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充滿“套路”,華爾街有何新動機?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從來都是“華爾街+美元”的權力,是華爾街金融財團利用美元霸權劫掠製造業國家的重要手段。歷史事實數次證明: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暴漲暴跌的受益者是華爾街金融大佬,受害者則是中國等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及其製造企業。正因如此,中國必須高度警惕。
據《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一線反饋的信息,目前,中國東南沿海的製造業企業已經感受到了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衝擊,尤其是珠三角的民營製造業企業,他們更顯茫然無助。
老套路
華爾街通過操縱大宗商品(生產性資源)價格劫掠製造業國家不是第一次。比較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05年到2008年,華爾街惡炒“中國需求”,拉動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價格連年暴漲。當真是中國經濟需求過熱?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揭露了事實:第一,美國民眾用房產反覆抵押套現用於消費,從而嚴重放大美國對中國消費品進口需求,拉高中國消費品生產投資——表面看是中國需求過熱,而實際是美國消費過熱;第二,儘管美國過度消費加大全球總需求,但石油等大宗商品從未出現供不應求,而價格暴漲更多屬於金融大鱷借題發揮的炒作。
比如2008年夏,當國際油價飆升到每桶147美元時,OPCE證實其每天富餘產能200萬桶。那為何油價暴漲?操縱。美國國會邀請索羅斯等多位國際金融巨頭作證:國際原油價格的確是被投機操縱。誰在操縱?去看看當時華爾街的研究報告就明白了。就在美國國會質疑油價操縱之時,高盛、大摩同時再發研報:國際油價將漲至每桶200美元。高盛原董事長、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彼時也站出來和國會唱對台,聲稱沒有證據顯示石油價格被操縱。
2008年次貸泡沫崩了,油價泡沫也崩了,高盛、大摩等在大宗商品期貨市場害了多少跟風者權且不表,整個過程中,中國製造業企業其實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面對大宗商品價格暴漲,中國製造業企業壓力驟增:第一,要承受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第二,要承負國內信貸相對短缺、利率上漲、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財務壓力;第三,要承受市場競爭激烈、上游成本無法向下遊傳導的壓力。
據業內人士計算,2005年到2010年的6年間,採掘工業價格上漲88.9%,原材料價格上漲36.2%,但後端製造業產品價格僅上漲8.7%。
什麼意思?前端成本絕大部分需要後端消化,以致中國傳統制造業利潤不斷下降。
這當然也會迫使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但那是後話。就當時的結果看:第一,中國經濟“內需疲弱”。當金融危機使中國“外需突然歸零”之時,GDP增速較大幅度波動,並暴露中國經濟“內需比重”過低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當時的內需會如此疲弱?彼時中國央行採用緊縮貨幣手段應對“輸入性物價上漲”,但緊縮貨幣只能抑制內需,無法作用於“美國消費過熱”。
第二,利用美元對國際大宗商品的計價和結算權,華爾街金融大鱷通過對資源類企業的股權控制,獲取中國等製造業企業為資源現貨進口所付出的代價。整個過程,華爾街期貨、現貨大豐收。
新動機
瞭解歷史是為揭示現實。鑑於發達經濟體連續12年實施超級寬鬆貨幣政策,尤其是美元水量巨大,世界早就擔憂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因此而暴漲,甚至擔心全球經濟“滯脹”——經濟停滯、物價飛漲。比如2009年7月9日,當美國祭出超級QE政策之後,法國時任總統薩科齊、英國時任首相布朗立即聯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呼籲美國加強石油價格監管。同時希望各國政府採取行動,抑制“危險的油價震盪”,以免在全球努力推動經濟復甦之際“破壞信心”。隨後,美國政府和期貨交易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2019年之前的國際石油市場並未出現“不可理喻的暴漲”。
當然,這裏還有許多“戲碼”。比如,“歐債危機”壓低歐元幣值等拉高美元指數,再加上市場輿論主要渲染需求不足,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價上漲。
但現在時過境遷,歐、美、日貨幣連續12年極度寬鬆之後,它們是否還有過去那樣控制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慾望?或許,“老套路”背後已經有了“新動機”。值得高度關注的是:此次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如果再出現“危險的暴漲”,那對中國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國際環境的劣變,迫使我們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不能不對所有“貌似正常的經濟現象”給出更多的思考和詮釋。
3月25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彭紹宗給出的判斷是: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可能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向國內傳導,但這種傳導影響總體上是有限的、可控的。為什麼有限、可控?彭紹宗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於短期供需關係變化、流動性寬裕以及投機炒作等多因素交織的結果。由於目前大宗商品“供需兩端”並未出現整體性、趨勢性變化,所以價格並不具備長期上漲的基礎。
按常規,上述判斷具有充分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當今全球市場可能超乎常規邏輯,而華爾街利用美元“定價霸權”衝擊中國經濟的可能性不可小覷。
歷史地看,炒作國際大宗商品無非兩大因素:其一,利用美元利率與美元指數的正相關關係,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與美元指數的負相關關係,炒作美國貨幣政策因素;其二,利用資源產出國的自然、安全、增減產等供給因素,以及資源使用國的生產情況和國際經濟熱度炒作供求關係。那當下在炒作什麼?第一,全球經濟“疫後”恢復,必然帶來需求回升的預期;第二,因為發達國家連續12年實施極度寬鬆貨幣,所以就算美元指數走高亦屬不可持續。兩者相加,華爾街炒高大宗商品期貨價格,極易引發羊羣效應。但是,此次大宗商品價格被炒似乎淺露新特點:油價呈現修復性、有節制地上漲,但鐵礦石、有色金屬、糧食等商品期價卻十分放縱,甚至有衝破歷史高點的潛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徵?其實,這恰恰體現了“價格操縱”。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經濟和財政目前根本無法擺脱對超寬鬆貨幣政策的依賴,而美國經濟結構決定其CPI對油價非常敏感、對其他不敏感。所以,華爾街惡炒大宗商品絕不能干擾美聯儲訴求,“控制油價而放縱其他”或成必然選擇。但對中國而言,尤其是對中國的傳統優勢產業、產業鏈、產業集羣而言,鐵礦石、有色金屬、糧食等商品價格暴漲所帶來的衝擊與傷害不可小覷。
需要系統性破解方案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部分製造業企業經營已經面臨較大困難:第一,上游原材料生產企業和中間商囤積居奇,期待價格上漲大賺一筆,使得下游企業成本的不確定風險大大增加,也迫使終端用户不敢貿然訂貨;第二,上游原材料企業惜售,或引發下游企業加價搶貨,從而惡性循環——越搶價越漲,價漲更囤貨;第三,原材料價格越高,企業購買原材料的貸款需求量越大,但因銀行貸款總量控制,無法滿足全部企業需要,結果顧東顧不了西,導致部分中小微製造業企業可能要面對資金鍊斷裂的危險。
面對現狀,政府應儘快拿出有效措施,否則可能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如何破解?前提是:以我為主、內外兼修。加力推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貫通,堅持系統觀念。
在此前提下,筆者的建議是:第一,央行以1∶1的比例“收短放長”,在投放長期基礎貨幣的同時等量回收短期基礎貨幣。如此可在“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時,讓貨幣政策邊際寬鬆。如此一方面可擴大商業銀行放貸能力,儘量滿足製造業企業購買原材料所必需的增量貸款,並以此強化中國經濟增長的良性預期;另一方面可以穩定股市良性預期,監管部門通過適度放寬製造業企業股權再融資政策,令企業有能力保持資產負債表健康,平衡融資成本。再有,央行可以加大中小微製造業企業信貸直達力度。
監管部門應採取堅決措施,全力制止原材料囤積居奇。在此過程中,銀行應當擔負起監控囤貨之責,不投放超出產能或訂單的原材料購置貸款。
在國儲的監督之下,利用期貨市場的現貨交割庫,在中國期貨市場開辦“常設大宗商品現貨拍賣市場”,以強化中國現貨需求對國際期貨價格的影響力。儘管期貨市場理論上應當發揮套期保值、價格發現的功能,但鑑於華爾街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實際操控”,從而迫使中國等現貨使用國要有反控制措施,而“常設大宗商品現貨拍賣市場”或將強化現貨市場對期貨市場價格的反作用,有利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迴歸真實市場需求。
中國可以收集世界各地公開商品供求數據,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供求數據,並以此構成中國“全球數據”發佈機制。這不僅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發展需要,同時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有效打破華爾街通過研究報告左右市場預期的格局。
此外,有個必須重點強調的問題:通過觀察上圖可以發現,加入WTO之後,中國CPI走勢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CRB)走勢呈現高度正相關關係。這就是説,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漲跌嚴重影響着中國國內物價水平,這就是“輸入性物價上漲”,2001年到2008年表現尤為突出。
歷史經驗證明,面對“輸入性物價上漲”,中國不應以緊縮貨幣去應對。因為,美國不會因為中國緊縮貨幣而停止濫發貨幣,華爾街也不會因為中國緊縮貨幣而停止炒作大宗商品價格。所以,面對“輸入性物價上漲”,各項經濟政策必須確保中國經濟處於健康、活躍的狀態,而絕不是相反。尤其是現在,中國處於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當中,緊縮貨幣可能將中國經濟導入“債務通縮”的陷阱。所以,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 中國經濟週刊 ,作者:鈕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