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蟲創意 圖
近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夯實金融穩定的基礎，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鞏固經濟恢復向好勢頭，以經濟高質量發展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框架是現代經濟金融的核心和根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起着關鍵性的作用。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需要以現代貨幣調控框架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必然性
從全球央行貨幣調控的歷史來看，貨幣調控都能對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如果貨幣調控得當，就能夠發揮跨時空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反之，不是出現流動性氾濫導致高通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就是發生信用緊縮，甚至造成經濟金融危機。如西方主要經濟體曾出現過的“大蕭條”、“大通脹”、“大緩和”、“大衰退”等。當今，各國普遍重視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作用，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佔據核心地位。
現階段，隨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調整，我國進一步發展的內外部風險顯著上升，所面臨挑戰的複雜性也明顯上升，必須切實增強憂患意識，善於預見和預判各種風險挑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制度建設來對沖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不斷增強社會、經濟發展的韌性。現代貨幣調控框架的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隨着我國經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已不再廉價，人口也逐漸老齡化，更多地需要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在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要以現代貨幣調控框架作為戰略支撐，保持總量適度，設計激勵相容機制以引導銀行信用創造行為，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確保我國現代化進程順利推進。現代貨幣調控框架的建設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
內在邏輯
從經濟方面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實施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利用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以外延式增長來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改變了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實現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我國經濟已成長為典型的大國經濟，我們要進一步加大擴內需的力度，更加充分地釋放內需潛力，使內需在支撐今後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是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手段。這就要求我們的貨幣調控框架能夠更有效地針對內循環，針對國內的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調控，要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從貨幣調控框架自身來看，當前我國實施的是以數量調控為主、價格調控為輔的貨幣調控模式。從全球各國貨幣調控的歷史來看，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金融創新導致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上升，貨幣數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相關性下降，這使得貨幣供應量越來越不再適合作為中介目標，需要發揮利率機制對經濟的調控作用。
從匯率機制來看，在2015年匯改前，人民幣匯率一度實施的是盯住美元制度，這在當時有利於我國實施出口導向戰略，推動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然而，這種匯率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這不符合新發展格局的要求。根據“三元悖論”，由於資本流動難以被遏制，要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須讓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出台了非常規貨幣政策，宏觀政策的溢出效應加大，需要有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來對沖。
總體來看，隨着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國內大循環，這就需要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提高利率機制對經濟的調控作用。
主要特徵
貨幣調控框架是中央銀行應對經濟波動的系統性體制機制，由政策目標、規則、渠道、工具等一系列因素和環節構建而成。參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現階段經濟金融運行特點，筆者認為，我國現代貨幣調控框架建設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人民幣對內幣值穩定為首要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國內外的經濟發展史均表明，幣值穩定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分工和市場範圍，促進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保持幣值穩定已經是我國中央銀行的法定目標。在新發展格局下，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國內大循環，幣值穩定也就需要更多地體現在幣值的對內穩定上，即實現低而穩定的通脹。這就要求在現代貨幣調控框架中進一步明確通脹目標值，以錨定公眾的通脹預期，從而實現通脹目標。
第二，儘快實現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的轉型，以提高貨幣調控的效率。當前我國施行的是以數量調控為主、價格調控為輔的貨幣調控模式。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貨幣數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關係日漸鬆散，且貨幣數量指標的清晰性、簡潔性不及價格指標，調控模式必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型。價格型調控是當前全球通行的、成熟的調控模式。
第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從未來的發展來看，需要在金融市場上構建由短期政策利率引導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為包括存貸款在內的各種金融產品提供定價基準，從而形成以短期利率為主要政策工具的貨幣調控框架。這種調控框架能破除政策傳導的體制機制性梗阻，提高小微、民營企業信貸市場的競爭性，使金融資源更多配置至這些企業，從制度上解決小微、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第四，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促進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更具彈性的匯率機制有利於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促進內部均衡，也有利於緩和國外衝擊，具有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的功效，更好地實現外部均衡。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第五，增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規則性，提高貨幣調控效率。現代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表明，只有經濟主體對中央銀行當前和未來的政策行為有較好的理解和認同，其作出的投資、消費決策契合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時，貨幣調控才能起到較好效果。因此，貨幣調控框架應該簡潔明瞭，要建立制度化的貨幣政策溝通機制，以提高貨幣調控效果。
第六，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較為關注金融週期及其與之相關的金融穩定問題，引入了宏觀審慎政策。除了金融週期外，我國經濟還面臨其他需要關注的中長期問題，比如房地產、隱性債務、經濟結構等，這些問題都難以用應對短期性的逆週期政策來解決。因此，需要在已有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一套戰略站位更高、兼顧短中長期問題的宏觀調控框架，以“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