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為《中國日報》旗下中國觀察智庫獨家撰文表示，中國過去多年來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方面擁有的競爭優勢正在逐漸減退，但中國的巨大市場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將成為其新優勢。近期中國提出“雙循環”發展模式，不意味着從全球經濟體系中退出，相反，它是“升級版”的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是順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新發展理念。
“雙循環”發展模式不意味着從全球經濟體系中退出，而是對外開放的“升級版”。重新調整發展模式，使之向國內市場傾斜，是為了充分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理論認為，通過出口豐裕要素密集型商品和進口稀缺要素密集型商品，所有國家都能從國際貿易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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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例，多年來，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方面擁有競爭優勢，但這一優勢近年來正逐漸減弱。首先，隨着製造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製造業增加值佔中國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9年的27.2%。其次，隨着中國與發達國家比較優勢的互補性減弱，中國對高收入經濟體商品出口佔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06年的81.4%下降到2018年的69.6%。第三，中國商品貿易佔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1.9%。
中國參與全球分工與國內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因此，“內循環”和“外循環”不可能脱離對方而孤立存在，不論談“內循環”還是“外循環”，都必須將二者放在一起討論。當影響兩個循環的因素髮生變化時，它們之間的平衡點也會發生變化，這時就需要調整戰略，轉變發展方式。
隨着中國產業升級，出口產品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不斷提高，這也導致中國正在失去其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雙循環”正是建立在新的比較優勢基礎上，是一種再平衡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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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和互聯網崛起為特徵的新技術革命正在改變製造業的形態，從單一生產者的工作轉變為多個生產者相互協作、相互依存。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 (Michael Spence) 所説，沒有一個國家在製造iPhone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它們的比較優勢只存在於iPhone全球價值鏈的某些關鍵服務、零部件和裝配方面。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中國可能正在失去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但它在全球價值鏈的許多生產流程和技術環節上仍擁有比較優勢，這使中國製造業企業能夠牢牢地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
當一個經濟體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失去比較優勢時，這些產業就會轉移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其他經濟體。過去幾十年，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歷程就呈現出這種產業轉移：從日本到“四小龍”，再到一些東南亞國家，最後到中國沿海地區。這種產業結構的傳遞式轉移又被稱為“雁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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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東、中、西部省份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因此傳統產業在向海外轉移之前，在國內有較大的轉移空間。這是“雁行模式”的一個特殊版本。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以及由此帶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顯著提高投資需求。為滿足這些需求，應加強薄弱環節，開拓新的增長點。
資源比較優勢所帶來的生產成本降低，有助於拉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在現實中，消費者和市場規模永遠是投資者和貿易伙伴決策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一，並且仍在不斷擴大，由此產生的巨大需求必然會成為貿易和投資決策者重點考慮的因素。即使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當潛在合作伙伴在安全（脱鈎）和盈利（不脱鈎）之間權衡時，中國巨大的市場也會令他們明顯傾向於後者。中國越是讓市場充分發揮其潛能，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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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優勢
短期內，中國應充分利用率先從疫情中恢復過來的機遇，展示中國經濟的韌性，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從長遠看，中國必須將創新發展與市場比較優勢相結合，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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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商引資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通過為所有企業營造公平競爭氛圍、鼓勵創新、保護知識產權，來着力改善營商環境，充分發揮投資潛力。為了增加投資需求，還應改善基礎設施，以適應新技術環境。
此外，還應刺激消費。2019年中國GDP佔全球16.3%，而最終消費僅佔全球12.1%，這表明中國居民消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事實上，低收入人羣的消費需求更高，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和減少收入不均衡將顯著刺激消費。通過實施更多的財富再分配可以帶來更平等的公共服務，降低不必要的儲蓄。
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動態變化：不再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而是巨大的市場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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