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以“固定的利益分配”為前提，探討與他國的利益得失，先進國家就不能允許後起國家超越，特別是在技術上超越
◆ 中美之間的博弈已經超出國際貿易理論闡述的“比較優勢競爭”理論，上升為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 當疫情大規模迅速蔓延使經濟滑向嚴重衰退時，貿易、經濟增長、就業等宏觀經濟指標就難以向好；當所有這些指標都不能令人滿意，且政府對此束手無策時，全力阻止競爭者經濟正常反彈就十分迫切了
◆ 為了全力阻止競爭者，無論是貿易和經濟的競爭，還是戰略硬實力的競爭，抑或是表明制度優越性的意識形態競爭，都不再採取增長競爭的博弈方式，而是採取消耗競爭方式，兩敗俱傷成為可以接受的競爭模型
從比較優勢競爭到戰略競爭
文｜劉程：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佟家棟：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
餘子良：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助理教授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競爭特別是經濟貿易大國的戰略競爭更加激烈。在世界經濟學界，以往通常基於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對各國貿易結構和生產結構的理論分析，更多轉為對國際經濟貿易戰略競爭的思考和擔憂。
戰略競爭加劇的現實，要求我們理清思路，保持定力。在近期和遠期戰略選擇上，要在分化中求融合、求合作，在開放中求生存、求經濟可持續發展。
美國轉向強調戰略競爭
早在200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的知名期刊《政治經濟學學報》就曾發表美國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的一篇論文，題為“主流經濟學家眼中的全球化”。該文以中國、印度經濟崛起為背景，分析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利益得失，認為發展中國家替代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將永久損害發達國家利益。例如，薩繆爾森認為，倘若中國真的在飛機制造方面提高了生產率，可能永久損害美國利益。
薩繆爾森的分析前提改變了，其尺度不再是建立在各國成本優勢上的自由競爭，而是以固定的利益分配為前提，談論靜態競爭優勢下的利益分配。從這樣的尺度出發，先進國家就不能允許後起國家超越，特別是在技術上超越。
從國際貿易理論的尺度衡量，中美之間的國際分工結構建立在雙方生產產品的比較優勢基礎上。中國顯然是按照比較優勢逐步躍升，在某些領域或產業趕超了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美國的經濟利益或產業利益會否受到徹底損害，關鍵在於美國能不能另闢蹊徑，構築新的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
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產業升級計劃。美國對此的高度警惕和施加的政策措施手段，使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比較優勢競爭轉變為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到2017年，美國政府發佈了一份國家戰略安全報告，明確指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採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國的手段，包括加劇經貿摩擦；推動經濟脱鈎；抑制中國科技趕超；及要求中國放棄政府對戰略產業的干預等制度干預。
美國的企圖是，一邊消耗中國經濟的實力，減緩中國經濟的增長；一邊在消耗中放慢中國發展或追趕速度。
因此，中美之間的博弈已經超出國際貿易理論闡述的比較優勢競爭理論，上升為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戰略競爭強調國家之間超出單純經濟關係的長遠戰略關係，以便從戰略層面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
▲ 美國紐約時報廣場上戴口罩的行人（8月9日攝） 王迎攝
美國的四重壓力與遏制對手的需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及其在美國的持續惡化，使美國特別擔心不同大國經濟反彈的非同步性，尤其是美國經濟相對實力的衰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受疫情衝擊，全球經濟明顯下滑，是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IMF今年6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美國經濟2020年萎縮8%。IMF預計中國是唯一在2020年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IMF還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8.2%，美國經濟增長4.5%。
2020年二季度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同比增長3.2%，美國經濟按年率計算下滑32.9%，創1947年有記錄以來最大降幅。中美在2020年經濟總量差距有望明顯縮小。而根據上述IMF預計，明年中美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達到3.7個百分點，實力相差將會更小。
在此背景下，美國面臨四重壓力：
疫情壓力，疫情繼續處於嚴重水平，使復工復產常受干擾；
經濟壓力，疫情帶來總體經濟實力的相對減弱，美國更加擔心被趕超；
戰略壓力，時間上的緊迫性更強；
制度優越壓力，美國一直聲稱自己是最為完美的市場經濟制度，且是別國效法的標杆，然而，疫情暴露了美國自身制度的侷限性，動搖了人們的信心，令美國更加擔心中國有效控制疫情和經濟迅速反彈所展現的制度優勢。
談到西方國家經濟抗衝擊能力，可以研究一下就業率和儲蓄率數據。
西方經濟的基本特徵是主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來維持經濟運轉與就業。美國就業市場遭遇疫情重創，復原的速度仍相當緩慢。截至今年7月12日，美國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連續第20周超過100萬關口。連續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為1610萬人，仍處於相當於去年同期水平10倍的高位。西方的經濟制度決定了，政府和個人必須在抗擊疫情與就業機會之間做出選擇。
西方國家的家庭儲蓄率多數非常低。各家庭很難獨立抗擊外部衝擊，因此他們很難承受蔓延性疫情的持續惡化。美國的情況就更為典型。據美聯儲統計，2018年有39%的美國家庭連一筆400美元的應急資金都拿不出。
由此可以理解，西方各國為何早早就不惜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復工復產。西方國家政府和個人都沒有較強的支撐力等待疫情徹底結束。政府深知這一點，因此一開始就主張羣體免疫，然後是不同程度的謹慎復工。
當疫情大規模迅速蔓延使經濟滑向嚴重衰退時，貿易、經濟增長、就業等宏觀經濟指標就難以向好。當所有這些指標都不能令人滿意，且政府對此束手無策時，全力阻止競爭者經濟正常反彈就十分迫切了。
為了全力阻止競爭者，無論是貿易和經濟的競爭，還是戰略硬實力的競爭，抑或是表明制度優越性的意識形態競爭，都不再採取增長競爭的博弈方式，而是採取消耗競爭方式，兩敗俱傷成為可以接受的競爭模型。
因此，美國政府頻繁出招，將競選策略、經濟政治戰略競爭和意識形態競爭措施以組合拳的形式不斷出台，交替使用。而且，中美之間經濟反彈的差距越大，美國政府出招的頻率越高，冒險性也越強。
通過這些手段，美國政府企圖達到三方面的目的：
一是爭取選票，贏得大選；
二是打擊甚至打垮中國戰略競爭力，從而削弱中國經濟政治實力；
三是以意識形態對立、團結發達的市場經濟盟友封鎖中國，結成打壓中國崛起的聯盟。
當美國的戰略利益超過經濟利益時，主要貿易國家或相互依賴度較高國家之間的貿易脱鈎乃至經濟脱鈎就是可能的。但美國要建立意識形態基礎下的國際聯盟，達到保持自身霸權地位的目的，還是相當困難的。美國的單邊主義、民族主義、“美國優先”政策已經表明，各國難以從打壓中國的聯盟中獲得利益。在打壓中國的競爭中，美國是否能獲勝也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更需要藉助外部環境，拉動自身經濟的反彈，中國的率先恢復，有助於帶動各國經濟的發展。而且在大國博弈中，其他大國更願意看到兩敗俱傷，而不是美國必勝，更願意在中美博弈中抓住強化自身國際競爭力的機會。
▲ 6月18日，人們在美國肯塔基州法蘭克福排隊等待就業中心開門 新華社/ 路透
中國的基本對策
面對美國的多層面打壓，中國的基本對策首先是堅持對外開放，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積極開展國際經貿合作。中國要抓住機會，廣泛且主動恢復分工合作關係，創造良好的合作環境。
第二是儘可能保持與美國的貿易投資關係，同時做好貿易或經濟脱鈎的準備。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經濟高度融合，共同構成完整的產業鏈。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生產活動是其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一環，難以切割。創造條件，以利益為導向，留住美資是我們堅持對外開放，藉助外部力量粉碎美國所謂脱鈎論的重要舉措。
第三是保持足夠威懾，做好應對更激烈衝突的準備。
第四是保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疫情的蔓延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外部衝擊。中國有效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反彈，成為唯一一個有可能在2020年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大國，有利於拉動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反彈。
在堅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問題上，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沒有中國經濟的反彈，各國在合作中尋求經濟反彈共同發展的動力將會削弱。
第五是堅持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調動企業改革創新的積極性。中國經濟的抗衝擊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制度的質量，一個是政府宏觀干預與管理能力及其有效性，另一個是企業自身的活力，即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也主要是出於對中國製度優勢和中國企業內在發展動力的擔心。目前，在企業的市場經濟活力方面，在政府規範地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干預企業經濟活動方面，還有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完善的地方。
第六是支持高科技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大國之間實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實力的競爭，是高科技企業和政府產業支持力度的競爭。美國政府出手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再次説明，在高科技戰略性產業發展中，政府支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企業自身創業創新的同時，政府的強有力支持應該成為戰略性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
開發和採用新技術的動力主要來自於殘酷的市場經濟競爭，但在大國競爭中，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往往不是完全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因此，企業和政府的兩個積極性是中國走向科技強國、製造業強國的關鍵，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發展戰略性產業。
第七是國內大循環要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相互配合。
總之，必須在美國大選策略、戰略競爭和大國博弈三者錯綜複雜的影響中，理清思路，在大變局中，推行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中國經濟政治長期穩定發展。LW
刊於《瞭望》2020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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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