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丨在防風險與穩增長之間取得平衡，同時需要調結構

12月2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出席某論壇時表示，今年三季度經濟恢復放緩的原因之一，是房地產投資疲弱，出現負增長。而深層次的原因是過去以房價為龍頭，房地產、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環來拉動增長的模式需要轉型了。

楊偉民認為，房地產市場的風險並不是短期的，遲早會開始顯露，就是因為房地產、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資這樣一個“三角循環”已經走不下去。而且人口增長放緩及其人口流動流向導致房價上漲進入減弱的時期，尤其是考慮到部分城市房價超出了中等收入羣體的承受極限，對製造業、創新以及人口增長是不利的。

與此同時，為了生成一個更可持續的內需驅動的經濟，中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擴大居民消費，構建以居民消費為主體的內需格局，但這又要以提高居民收入為前提。我國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約60%左右，低於世界主要國家10個百分點以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社會保障費用，不能構成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三角循環”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之間存在某種衝突，這也是當前經濟循環存在的主要問題。“三角循環”雖然能夠拉動鋼鐵、水泥等上游產業以及下游家裝家居、家電等部門，但它本質上是由債務驅動，而且政府債務主要通過土地和税務槓桿轉移到居民部門，形成了當前部分地區債務過重，居民部門高達72%的債務率的格局，影響了政府投資與居民消費的能力。

依靠債務驅動的“三角循環”已經難以持續，因為會影響消費、人口、創新等並埋下金融風險的隱患。但如果“三角循環”減弱，那麼可能會非常直接地影響到經濟增速、就業以及居民收入，從而對擴大內需以及形成居民消費型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並且當前也缺乏足夠的高質量增量來填補“三角循環”減弱後的動能，這是經濟轉型所面臨的傳統困境。

如果以提高政府消費比重刺激經濟，必然會以削弱居民消費比重為代價，這將進一步削弱居民消費拉動的能力，因為這是由分配決定的，而這本身是需要調整的扭曲結構。如果是以減少居民社會保障成本以增強當期可支配收入與消費能力，那麼，在中國老齡化率增長的環境之下，這又會增加養老金的支付壓力。

關鍵還是要發展，在防風險與穩增長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調結構。調結構不應形成過長的政策調整週期，製造過多的不確定性預期，畢竟在產能過剩條件下存在優勝劣汰的出清過程，政策環境與市場環境同時存在不確定性的話，投資者會持觀望態度。要儘快鼓勵民間資本自下而上地順應新發展格局，積極創新創業，形成寬鬆的氣氛與積極的預期，尤其還存在疫情影響與外部環境複雜化等因素，需要以更積極的政策預期對沖。

中國經濟仍然有巨大的潛在空間等待挖掘和釋放。中國在產業鏈供應鏈等關鍵環節的高科技投入正在廣播種子並逐漸收穫，但是在生活消費服務方面的升級還有待進一步重視。因為服務業往往缺乏可量化的“技術含量”，對於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可能缺乏政績激勵，但這是最大的就業部門，更是通過生活消費調整收入分配的平台。去年以來，服務業中的中小企業受到疫情的較大沖擊，這也是一個轉型升級的機會。

中國仍然有很多基建需求，但是更多的是結構性的、服務性的需求。一方面應該降低耗資巨大的重資產型投資比重，另一方面要滿足城市居民結構性的服務性的基建需求，為更多農民工提供就業。比如在人口集中的城市提供更多公租房、托育機構、運動場所、停車場、社區診所等。

在“三角循環”減弱的情況下構建新發展格局，更需要維持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速，在推動科技創新的同時，關鍵是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到服務業創新發展之中。科創門檻較高，而服務業市場最大，是決定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但是，長期以來重大項目投資能夠立竿見影的效果與更簡單的執行性，會帶來一定的政策慣性，而在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應該更關注就業等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