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爾特：面對中國，美國的進步派和強硬派都錯了
近年，美國政壇兩極分化變的尤為嚴重，但幾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中國是個大問題。特朗普當局從上台第一天起就與中國在貿易問題上發生爭執，還在其《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給中國貼上了“修正主義大國”和主要戰略對手的標籤。（如果有助於特朗普總統連任，他本人似乎願意給北京一張自由通行證，但這只是他自己貪得無厭的表現，而且與政府的其他政策並不一致。）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在2019年開始競選活動時，可能淡化了美國人對中國人“吃我們午餐”的恐懼，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在競選過程中的對華調門會變得越來越強硬。
毫不奇怪，強硬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如喬希？霍利（Josh Hawley）和馬特？蓋茲（Matt Gaetz）也一直在敲警鐘，而進步人士和温和派則警告稱中美兩國間將出現“新冷戰”，並呼籲重啓對話以管控兩國關係。儘管他們的藥方各不相同，但所有這些人都認為中美關係至關重要。
最近中美衝突不斷 圖片來源：彭博社視頻
不幸的是，在討論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時，他們還都傾向於重拾自己熟悉的套路，將中美衝突歸結於對手的內在特點：他們的執政理念、國內製度或某位領導人的個人品性。這種傾向性在美國由來已久：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打敗德國軍國主義，保護世界民主不受侵害，後來又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而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冷戰初期，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臭名昭著的“X”文章（《蘇聯行為的來源》）認為，莫斯科懷有一種無情的內部衝動去進行擴張，這麼做是為了找一些外部敵人來為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作辯護。他認為綏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選擇是遏制蘇聯，直到其國內製度變的“平和”。
更近的例子是，美國領導人將美國的問題歸罪到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魯莽而又邪惡的野心上，把伊拉克的一眾領導人刻畫成毫無理性的宗教狂人，這些人僅在其意識形態信仰的驅動下制訂外交政策。
在所有這些衝突中，麻煩都來自於這些對手的基本屬性，而不是他們各自所處的環境或國際政治本身固有的競爭屬性。
美國對付今日中國也是套用這個思路。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推動一種封閉的威權模式來代替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場經濟。”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同意這種看法：在他看來，中美關係惡化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10年前的那個共產黨了。……這個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為自己必須堅決摧毀西方的思想、民主和價值觀。”按照參議員馬克？魯比奧的説法：“中國共產黨行使權力有且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鞏固黨的統治並將黨的影響力傳播到全世界。……在民族國家、工業產能或是金融一體化等任何一個領域，中國都不是可信賴的合作伙伴。” 美國副總統彭斯説，避免中美衝突的唯一方法是中國統治者要“改弦更張，迴歸‘改革開放’和擴大自由的精神”。
按照已故的肯尼斯？沃爾茨（Kenneth Waltz）最初構想的分類，國際關係學者將這些解釋分別稱之為“單元層次”、“還原論”或“第二形象”等。在這一大類理論中的很多變種全都認為主要是一國的內部特點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時被歸因於其民主制度、自由價值觀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正如其他國家的行為被認為是源於其本國政權的性質、治國理念、“戰略文化”或領導人的個性。
基於國內特點進行解釋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於它們看起來是如此的簡單和直白：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本應該）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寬容的基礎上；相比之下，侵略者之所以表現蠻橫，是因為他們的治國理念建立在控制或脅迫的基礎上，或者是因為其領導人能夠為所欲為不受約束。
聚焦其他國家的內部特點如此誘人，是因為這麼做免除了在發生衝突時我們應負的責任，使我們能夠諉過於人。如果我們站在天使的一邊，且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正義的原則基礎上，那麼當麻煩出現時，就一定是因為有壞國家或壞領導人在那裏做壞事。這個觀點也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搞掉那些壞國家或壞領導人！在面對國際挑戰時，妖魔化對手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凝聚共識獲取公眾支持的方法，而這就需要突出強調那些驅使對手做壞事的內在惡劣品質。
不幸的是，把衝突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對手的國內特點也是危險的。首先，如果衝突主要是由敵對政權的性質造成的，那麼唯一能長久解決衝突的辦法就是推翻這個政權。在涉及到彼此利益的問題上妥協遷就，和諧共存，甚至展開更廣泛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多被排除在外了，這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當對手兩方將彼此的本性視為一種威脅時，展開一場殊死搏鬥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單元層次”解釋論要麼視而不見、要麼輕描淡寫的是那些導致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的結構性要素。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極有可能會發生衝突。因為彼此都認為對方是對自己最大的潛在威脅，他們難免會用警惕的目光打量對方，不遺餘力的減弱對方威脅自己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想方設法的獲取優勢，哪怕只是為了確保對方不搶佔優勢。
即使有可能（或值得冒這個風險），美國或中國的內部發生變化也不太可能消除這些動機（至少短期內不會）。每個國家都在用不同程度的技巧和成功的嘗試來避免自己陷入被動，確保自己的安全、繁榮或生活方式不被對方威脅。而且，由於雙方都不能完全確定對方未來會做什麼——近年美國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路線充分説明了這一現實——於是雙方在各個領域都開始積極爭奪權力和影響力。
這一棘手局勢因各自戰略目標的互相排斥而惡化，出現這種形勢的部分原因是地理環境和過去一個世紀的政治遺產。可以理解的是，中國領導人希望本國的周邊環境越安全越好，北京不必把本國體制強加給周邊鄰國；它只希望所有鄰國都留心中國的利益，任何鄰國都不要對其構成重大威脅。為此，它想把美國趕出該地區，這樣它就不必再擔心美國的軍事力量，它的鄰國也不能再指望美國幫忙了。這個目標並不神秘也並非不合理：如果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某個世界強國周邊部署了大量的軍事力量，並與該國的許多近鄰建立了密切的軍事聯盟關係，那這個強國會高興嗎？
然而，美國有充分的理由留在亞洲。正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和我在別處解釋的那樣，通過迫使中國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內，並使中國更難（當然不是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靠近美國本土的地區）投射權力，美國就可阻止中國在亞洲建立主導地位，從而確保美國的安全。如果中國要進行自由化，或者美國走上了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這種戰略邏輯仍然適用。不幸的是，結局將會是零和衝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無損另一方的情況下得到自己想要的。
米爾斯海默最近與觀察者網進行了對話 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因此，當前中美競爭的根源，與其説是與特定的領導人或政權類型有關，不如説是與雙方爭奪權力和特定戰略有關。這並不是説，國內政治或個人領導能力無關緊要，它們還是可以影響兩國競爭的烈度或使用的技巧。一些領導人更願意（或更不願）冒險，而美國人目前正在（又一次）痛苦地展示無能的領導人將對國家造成怎樣的損害。但更重要的是，新領導人或深刻的國內變革不會改變美中關係固有的競爭本質。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進步派和強硬派都錯了。前者認為，中國對美國利益最多隻能產生適度威脅，只要將包容與外交技巧結合起來就能消除大多數甚至所有的兩國摩擦，並避免兩國滑向新冷戰。我完全贊成有技巧的展開外交活動，但我不認為這足以阻止一場事關權力分配的激烈競爭。
正如特朗普在談到貿易戰時所説的，強硬派認為與中國展開競爭將會“又好又容易地贏得勝利”。在他們看來，終極目標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採取更多和更嚴厲的制裁措施，讓美中經濟脱鈎，大幅增加美國國防開支，並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聚集到美國周圍。
除了這種行為的明顯代價和風險外，這種觀點誇大了中國的脆弱性，低估了美國的代價，並一廂情願地以為其它國家會願意加入一場反北京的遠征。中國的鄰國不想被中國控制，他們渴望與華盛頓維持現有關係，但他們絕不想被捲入武力衝突。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一個即便更加自由的中國會變的更不想維護自身利益，更願意接受相對美國永遠的劣勢。
那麼，對這種形勢的結構性解讀是什麼呢？
首先，更加結構性的觀點認為中美競爭將是長期的。沒有任何明智的策略或大膽的神來之筆能一勞永逸的化解這場衝突，至少在短期內看不到希望。
第二，這是一場嚴肅的較量，美國應該認真對待。想要和一個頗有進取心的同等級選手較量，你可不能選一幫豬隊友幫你站台或選用一位因私廢公的總統掌權。當然，這還需要明智的軍備投資，但由知識淵博、訓練有素的官員展開重要的外交斡旋，即使不是更重要，也將是同等重要的。維持與眾多亞洲盟友的健康關係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美國肯定不可能在本地區無人支持的情況下維繫自己的亞洲影響力。底線是：美國不能委託競選出資人、幫閒文人或生瓜蛋子來維護和培養這些關係。
第三，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確保這種競爭適可而止真的符合兩方共同的利益，雙方都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並在中美利益重疊的問題上（氣候變化、預防疫情等）展開合作。我們不可能消除所有風險和避免任何危機，但華盛頓必須明確自己的紅線，並確保自己知曉北京的紅線。
這就是“單元層次”要素的切入點：這場競爭可能與當今的國際體系緊密相連，但各方如何應對競爭，將取決於掌權者是誰，以及兩國內部制度的質量。我不認為美國能力不足，但我也不對美國的能力盲目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