經歷了30多個春秋。30多年中我與研究所的同志們共同開展了一系列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當時若前往深圳，今生後期的工作則又會是另一番光景。類似的情況一個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回顧既往，我自審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很大程度上還是與早年立志有關，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築與城市的學術領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條件，作出相應的選擇。
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是堅持還是退卻？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不論是年少時讀書求學，還是年長後的研究與實踐，幾乎處處都有需要面對的困難，也難免遭遇挫折。年輕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響而氣餒，這裏希望與大家以宗白華之語共勉：“不因困難而挫志，不以榮譽而自滿”。要立志、要選擇，在選擇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懼困難的堅持。
“建築學不能僅指房子，而需要觸及本質，即以聚居説明建築，從單純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會，從單純物質構成拓展到社會構成。”
問：1993年，您在中科院技術科學部的學術報告會上提出建立“人居環境科學”研究的建議，兩年後清華大學人居環境中心成立。這個學説提醒人們：城市的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麼。可否結合您的研究及我國城市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具體談一談？
吳良鏞：中文“建築”一詞源自日語翻譯，在很長時期，中國社會所認為的“建築”等同於“房子”。
當代考古研究發現，自新石器時代起，人類開始聚居在一起，建造房屋、從事耕作、飼養牲畜，並挖掘壕溝以保障安全，這就形成了聚落。西安市臨潼區城北的姜寨遺址，就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佈局非常清晰，居住區的房屋圍繞中心廣場分佈，房屋分為四組，均是較小的房屋圍繞着一座較大的房屋。東南部有一所大房子，是氏族公共活動場所。居住區外圍還挖有壕溝，以保障安全。西安漢優系陌肫亂胖吠樣是新石器時期母系氏族的典型聚落遺址。1978年，我赴墨西哥參加第13屆國際建協世界建築師大會，在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中看到早期村寨的圖紙，與姜寨、半坡遺址的空間佈局有很多相近之處，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類早期聚落的相近之點。這些聚落使我不禁聯想起中學時在四川鄉下居住的生活體驗。林盤是成都平原地區的一種典型聚落模式，幾家人户圍繞起來，飼養一些牲畜，中間是竹林，外圍是田地，這樣就形成一個村落，今天成都郊區的村莊仍有這樣的聚居的痕跡。
“聚落”的概念提醒我們，建築學不能僅指房子，而需要觸及本質，即以聚居説明建築，從單純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會，從單純物質構成拓展到社會構成。在建築學中，從房子的概念擴展到聚居的概念，是一個躍進。這是廣義建築學最核心的思想和切入點，是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的一個最基本的啓示點。這使得我們看問題的角度更高了，不再侷限在建築學本身的領域之中，而是與更多的相關領域、相關學科相交叉、融合。
“在當前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理論上説，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社會建設就要責無旁貸地加多一份責任和義務。”
問：您説過：“一個真正的建築大師，不是看他是否設計出了像埃菲爾鐵塔一樣流傳百世的經典建築，而是看他是否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您又説：“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問題是建築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可否請您具體談談？
吳良鏞：人居環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數的人民羣眾。人居環境與每個人的利益切切相關，人居環境科學是普通人的科學。《尚書》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管子》亦言：“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以人為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人居環境科學的立足點。
從中國當前發展來看，主要是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建設經營模式，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雖然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美國學者凱瑟琳・鮑爾早在1934年就出版《近代住宅》一書，指責當時住宅經營為“奢侈的投機”，“現代住房是用於居住的，而不是用於謀利的，房屋與社會設施一起作為綜合性鄰里單元的一部分按照現代方式來進行建造。”從上世紀初到現在，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仍要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並不是萬能的。
在我國，1945年林徽因即著文論戰後住宅，1947年梁思成提出“住者有其房”是人民羣眾普遍的渴望。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們更要思考如何利用自身智慧來解決時代問題，在住房建設中加強社會主義的內涵。在當前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理論上説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社會建設就要責無旁貸地加多一份責任和義務。
“在雄安新區的戰略設想被提出之後，要重新思考京津冀的發展，而反過來，雄安新區也不是孤立的點，而要放在京津冀這個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
問：1958年，年僅36歲的您主持編制了保定市的城鄉一體化規劃，這被稱為您城鄉規劃的“初戀”。您在2006年又提出，“要保護好白洋淀，使之成為未來首都地區某些功能的潛在轉移地區，這是一個值得供決策者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問題。”今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千年大計。您怎麼看這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
吳良鏞：這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作為一個建築學人，雖然年邁，但仍然關心首都、關心京津冀的發展、關心國家的未來，當然非常關心這件事。
我對於這一地區的認識和研究是逐步發展起來的。1958年，建工部在青島召開的城市規劃會議，劉秀峯部長號召要在全國推行“快速規劃”。我們與河北省建設廳聯繫，參加河北省副省長鬍開明主持的河北省若干城市的規劃競賽，教師趙炳時、吳煥加、陳保榮等和我分別帶領一組學生在保定、石家莊、承德、邯鄲、邢台、宣化等地試做快速規劃，我當時主持系務，為來往北京較為方便起見，選擇參與保定規劃。
在我們開展規劃工作時，保定舊城尚完整繁榮，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同時，京廣鐵路西部已經發展了一些大型工業企業，如印鈔廠等。城市西部山區不僅地勢險要，而且文化資源深厚，有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也有紫荊關等自古以來的雄關險隘。規劃工作的任務之一，是把舊城與跨過鐵路即將發展的新區聯繫為一個整體。我當時帶領着清華的五位同學一起工作，分別是吳光祖、鄭光中、吳宗德、韓琪、鄒燕，對全區進行分析，對道路、綠地等都深入設計，對舊城保護、新區發展開展了全面規劃。規劃的方案也在不斷調整中，開始新區的道路網是斜向的，後來尊重當地的意見改為正南正北，最終的結果還是比較好的，東西城有機聯結，有廣場、有新中心、有綠帶，空間有序、疏密有致，形成了一個比較深入而實際的規劃方案，並且對舊城的大慈閣、南大街、直隸公署及西部一畝泉等特色保護非常關心。
1978 年清華任命我重主系務後，在繁重的撥亂反正工作中，以無比興奮的熱情，投入思考首都規劃建設工作。清華建築系一度組織教師，集體從事北京市總體規劃研究。1979年，我們第一次提出將京津唐地區融為一體的規劃構思，將唐山納入規劃視野。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我認識到對於北京的問題，還應該回到整體研究，才能找到出路。
1999 年面臨國際建協第20屆世界建築師大會，我鼓足勇氣提出“世紀之交走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對大北京地區概念性規劃設計研究”。在1999 年6月國際建協大會結束後，我們就將大會未能展出的展板及報告內容向當時建設部的領導同志彙報，得到支持並立題，將“大北京地區”改為“京津冀”，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建設部基金項目開展研究。近十幾年來，我們持續開展此項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報告，也逐漸得到了學術界和全社會的認可。
京津冀地區空間發展戰略示意(2002)
在雄安新區的戰略設想被提出之後，要進一步思考京津冀的發展，而反過來，雄安新區也不是孤立的點，而要放在京津冀這個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宜乎建立“廣義的京津冀”的思想，實現“包容式”、“融合式”的發展，充分考慮雄安與北京、天津的關係，三者相“容”、相“融”，化解矛盾，協同發展；同時要為河北的發展留有餘地，不是從河北劃出三個縣來給新區，而是要充分考慮保定等的發展需求，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進行研究和規劃，讓每個地區都感到“有他自己”。
就新區規劃而言，首先要從大處着眼，明確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態環境的基本狀況等，要將白洋淀的治理作為新城規劃建設的前提；其次，要研究現狀城鄉佈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規劃的科學原理，按照步驟，一步步來，這是無法跨越的，其中，城市設計當然至為重要，但是城市設計的開展不必過急，宜乎後期根據現實狀況因地制宜；第四，啓動區面積不宜過大，踏踏實實逐個把小片區做好……
“全球化進程中，在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問：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在談到建築的時候，習總書記指出：“我們對待建築的新風格、新樣式要包容，但是絕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築。現在，一些地方不重視城市特色風貌塑造，很多建設行為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無知和輕蔑，做了不少割斷歷史文脈的蠢事。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傳統建築的語言，讓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建築個性，讓中國建築長一張‘中國臉’。”您如何理解這段話？
吳良鏞：文化是歷史的沉澱，存留於城市和建築中，融合在人們的生活中，對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觀念和行為起着無形的影響，是城市和建築之魄。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民族形式之辯，我在建築理論上經過20-30年的思考與感悟，認為一般説建築的民族性僅從形式追求，過於籠統，而各少數民族建築，作為其特有的聚居形式，自然條件的利用，建築材料的選擇，構造方式的組合，建築外貌的表現，等等，因此整體言之更應該強調建築的地域性。
全球化是一個尚在爭議的話題，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傳媒的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從積極地意義來説，可以促進文化交流，給地域文化發展以新的內容、新的啓示、新的機遇；地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溝通，也可以對世界文化發展有所貢獻。但是，事實上，當今全球化的發展與所在地的文化和經濟日益脱節。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全球化帶來了人與傳統地域空間的分離。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特色逐漸衰弱，甚至消失；城市和建築物的標準化和商品化致使建築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現趨同現象和特色危機。全球化進程中，在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人居環境的美是各種藝術的美的綜合集成，包括書法、文學、繪畫、雕塑、工藝美術等等，當然也要包括建築。”
問：您自幼喜愛繪畫和書法，將之看作與建築學相平行的學習和修養，並承受過宗白華、傅抱石、徐悲鴻、齊白石等人的藝術滋養，您還多次在國內外舉辦個人書畫展。可否結合您與中國文化結緣的故事，講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對您的人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吳良鏞：我感覺我還是比較幸運，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得到了許多好的老師的教導。我1940年進入重慶中央大學讀書，那時候的中大是一個綜合性大學，有不少知名教授，可以根據自己興趣去聽演講。
在學校上課也是如此，對自己有興趣的學科，想聽什麼聽什麼，我就聽到過顧頡剛的講課，觀賞文史學家、書法家胡小石每日清晨揮毫，也聽過他講“書法史”、書法的要義，講用筆、結體、布白的要訣，這對我學習書法乃至建築構圖都有啓發。李劍晨曾請他的河南老鄉董作賓來講他的甲骨文研究，還有唐圭璋講詞學，孫為霆(吳梅的弟子)講曲選。最誘人的是藝術系，第一年名義上是徐悲鴻任系主任，他訪問南洋、印度去了，代理系主任是呂斯百，也是油畫家，吳作人、傅抱石都在，那時候傅抱石還沒有盛名，但是很勤奮，三年內連開過兩次畫展，山水、人物、題字、篆刻都令人刮目相看，從那時候起就引起我對他的崇敬。1945 年4月至5月間，滇西歸來，我在重慶看到李可染第一次畫展，在1978 年我認識他後，告訴他我早在1945年在重慶大學時就看見了他的畫展，他非常高興，因為這次畫展已經很少人向他提起了，他連聲道：“我相信你真是藝術愛好者”。
還有宗白華，我中學時就讀過他的文章，寄居在一位任分校圖書館館員的親友蔡先生居住的閣樓上。這時還有一兩月才開學，正好可以在圖書館中隨便翻書，有次知名學者宗白華差人挑一籮筐書籍來還書，又按書單另借一籮筐回去。我瞄了一眼，多為美術、歷史類書籍。我當時心想，原來大學教授是這樣看書的。這是我即將跨進大學之門時獲得的第一印象，也是讀書教育。上了大學之後，我專門去聽他的課。
總的説來，建築與藝術對我來説可謂是兩種並行的學習，從兩種專業修養中受益。而這種並行的學習可以説是從中大一年級分校返回主校區開始的，一方面是受美好自然環境的吸引，另一方面也是藝術系的課程與氛圍的感染。
這些藝術和文化的薰陶、積澱也對我的學術研究有重要的影響。我倡導人居環境科學，畢生追求建設美好人居環境。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熱愛現世生活，嚮往並追求生活中的審美品質。中國歷史上的人居環境是以人的生活為中心的美的欣賞和藝術創造，因此人居環境的美也是各種藝術的美的綜合集成，包括書法、文學、繪畫、雕塑、工藝美術等等，當然也要包括建築。如：室內之書畫與傢俱陳設(特別是明式傢俱流暢簡樸的線條空間之處理)、廳堂之匾額、室內外之對聯，乃至於庭院之藤蘿花木所帶來的光影變化，假山怪石的絕妙組合，變化中又有統一，空靈中又有充實，令人心醉，只有心領神受才能領略到這種綜合的、流動的美感。
問：最近很多人都在討論文化復興，您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了解很深，您如何理解文化復興？
吳良鏞：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日漸提高，中華文化扭轉了自清末以來的衰運，越來越受到國人和世界的關注，開始走向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着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人居環境是其中極其重要的方面。迎接中國人居環境建設的偉大復興，這是我的期待，從我小學識事起一直在期待，到八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在期待。
就人居建設來説，文化復興實際上是在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過程。今天，我們從傳統走向現代，不是簡單地以現代性取代傳統，而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經由傳統的現代轉化而發展出現代性，復興人居文化。一方面要“積極保護，整體創造”，加強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居文化建設；同時，要追求建築羣和城市設計中的人文意境；此外，還要將人居實踐建立在生態文明的基礎之上。
“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社會要進步，人類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顧歷史，一個民族的發展始終是與美好的人居環境相伴隨的。”
問：黨的十九大將在今年下半年召開。作為一名優秀共產黨員，請您談談對十九大的期許或寄語。
吳良鏞：我雖已年邁，但仍然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今年下半年我們黨將召開十九大，為未來五年全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定下基調，也必然要確保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兑現黨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在此征程中，人居環境事業應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在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社會要進步，人類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顧歷史，一個民族的發展始終是與美好的人居環境相伴隨的，人居建設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建設。我曾提出：“美好的人居環境與美好的人類社會共同創造”，就是意圖將人居建設與社會進步的目標逐步統一起來，各種設施的建設無不源於美好的人居環境與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我已經95歲了，仍然堅守在教師崗位上。我仍然要求自己以一種積極的精神面貌面向未來，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斷探索廣闊的學術新天地，探尋哲理、問道古今，弘揚創新精神，嚮往民族復興。當前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大的時代，未來有無限的生機和激情。願與廣大學人一道共勉！讓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拙匠邁年豪情未已！
問：最後請您為廣大黨員幹部題寫一段寄語。
吳良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拜萬人師，謀萬家居。
(採訪整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韓亞棟 | 攝影：胡思遠)
採訪札記
人民建築師吳良鏞
作為享譽世界的一代大家，吳良鏞先生的故事激勵了幾代人。人們從方方面面追尋着這位面對滄桑鉅變而不改初心的建築學家的人生軌跡：他於戰亂年代醖釀的“謀萬人居”的夢想，他響應恩師梁思成先生召喚毅然回國的無悔抉擇，他在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政績和民生的碰撞中對建築和城市發展規律的執着與堅守……
一個煙雨濛濛的上午，我們來到清華園附近的吳先生的家中。剛剛坐定，先生從裏屋緩步走出，禮貌地對我們點頭微笑，招呼大家坐下。他不無幽默地説：“一會兒你要考我？”對先生的採訪，就在這樣一種輕鬆的氛圍中開始了。
與吳先生這樣淵博的大家聊天，你會時時得到收穫與啓迪。他身上有着一種獨特的人格魅力，率真、自然、睿智、充滿情懷。比如，談到舊城改造，他提醒：“即便是要精心保留的文物建築，也不能當作‘木乃伊’，而要儘可能地派上適當的用途，不是大拆大改，而是‘有機更新’。”談到他鐘愛一生的書法與繪畫，他深有體會地説：“不一定方方面面都精通，但對有些事情要發生興趣。發生興趣，你去理解它，你能夠體會它，這對你就會有幫助。”
一旦進入吳先生的建築人生，你就會被他質樸真摯的民生情懷所打動。有人問他：“您對那些奇異的帶有實驗性質的建築有什麼看法？”先生回答：“與這些公共建築相比，我更在意老百姓的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問題，才是建築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他還告誡學生：“一個真正的建築大師，不是看他是否設計出了像埃菲爾鐵塔一樣流傳百世的經典建築，而是看他是否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人民得安居，畢生情所繫！在吳良鏞心中，創造良好的、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是他一生不變的理想。北京菊兒衚衕危舊房改建新四合院工程為吳先生贏得了1992年度世界人居獎，這也是近代中國建築作品首次在國際上獲取的最高榮譽。鮮為人知的是，這在當時是一個並不討巧的項目，很多設計單位都望而卻步，而吳先生卻毅然決然作出選擇：除了想為北京舊城建設探索一條道路，更源自於他一以貫之的民生情懷。
90多年的求索和努力，讓吳先生贏得了很多讚譽。美國建築師協會稱他為“新中國建築與城市規劃的先行者和傑出的建築教育家”。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學家貝聿銘先生説：“不管你到哪個國家，説起中國的建築，大家都會説起吳良鏞”。讓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亞洲建築師》一書對吳先生的評價――“人民建築師”。(韓亞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