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
這是繼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來，中央首次明確“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為什麼説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徵是什麼？近日，記者就相關話題採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經濟總量龐大是重要基礎
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左右，持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
“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體量，發展的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這為經濟結構調整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汪彬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馮俏彬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累了龐大的財富，也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體系，走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前提。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蔓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供需格局和外部環境，也會堅定我們擺脱舊的發展方式，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的信心與決心。”馮俏彬説。
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文溥看來，中國經濟邁進高質量發展階段，是符合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事實上，我國人均GDP跨過5000美元大關後，就進入了中等偏上經濟體行列，這也意味着必須儘快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
李文溥分析説，我國已經進入人力資本加快積累期，不能再依靠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支撐經濟。從需求的角度看，廣大羣眾的一般實物消費已經得到極大滿足，對實物消費的品質有更高要求，對教育、醫療衞生、旅遊等方面的消費需求也更旺盛。這些都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示，隨着城鎮化率不斷提升，消費需求不斷升級，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加離不開高質量發展。只有通過高質量發展，挖掘經濟潛力，才能繼續做大中等收入羣體，這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我國有着完整的產業鏈體系，為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及技術進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且，在當前的供求關係格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進一步顯現，對於保持中國經濟短、中、長期平穩健康發展和實現逆週期調節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也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經濟結構優化是重要支撐
中國經濟邁進高質量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穩步提升密不可分。
這些年來，我國始終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改革和創新“雙輪”驅動，促進了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也使中國經濟不斷迸發出了新活力。
從三大產業看，2019年，我國油菜籽、花生、蔬菜等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增加，優質稻穀面積擴大；裝備製造業、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速分別快於規模以上工業；服務業穩定器作用進一步增強，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9.4%，高於第二產業22.6個百分點。從需求結構看，在國際環境複雜、外部需求波動的情況下，內需特別是消費對於穩定經濟運行的壓艙石作用明顯。2019年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9.0%，其中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57.8%，比資本形成總額高26.6個百分點。
“在很大程度上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深化是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前奏。”馮俏彬分析説，在中國經濟發展早期量的積累階段，依靠投資、依賴重工業等傳統發展方式雖然在經濟發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針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提出來的，改革也確實使中國經濟的結構更加優化，發展質量效益更好。而且，隨着改革的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也從最初的去產能邁向解決制度供給中的體制機制問題，這有利於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大量削減了無效供給，同時也創造出了更多新的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可以説，中國經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加減法’中實現了發展質量和效益的穩步提升。”李文溥説。
劉元春指出，隨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從傳統增長動能到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的新動能的交替已經基本完成；從依賴國際經濟大循環邁向中國經濟內部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新格局；以沿海開放模式為龍頭、以出口投資為驅動力的發展模式，逐步向內陸沿海協調發展、內需和外需同步協調發展的格局轉變。這些結構性變化，都將對高質量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民生持續改善是重要標誌
有温度的民生答卷，是中國經濟邁進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
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持續增加民生投入，加快推動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貧困人口進一步減少，社會保障持續完善，教育文化衞生體育等事業得到加強，為增進民生福祉奠定堅實基礎，也進一步豐富了高質量發展的深刻內涵。
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5.8%，與GDP增長基本同步，快於人均GDP增速，這也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首次突破3萬元。
“高質量發展階段能夠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和基礎。反過來看，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保障和改善民生內涵也將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馮俏彬説。
汪彬表示，從民生保障視角看，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體現了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高質量發展的首要目標是促進經濟更好地發展，做大經濟蛋糕。要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基礎上，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縮小城鄉、不同羣體的收入差距。
李文溥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下大力氣打脱貧攻堅戰，2019年，1109萬農村貧困人口脱貧，連續7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為0.6%，比上年下降1.1個百分點，向着消除絕對貧困邁出一大步。此外，國家在醫療保險、養老等方面也投入巨大，有效地推動了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徐洪才説，這些年來，在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我國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持續改善，高質量發展邁出堅實步伐。在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過程中，加大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體現了民生導向；促進產城融合、城鄉融合，增加了就業機會；不斷改善廣大人民羣眾的社會保障、文化生活和醫療衞生，以補齊民生短板，這些都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
劉元春建議，我國仍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為人民謀福利作為衡量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進一步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大文章，彰顯改革成就。（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林火燦 孟 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