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夠：約翰·博格的金錢、商業、人生準則》，作者：[美]約翰·博格，譯者：高源，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8月。
金錢腐蝕了專業機構
從傳統價值觀根深蒂固的舊時代，到價值觀靈活多變、數據主宰一切、道德標準日益模糊的今天，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就是專業機構慢慢演變成以商業活動為主的企業。就像權力會使人腐化一樣，金錢也腐化了國家公共機構的正常功能。
但事情並非一直如此。40多年前，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享有盛譽的著名雜誌《代達羅斯》意氣風發地宣稱：
在美國人生活的任何地方，專業都是絕對的主導。
但2005年《代達羅斯》夏季刊在重温這個主題時卻説，專業主導的時間十分短暫。“從新技術普及到賺錢的重要性日益增長，我們的專業人士逐漸受到一系列全新的壓力。”文章還説，“使命感的觀念已經被強大的市場力量摧毀，那些市場力量太過強大，以至我們越來越難區分專業人士和那些擁有權力與資源的非專業人士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先來想一想，當談及專業和專業人士時，我們指的到底是什麼。《代達羅斯》雜誌的文章給出了專業的定義，文章認為，專業具有以下6個特徵：
1.致力於客户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的利益。
2.熟練掌握理論與專業知識。
3.擁有某一特定領域的專業技能，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經驗和業績。
4.擁有在道德不明確的情況下，以誠信正直做出道德判斷的能力。
5.擁有從個人和集體的經驗中有效學習的能力，能夠從實踐中獲取新知識。
6.能發展出專業團隊，監督和確保本領域的從業人員和專業教育人士的質量。
《代達羅斯》雜誌又加上了一段精彩的話：“任何專業性的主要特徵都是負責、無私和明智地服務……以及在專業人士與社會大眾之間建立一種內在的道德倫理體系。”
約翰·C.博格（John C. Bogle，1929-2019），先鋒領航集團創始人。被譽為“指數基金之父”；被《財富》雜誌評選為“20世紀四大投資巨人”之一；被《紐約時報》評選為“20世紀全球十大基金經理人”之一；2004年入選《時代週刊》 “全球影響力100人”；被美國知名金融雜誌《機構投資者》授予 “終身成就獎”。著有《共同基金常識》《堅守》等其他多部著作。
拋棄專業性帶來災難
提到專業人士，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醫生、律師、教師、工程師、建築師、會計師和牧師。我認為，記者與受託管理他人財富的受託人至少在理論上也算專業人士。
然而，在很多專業領域，傳統的價值觀已經崩塌。這種情況發生的本質原因在於，現代社會過於看重精準計算的能力，其實這種能力並沒有那麼重要。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不僅對社會傳統中人們對專業的信任構成了巨大的挑戰，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摧毀了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專業行為規範。
遺憾的是，包括我為之奉獻一生的基金行業在內的金融服務業似乎在這些有害力量的發展中都起了帶頭作用，這導致我們逐步喪失可信性。財富管理行業在過去是專業屬性勝於商業屬性，而如今專業卻成為商業的附庸。
哈佛商學院教授拉凱什·庫拉納對專業人士操守的定義一針見血：“我要為社會創造價值，而不是榨取價值。”
經濟活動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努力創造價值。價值是由我們之前提到的那些專業人士創造出來的，還有商品製造商、服務提供者、工程師、建築商等等，但不是金融業創造出來的。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財富管理業從企業賺到的收益中提取價值，但是在追求自身商業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該行業似乎與專業性漸行漸遠。
拋棄專業操守會帶來嚴重後果，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
在公共會計領域，美國曾有八大會計師事務所（現在只剩最後“四大”了），八大會計師事務所從審計業務入手，一步步開始為其審計客户提供利潤豐厚的諮詢服務，它們成為管理層的生意合作伙伴，而不再是普遍遵從（如果不是嚴格執行）會計原則的獨立而專業的評估者。
2003年破產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在它之前爆出醜聞的大客户安然都宣告破產了，這便是利益衝突關係帶來嚴重後果的一個戲劇性的例子。
我並不是現在才開始關心這件事。我以前寫過很多文章，探討新聞業中商業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的失衡現象，即發行部的重要性逐漸凌駕於編輯部之上。近年來，美國幾份重要報刊比如《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等，都陸續爆出醜聞。
司法界也未能獨善其身。法律人士的專業操守過去一向很好，但今非昔比，聲譽的威望敵不過金錢的誘惑。
醫療行業也未能倖免。基本的人道主義和病人的人文需求讓位於眾多主體的商業利益，比如，我們龐大的由醫院、保險公司、藥品製造商和藥商，以及衞生保健組織組成的醫療保健綜合體。
約翰·博格
乙方和甲方：錘子和釘子？
總之，與客户的專業關係已經越來越多地變成為與客户單純的業務關係。
在所有服務用户都被視為客户的世界中，所有服務提供者都將成為賣方，換句話説：當服務提供者成了錘子時，客户就會被視為釘子。我很清楚，每種職業都有商業元素。事實上，如果收入無法覆蓋支出，沒有任何組織能夠存活，即使是崇高的宗教機構也不例外。
但隨着我們引以為傲的許多職業逐漸轉變其傳統觀念，不再以客户利益為上，而是成為只追求競爭優勢和利潤的企業，依賴它們提供服務的人自然成了輸家。
幾年前，知名作家羅傑·洛温斯坦有過類似的觀察，他感嘆，那些源於古老世界的觀念，比如誠信、道德，還有對顧客忠誠的“加爾文主義者的正直”正在消失。
他寫道：“美國的專業機構已經變得過於商業化……會計師事務所竟然贊助高爾夫球賽。”而且，他可能還會補充説，共同基金經理不僅在做同樣的事情，還會買下體育場的冠名權！他總結道，“爭取專業獨立性的戰爭永遠都不會成功”。
資本主義改變了價值觀
我們的商業企業也遠離了傳統的資本主義價值觀。
當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興起正是得益於企業家精神和冒險精神、籌集資本、激烈的競爭、自由市場、有效利用資本增值等因素。
然而，早期資本主義得以有效運作的核心是信任與被信任的基本原則。
這並不是説，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從未遭遇嚴重挫折。資本主義的有些問題源於道德層面的墮落，例如早期工廠裏虐待工人（經常是童工）的現象。還有違反公平和公開競爭的規則等其他問題，例如石油托拉斯和昔日的強盜資本家。
20世紀後半葉出現的問題則是：對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侵蝕。不僅僅是“信任與被信任”越來越不重要，連企業的所有權人在系統的運行中都變成了次要角色。
CEO的薪酬：多少才夠？
今天，“一筆鉅款”已經不足以形容企業付給高管的薪酬了。造成這種情況的是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即委託代理問題以及新股東對股票短期持有的策略。
商業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金錢所扮演的角色。從商業角度來看，錢是越多越好，然而從專業角度來説，錢的重要性遠不如道德標準與社會服務。
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如今已經高到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但這些CEO到底對經濟貢獻了多少價值？我實在看不出來。我在《為資本主義的靈魂而戰》中，也對這個問題下過結論：
《為資本主義的靈魂而戰》英文版書封。
1980年，CEO的平均薪資是一般職員平均薪資的42倍;
到了2004年，這個比例上升到280倍（2000年達到了531倍的峯值）。過去25年，以現行購買力計價，CEO的薪資整體上漲了差不多16倍，與此同時，普通員工的平均薪酬才勉強增加了一倍。
然而，如果用1980年的貨幣購買力推算，普通員工的平均薪酬每年只增加了0.3%，僅僅是勉強餬口。可是，CEO的薪資卻以每年8.5%的速度增加，他們的薪酬在這段時間內增加了7倍以上。
薪酬增長的合理原因應該是CEO們為股東創造了財富。但是，如此的增幅與他們創造出來的價值是否匹配？平均而言，非常不匹配。
扣除物價因素，企業利潤總額的年增長率僅為2.9%，而以美國GDP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增長率是3.1%。在企業利潤總額增長率並不樂觀的情況下，2004年CEO的平均薪酬怎麼會達到令人咋舌的980萬美元呢？這真是這個時代的難解之謎。
最近幾年，很多公司的股票回報率幾乎沒有增加（通常還減少了），然而，CEO的薪酬依然保持着很高水平。理由是什麼？前面提到過，美國企業的收益多年來在GDP中所佔的份額一直相對穩定，並沒有明顯增加。所以，企業業績並不能作為加薪的藉口。更何況，CEO的薪酬以前是普通員工平均薪酬的42倍，2004年卻暴增到280倍，如今更是漲到一般職員平均薪資的520倍，高達1880萬美元，幾乎是2004年的兩倍。
如果CEO作為一個羣體其能力是（甚至肯定是）普通的，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他們薪酬暴增的現象？
還有一種説法是，他們的薪酬反映了一種趨勢：不管哪一行，只要是能力最強的，或是運氣最好的，其薪酬上漲的幅度都很大，例如電影和電視明星，職業棒球、籃球和足球運動員。明星運動員和影視紅人的薪酬當然是天價，但他們的薪酬都是直接或間接由粉絲買單的，而且球隊或電視台的老闆也都心甘情願地從口袋裏掏錢付給他們（因為這些明星幫他們賺了大把鈔票）。
這個交易很公平，相較之下，CEO的薪酬由董事會支付，但並不是董事們自掏腰包，而是拿股東的錢來支付。從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在美國現行投資體系下，委託代理問題有多嚴重。我們只關注商業經營，不關注專業操守。
問責形同虛設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股東對CEO的薪酬基本上沒有話語權。
本傑明·格雷厄姆很久以前就談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很正確。他發現，就法律權利而言，“股東才是老大，只要經過多數股東同意，股東就可以聘用或開除高管，他們也可以要求高管按照股東的意願行事”。
但是，從實際行使股東權利的角度來看，“股東跟廢物沒什麼兩樣……他們既不精明，也沒有警覺心……不管高管過去的業績有多糟糕，只要是高管們提出的建議，他們就會像小綿羊一樣乖乖同意”。格雷厄姆的這番話寫於1949年，當時看來很有道理，放在今天依然適用。
由於股東缺乏對董事會的問責，委託代理問題主要通過三種形式滲透到公司的治理體系中。第一，是拿着高薪且整體上控制了全美上市公司股權卻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的基金經理。第二，是基金經理面對的利益衝突，一方面，他們受基金投資者和退休基金受益人之託，但另一方面，他們也負責募集和管理基金與退休基金賬户名下的資產，後者能帶給他們更多的經濟利益，而前者只是責任。第三，絕大多數基金經理都不再秉持長期投資的理念。從邏輯上來説，長期投資就需要密切關注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而現在他們只關心短線，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時間平均不到一年（這在邏輯上導致他們對公司治理問題漠不關心）。
有個辦法也許可以解決這三個問題：允許股東對CEO的薪酬進行非約束性表決。這個辦法的執行成本可控，還能強迫實際掌控美國上市公司的基金經理們承擔起應負的責任，為了增加全社會的福祉做個盡職的企業公民。
內在價值並非股票價格
應該沒有人會對CEO的薪酬隨着公司股票上揚而水漲船高感到驚訝，畢竟在CEO的薪酬結構中，期權佔了很大比重，如此一來，CEO的薪酬不跟着股價一起增長才是怪事。
但對於這種把CEO薪酬與股價掛鈎的做法，我非常不認同。我們都知道，股價在短期內的波動儘管可以體現為具體的數字，但並不能真實反映公司的價值。CEO的業績評價應該建立在長期持久的企業內在價值的基礎上。這種內在價值雖無具體數據可循，卻是實實在在的。（這是個悖論。）
基於企業內在價值的變動對CEO進行獎勵要合理得多。比如，我們也許可以根據企業的盈利增長、現金流（更重要但也更難操控）、股息增長等指標決定CEO的薪酬，我們也可以用同行業、上市公司整體（例如，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所有成分股）的資本回報率作為參考來決定CEO的薪酬。不過，這些測量必須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進行。
此外，只有達到某種最低要求回報率，超過公司資本成本時，CEO才能拿到獎金。當然，要達到這些目標極富挑戰性。但是，勇於面對挑戰，不正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嗎？
約翰·博格
只有資本家能殺死資本主義
所有在商業世界擔任負責人的人，都有責任為企業和行業建立不打折扣的專業原則，也應該維護、保障並捍衞這些原則。我們如果做不到（近年來經常如此），社會上就會瀰漫不滿的情緒，社會的弊病就會變本加厲。知名金融家費利克斯·羅哈廷對此的認知比我更深入。羅哈廷是拉扎德投資銀行的前執行董事，深受大家愛戴。他幾年前在《華爾街日報》上説：
我是個美國人，也是個資本家，我相信，市場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經濟制度。但是，市場資本主義必須是公平的，必須是規範的，也必須是合乎道德的。近年來發生的事情已經證明，金融資本主義和現代科技因人類赤裸裸的貪婪而遭到濫用，變得毫無節制。能夠殺死資本主義的，只有資本家。我們的經濟制度不能再忍受近年來經常可見的這種濫用，也不能再忍受我們今天看到的金融和社會的兩極分化。
今天，我們過於重視商業而輕視專業。商業標準已經凌駕於專業標準之上，這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已經在企業和金融市場中見識到了。我們也不應否認，企業的首要任務是賺取利潤，但是，我們應該要求企業以專業的道德操守來經營。我們的社會需要重拾40年前在這個國家盛行的、對我們的社會有着巨大影響的專業價值觀。
撰文｜約翰·博格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