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高鐵技術的發展，以及一帶一路的推行，關於陸權復興的觀點逐漸在網上流行，並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認可。而在之前的《地緣政治186：海權沒落 陸權復興 世界地緣格局或迎大變》一節中，雲石君也從實體商品內容形態的改變、非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及恐怖核平衡下陸權構建方式的改變三個方面，論證了隨着時代的發展，過去幾百年中海權對陸權的碾壓態勢，確實正在逐漸鬆動和扭轉。雖然這種改變，現在還不足以徹底顛覆海權的優勢，更談不上陸權反超，但至少，在海洋時代來臨後，逐漸落寞的各國內陸地區，確實迎來了難得的翻身良機。
不過，機會雖然來臨，能從這個風口中，獲得多少好處，終究還得看自家的資質和本事。而在雲石君看來，雖然陸權復興，對所有的內陸地區而言都算得上是一件好事——至少讓它們獲得了一個翻身的可能性，但真正能從中大獲其利的，其實也並不是太多。而具體到地緣大國中，如果陸權復興真能帶動內陸地區重新崛起，那中國內陸，可能將成為這一波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為什麼是中國內陸中頭彩？對於這一論斷，雲石君有以下幾個理由做支撐：
首先是地緣政治格局。伴隨着陸權復興，陸上貿易通道在國際貿易中扮演份額將逐漸回升，這種貿易通道的改變，使得海洋文明環境下，逐漸邊緣化的廣大內陸地區，逐漸有了重新復甦，部分取代沿海優勢區位的理論可能。
不過，陸路貿易通道，這個也是要講成本的。畢竟相較於海上貿易，陸路運輸雖然速度方面的優勢，但也深受成本方面的困擾——也正因為如此，海路始終是大宗商品長距離運輸的首選。而在本身具有高附加值、能承擔更高運輸成本，但卻對運輸時間有高要求的新興商品類型（比如高科技電子產品）方面，空運又明顯更具速度優勢。
這就決定陸路國際貿易通道的侷限性——它相當於夾在大運量低成本的海運與空運的高效率成本的空運之間，在二者的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
那麼，這個生存空間如何維持？距離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籌碼。生產地與消費地之間的距離，必須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這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縮短運輸時間，降低運輸成本，如此，方能在海運和空運的夾擊中獲得比較優勢，奪取原屬於他們的市場份額。
從這個角度來説，生產地的地緣區位，就十分重要。它必須要儘可能的處於陸上的中心位置，能夠便捷順暢的將貨物運抵各主要消費區，這樣成本和效率優勢才能更加凸顯。
當然，客觀地緣格局決定了，這種絕對的陸上地緣中心是不存在的——畢竟人類生存的陸地並不是一塊規整的大陸，而是四散分佈、缺乏規則性的的五大洲及一眾島嶼。但相對來説，亞歐大陸作為這個星球上的主體地緣板塊，也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體量最大，發達程度最高的區域——它是人類商品消費的主要區域。
亞歐大陸的這個特點，決定了，生產地區與這個板塊的結合度最緊密，那麼陸上運輸以及空中運輸的成本和時間耗費就越低。最能獲得比較優勢（空運是不受一般地理條件限制的，所以空運的發展，同樣是突破海上貿易束縛，讓內陸新生的良好助力）。
而中國內陸，在這方面擁有不錯的區位優勢。中國所在的東亞大陸，本身就是亞歐大陸的組成部分。這意味着中國內陸可以較為方便的通過陸上通道，將貨物運抵東亞、歐洲兩大消費核心區，以及南亞、東南亞以及俄羅斯這樣的次級消費集中區。這種距離優勢，給中國內陸的復興，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條件基礎。
當然，有這樣優勢的不僅限於中國，比如南亞的印度，它在這方面的區位優勢，也並不比中國內陸差多少——甚至在通向歐洲方面更勝一籌。但印度的一大劣勢在於，其由於偏於南亞一隅，所以與亞歐大陸主體部分的陸上聯繫通道十分狹窄，並且控制在巴基斯坦手中。印巴的無解死局，使得印度很難打穿這條傳統的中亞——南亞地緣通道，再考慮到中東政治形勢，以及南亞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千年糾葛，印度陸路向西的通道實際上是很難成型的。而在向東方面，印度在構建東南亞陸上地緣通道方面，又面臨來自中國的強力競爭。無論是中印綜合實力對比，還是東南亞的地緣格局，乃至於文化、人種，中國在這方面都明顯更具優勢。所以即便是東南亞這個次級消費區，印度就算打通陸上通道，也未必能奪取太多份額。
而中國在政治方面，由於多年韜光養晦，和周邊（甚至可以説是全球）政治勢力都保持着一個相對平和的關係——即便不是朋友，也不會有什麼解不開的死仇。
畢竟陸上與海上不同。海上貿易途徑的是公海，陸上貿易，都必須過他國地界。政治上徹底鬧翻，這通道自然也就難以穩定維持。
中國的和平外交原則，以及經濟驅動，合作共贏的對外交往模式，為其陸上國際貿易通道的開闢，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沒有解不開的死結，加上貿易通道帶來的利潤，再輔之以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國的江湖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這樣雖不能説確保陸上通道不發生問題，但大致的暢通和穩定，還是能夠維持的。
而中國內陸復興的第二個有利條件，就是中國自身的優秀資質稟賦。這種優質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從中國層面來説。中國本身就是全球工業生產基地，世界工廠。換句話説，中國已經具備了製造業發展的良好基礎。
當然，這種基礎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但隨着陸權復興，中國內陸崛起，這種國家內部的轉移和遷徙，本身成本較小。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於同處一個國家，這種基於海運的工業生產，和基於陸運、空運的工業生產，依然是在處在同一個宏觀工業體系之下，再考慮到中國內部本身已經建成發達的交通運輸體系，這樣二者之間就能形成良好的互補和共振，發揮聚合效應，能把生產成本降到最低。
而在運輸方面，由於中國本身也有大量海岸線和優良港口，並已形成傳統優勢，所以將這裏作為生產基地，既可以發揮前文所説的陸路優勢，通過陸上貿易通道，將商品以更便捷的方式輸往亞歐大陸這個最大的消費集中板塊，同樣也可以藉助傳統的海運，將其貨物發往無法通過陸路運抵的另一個主要消費市場——美國。陸海兩大運輸途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解決方案，這種聚合模式之下，雖然面向單一通道、單一主體市場未必能做到最佳，但綜合成本，卻能做到相對較低。
其次，從中國內陸自身稟賦而言，其也具備良好的工業生產條件。中國內陸地區自古以來就水土相對豐沛，也正是這份優質的自然條件，才孕育出了華夏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發達，最強大的文明體系。這是其他絕大多數內陸地區所不具備的——像俄羅斯，中西亞，巴西甚至美國，他們同樣有廣闊的內陸腹地，俄羅斯和中東在亞歐大陸的地理區位甚至更加中心，但這些地方要麼寒冷，要麼乾旱，自然環境都遠不能和中國相比，不足以承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體系。即便不考慮政治因素，他們也擔當不起成為工業生產中心的重任。沒有工業體系，板塊的振興自然無從談起。
此外，中國還有長江這條世界頂級的內陸通航大河。河流對內陸地區的生產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優質的河流，不僅是天然的低成本物流通道，而且還能提供豐富的水源——這是工業化生產的基本條件。
當然，隨着工業時代的來臨，內河航運價值有所下降，甚至世界上的絕大多數河流都因無法適應現代航運需要，而喪失其在運輸體系中的價值。
但仍有少數大河，具備部分現代航運的價值。這種價值的保存，以及奉陪水源的供應，使得這種河流，往往成為內陸經濟的引擎和戰略支撐——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成功，就是其中之典範。
而相較於密西西比河，長江無論是在水量，還是通航里程方面都更具優勢，其沿線的環境承載力也明顯更佳。所以，長江黃金水道的存在，為中國的內陸崛起奠定了基礎，讓中國至少能在長江流域，打造出不遜於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甚至更優質的產業基地集羣，撐起中國內陸經濟崛起的半壁江山。
最後，中國除了是全球最大工業生產國，同樣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費市場之一——而且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消費市場的規模還在不斷增長。
這就為內陸崛起提供了另一個良好支撐——消費市場的生產基地的高度重合，所以中國的內陸工業發展，能夠通過內需獲得較強的支撐——雖然國際貿易方面，內陸面對沿海存在部分天然劣勢，但就滿足內需而言，內陸工業基地在區位方面反而更具優勢。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縱觀全球，歐洲是唯一一個內陸發展不遜於沿海——甚至有所超越的地區。德國作為中歐國家，反而成為歐洲經濟的引擎，而德國最發達的，也不是漢堡等沿海港口，反而是身居內陸的慕尼黑。
這種格局之所以能形成，相當部分是因為歐洲乃人類近代文明之高地，本身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存在強大的內需。也正因為如此，德國雖然地處歐洲中央，海洋條件並不佔優，慕尼黑、法蘭克福等更是深居內陸，但卻因為地處歐陸腹心，反而能借助這一優勢，在現代依然出類拔萃。
由歐洲鑑中國，以前中國貧弱，外貿之於經濟至關重要，所以沿海當然力拔頭籌。但隨着中國實力不斷增長，內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逐步提升，那武漢、重慶、鄭州、成都這些內陸重鎮，其在產業佈局上的價值反而會不斷凸顯。進而帶動中國內陸的復興。
綜上所述，中國內陸，具備復興的天然物質基礎。雖然大西北和青藏高原，受限於惡劣自然條件，潛力有限，但胡煥庸線以東的內陸地區，尤其是長江流域，其崛起的客觀條件充分具備，潛力也十分巨大。只要風口來臨，再加上精心佈置，完全可以再次騰飛。
最後，中國的現行制度和國家治理模式，也為內陸復興提供了堅實助力。
在西方，由於普遍採用分權制衡的西式民主模式，中央政府的權力和財政都是有限的，地方擁有極大的自主權。這種模式下下的內部區域競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放任自流，坐觀其成。沿海地區由於傳統優勢，積累了大量的產業和財富，並從內陸源源不斷的吸血——內陸的優質人口和資金，都會源源不斷的奔向沿海。這就很容易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格局。而中央政府由於權力和財力有限，對此很難予以干涉。
但中國不同，中國採用的是中央集權模式。才產業佈局方面，中央可以予以全盤考量，對內陸予以照顧。同時，雖然傳統模式下，資金和人口流向沿海這個市場規律不可忤逆，但中央卻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政策性貸款等手段，將部分由沿海創造的財富回撥給內地，或者為內地修建大量基礎設施，通過這些手段，讓內陸依然保留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競爭力，不至於被沿海徹底抽乾。
這等於是為內地留下了火種。隨着陸權復興，屬於內陸的歷史性發展機遇來臨，中國的內陸受益於多年宏觀調控，仍保有一定的基礎和競爭力，使得他們能夠更好的捕捉機遇，吸引產業落地，復興之路也就明顯更加順暢。
而反觀西方——比如美國，受限於西式民主體制的畫地為牢，落後地區無論是人力還是財力，都被沿海發達地區基本抽乾，基礎設施更是殘缺不全，所以即便等來陸權復興的風口，內陸地區由於基礎太差，也未必能把握的住——或者因此緩慢許多。這對這些落後地區而言，是浪費了寶貴的歷史機遇，對國家而言，是大量的腹地資源因為制度原因而不得不荒廢，國力的進一步發展會因此受到遏制。
總而言之，隨着時代的發展，陸權復興已經苗頭初現，內陸地區所面臨的的戰略機遇，也將勝於以往。而在這股新浪潮中，中國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所有大型國家中，最有可能從中獲利的一個。而一旦將胡煥庸線以東，尤其是長江沿線的中國內陸大幅盤活，這片廣袤的腹地，也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希望，成為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