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餘宗良 張璐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自由貿易創新研究中心、城市和鄉村發展研究中心
近年來，國際經貿秩序重塑進入關鍵期，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製造業向高端攀升、加速動能轉換，面臨的內外環境錯綜複雜，經濟發展不確定性日趨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無疑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性，暴露出我國供應鏈以及國際產能合作方面諸多問題，給我國經濟尤其對製造業在一定時期內帶來較大的衝擊。另一方面，全球疫情形勢的變化也凸顯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巨大的競爭優勢，對我國加快創新國際產能合作，夯實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提供了新的機遇。
一、中國應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
在經濟全球化有所放緩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已成為威脅全球供應鏈安全穩定的最大因素。一些發達經濟體將供應鏈作為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的重要手段，貿易保護措施可能會對長期形成的供應鏈體系產生較大沖擊，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供應鏈成本面臨上升壓力，增加全球供應鏈風險。
隨着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逐漸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價值鏈發展與升級的過程中，中國既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受益者，也是促使全球價值鏈升級的推動者。“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使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同不同國家展開雙邊和多邊合作。這對於中國大型基建制造業和傳統優勢產業“走出去”，掌控部分製造業國際供應鏈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中國在國際供應鏈主導權競爭方面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在參與重塑全球供應鏈國際規則、國際平台、國際組織、國際企業、國際產品等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作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和服務貿易第二大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層層嵌套、相互依存。
麥肯錫從貿易、資本和技術三個重點維度對中國與世界經濟依存度進行分析後，發現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相對下降，而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相對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作為供應、資本和消費市場對世界的重要性。據統計，全球製造業產出的50％以上來自亞洲。2019年亞洲製造業GDP超過7.1萬億美元，其中的三大支柱分別是中國、日本和韓國，僅中國製造業產出就近4.1萬億美元，佔亞洲的58.3％。在全球範圍內，有20%的產品來自中國，包括服裝、紡織、水泥、陶瓷、玻璃以及電力機械等行業。同時，中國還是世界最大的電氣和電子零部件出口國，佔全球總出口額的 30%。根據歐洲委員會測算，中國每減產100億美元將會對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總體上將造成67億美元損失。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體量極為龐大，幾乎全球所有產業都不同程度依賴中國，中國生產停滯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一旦中國企業不能儘快實現復工復產，全球經濟可能將會陷入混亂。
資料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
數據來源：歐洲委員會“國家間投入產出表”。
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長期以來通過合同制定、外包代工組裝、跨國採購、貼牌生產等方式融入全球供應鏈，總體水平仍處於價值鏈中低端，形成低端產能過剩與高端產品有效供給不足並存的局面（許正中，2019）。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發展，尤其是不具備比較優勢高度依賴國外進口的高端製造領域，必須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
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供應鏈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早期，為遏制疫情傳播，各地實施了嚴格的防疫管制措施，同時也使得國內生產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導致市場分割、需求減少，人流、物流阻塞等諸多問題，進而引發人工荒、材料荒、部件荒。需求和產能閒置，經濟循環受阻，對製造業的用工、庫存、生產、運輸、訂單等產生了劇烈衝擊。據統計，僅在湖北、廣東、浙江、湖南和河南五省就有超過13000家汽車、化工、機械、電子製造等工業企業的供應鏈受疫情影響而停產。在企業復工復產過程中，一些以汽車、通信等為代表的國際分工程度較高、供應鏈較長的高端製造業恢復速度不理想，且仍存在因應急管制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疫情暴露出來的用工、庫存、物流、供應鏈、違約等問題，迫使企業不得不優先調整內部結構，以保證復工復產的順利開展。同時，因疫情影響，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貨物貿易採取管制措施，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的採購和供給受到不小衝擊。
當前，疫情在全球範圍蔓延，受影響的國家和確診人數與日俱增，給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加劇了全球供應鏈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我國疫情防控漸顯成效的情況下，海外新冠疫情卻急劇惡化，供應鏈生產停滯，尤其是與我國產業鏈聯繫緊密的日本、韓國和歐美，影響了我國外貿訂單。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產業鏈環節不可避免地受到較大沖擊，如機電產品、化學制品、裝備、電子信息、物流、汽車、紡織服裝等領域。如果疫情進一步擴散到一些與中國經貿合作比較密切、經濟欠發達、醫療衞生體系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短期內將會嚴重影響我國與這些國家正在開展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削弱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成效。
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表明我國製造業供應鏈仍具有長期競爭力。一是疫情目前在我國已基本得到控制，現有新增確診病例多為境外輸入，中國經濟已按照既定目標開始有序運轉。二是中國經濟韌性強，政策空間充足，市場潛力巨大，疫情並不會影響經濟長期發展。對於製造業供應鏈來説，中國仍會保持當前在全球供應鏈“世界工廠”的地位，疫情衝擊很難改變已經形成的國際供應鏈分工體系，全球經濟依賴我國工廠生產產品、我國消費者提高銷量的基本局面不會改變，中國製造業仍處於中心地位。三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讓不少跨國企業和外部投資商不得不放棄從中國撤離部分製造業的決定，反而更加重視中國。四是得益於中國的舉國體制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國內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供應鏈最安全區域，儘管相比其他新興經濟體，中國勞動力成本略高，但中國在規模經濟、產業聚集、技術進步、勞動力成熟度等方面依然存在明顯優勢。
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不可能單打獨鬥，人類經濟、軍事、衞生等一切活動離不開供應鏈，需要在全球範圍內發展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當前，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分工新格局尚未形成，發達經濟體掌控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核心環節、定價權、規則制定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格局呈現東昇西降、國際力量再平衡局面，疫情全球化進一步改變了國家和區域力量對比，將促使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和更加趨於公平合理，也將助推中國加速制度型開放，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各國共商消除貿易壁壘，共建基礎設施，共享全球化紅利，完善國際供應鏈治理結構，構建互相依託、和平合作、安全可靠的全球供應鏈體系。
三、疫情衝擊下我國國際產能合作顯現的若干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供應鏈帶來的衝擊，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國國際產能合作模式在迅速回應未知風險能力上的短板。
我國企業在開展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風險管控能力不足，缺乏完整應對突發危機的管理系統。由於我國供應鏈依賴於其他國家上下游產業鏈，中國製造業停工停產，直接引發海外跨國公司對轉移在華供應鏈的考量。這反映出中國企業“走出去”尚未形成有效合力，未形成完整穩固且富有韌性的對外投資網絡，組織化水平還停留在較低水準（郭朝先等，2020）。此外，企業“走出去”要面對與國內迥異的制度環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不僅打亂了我國製造業海外佈局進程，還致使世界多個國家對我國設置貿易管制。多數中國企業由於組織化程度低，不熟悉國外商業習慣、法律環境，缺乏國際項目運營經驗等，面臨較高風險。
我國產品標準輸出、規則輸出有待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涉及法律、產品標準體系、投資、財務、談判、評估等多項事宜，公共服務平台和專業服務在產能合作的事前、事中、事後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疫情期間，專業諮詢機構沒有及時對正在開展海外經營和拓展的企業提供足夠的專業支撐，我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製造型企業也缺乏運用外部專家的意識，致使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管控意識不足。另外，在我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產業中，一些傳統制造業的產業配套基礎設施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產能合作的基礎設施和標準體系尚不完善（路紅豔等，2019），如一些鋼鐵、玻璃、水泥等我國傳統優質製造產業，在國際產能中要面對成本高、週期長、風險大等問題，產品標準體系建設本應先行，但現實中卻往往滯後。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致使全球大部分企業停工停產，在中國有效控制疫情、恢復生產之際，製造型企業卻面臨國外訂單驟減的嚴重問題。儘管自入世以來，我國製造業推行以市場換技術策略，但技術進步收效甚微，過度依賴發達國家相對低端的消費市場，不僅易引起國際貿易爭端，而且被排斥於核心價值鏈之外，受控於國際市場並缺乏可持續性（熊勇清等，2016）。一旦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預測性的危機爆發，過度依賴於國際市場的中國製造業產能合作便會陷入停滯，造成國內產能過剩的局面。相較而言，在全球供應鏈分工體系中，作為供應鏈上的鏈主企業（如美國蘋果、日本豐田、韓國三星等）能夠整合協同上下游產業鏈資源，進而打造自主可控的供應鏈。綜合來看，中國企業的供應鏈組織管理水平不高，競爭力也較弱，絕大多數行業缺乏引領全球產業的大型龍頭企業，導致國際產能合作深度廣度不足。
四、全球疫情下拓寬國際產能合作路徑的思考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製造”供應鏈有所衝擊，但相對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夯實了我國產業鏈的抗風險性，全球嵌入式的產業生態鏈依然穩固暢通，中國供應鏈的全球地位並不會因疫情而動搖。我國應抓住國內疫情得以有效控制所帶來的有利條件，提升國際產能合作水平，拓寬合作路徑。
在把握自身工業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政府、行業組織、市場應協同推進頂層設計，加強對疫情後國際產能合作進行全方位規劃和佈局，多層次推進國際產能新模式的構建。一是國家層面制定國際產能合作標準體系、各領域製造業合作指導意見以及中長期發展規劃，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二是地方政府根據自身區位優勢、產業特色與發展規劃，合理高效地與中央政府的指導性綱領對接，安排專人專班跟進企業復工復產，推動更多地方企業“走出去”，增添國際產能合作新力量。三是加強政府部門與行業組織、企業的通力合作，在投資、金融、財政、科技、法律等方面，及時向各企業推送商務部、海關、貿促會、外匯等部門的指導政策、形勢預判、疫情時國際貿易風險提示等，增強企業的應對能力，減少因國際貿易糾紛所造成的損失，為企業“抱團走出去”提供服務支撐和保障。
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橋樑和紐帶作用”，不僅是基建領域的架橋鋪路，更是利用自身獨特優勢，打通上下游資源，聯通高低端市場，破除梗阻，優化全球供應鏈佈局的關鍵。在疫情全球性蔓延的情況下，各國生產停滯，產業鏈向高端攀升受阻，中國應以縮小甚至趕超歐美髮達國家供應鏈水平為目標，進一步推動中國製造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依靠創新和知識資本等高級要素優化我國供應鏈佈局。同時，把握產業轉移規律，推動中資企業同等重視朝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出去”，更多地滲透到國際高端要素環節，將富餘產能佈局在更有比較優勢、對中國友好的國家或地區，構建日益自主、風險可控的供應鏈體系。
當前，國際經貿規則面臨重構，與各國、各企業密切相聯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在有效控制疫情後對80多個國家提供的緊急援助，將為中國更大程度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發揮重要作用。在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中國不但要加快推動製造、標準、技術和服務“走出去”步伐，提升產能合作在信息、技術、標準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國際水平，完善跨境產業鏈，同時，應進一步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加快簽訂高標準自貿協定，構建自貿區網絡，形成能夠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的高標準、高質量中國製度型開放體系，增強中國在國際產能合作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而成為全球經濟規則體系中的重要制定者，夯實中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
加快整合國內外原材料供應、加工裝配、中間品生產、物流、研發品牌、投融資、專業服務等上下游資源，加快推進中國企業從本土化運營走向全球化運營，從資源獲取走向資源配置整合。
一方面，疫情全球化蔓延或將引發製造業供應鏈紊亂，為避免對國內生產、就業和企業經營績效的嚴重衝擊，短期內應儘可能穩住中國現有可利用外資和出口份額。通過推動中國和發達經濟體在經濟貿易和國際規則上的談判，加強政府層面合作等措施，盡力維繫歐美傳統出口渠道，穩定中國製造業的外部供應體系。
另一方面，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是要通過“抗疫合作”豐富“一帶一路”內容，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抗疫需求為切入點推進貿易自由化，敦促貿易合作國對當地中資企業、中國承建工程項目的如期開展提供便利條件，共同維持國際貿易物流的有序暢通，為推動世界儘早走出疫情險境、恢復全球經濟正常運行作出貢獻。二是要從長期維度考量，進一步深化生產環節外包、產業轉移等形式的供應鏈上下游分工，提升“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層次，由市場開拓向產業轉移轉變，由資源獲取向資源整合轉變。三是要充分把握機遇，推動國家之間在不同領域的深入合作，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優化營商環節，引進外資。
政府層面，應警惕發達國家脱實向虛和製造業空心化的前車之鑑。在國際產能合作中，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國外轉移過程中，要避免出現本國產業空心化，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填補產業空缺，防止我國與國際生產分工體系脱鈎。企業層面，要堅持前瞻性的國際化理念，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配置國際國內兩種資源。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開拓當地市場、獲取低要素成本技術管理的同時，要着眼於提升國內生產配套能力和整合國內產業資源。剝離或外包非核心業務和運營環節，提升價值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國內中間品尤其是關鍵零部件生產能力和技術含量，提升進口替代和內生增長能力。打造供應鏈多樣性，減少對單一供應源的依賴性，增強風險抵禦能力。另外，企業“走出去”應合理佈局，穩紮穩打，充分調研，知己知彼，避免盲目海外擴張或利用價格戰傾銷產品來搶佔市場，有效管控海外投資風險，建立和完善一套突發事件的應對機制，推進企業高效有序融入全球市場，提升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有效規避各國對進口產品的管制。
全球供應鏈會受到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新冠肺炎等類似公共衞生事件的影響，供應鏈風險管控能力成為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一環。園區模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也是嵌入全球供應鏈和降低海外投資風險的重要舉措。對標國際通行經貿規則，打造一批高水平海外產業園區，既能緩解疫情對“走出去”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衝擊，又能在國家層面加強統籌協調，開展實質性的國際產能合作，為企業“抱團走出去”和供應鏈佈局提供集羣共生效應。因此，國家應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在海外自建或聯合建設高水平的產業園區，有效聯動國內外產能、技術、人才和管理，利用產業鏈延伸、上下游互補等方式，形成產業集羣優勢。着眼於海外產業園規劃與國家戰略結合，適用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將自貿區戰略和海外園區戰略進行協同，推動海外產業園區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先行先試，利用國家間的相互協議將產業園落到實處，提升我國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同樣造成了巨大沖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實現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由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直接結算，能夠在國際市場層面加強人民幣的流動性，為我國跨境貿易和海外投資提供資金保障，減少因疫情等突發事件造成的國際金融市場動盪所帶來的高昂投資成本。為此，中國應充分發揮國際投資和貿易大國優勢，積極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協商，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開展人民幣國際結算服務。同時，通過進一步擴大資本賬户開放，逐步放寬境外投資限制和創新金融工具等方式，幫助中國企業推進人民幣在境外的融資與直接投資，以及購買境外的證券、股票等來拓寬投資範圍，確保國內企業海外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降低中國企業在投融資方面的匯率風險和融資成本，優化出口企業對外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