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圈：明星三四線城市商演實錄 年入千萬不是夢

　　前段時間，某歌手經紀人在朋友圈中記錄了他一整天的經歷：“凌晨出門，三個城市，兩場演出，身體已經到了極限。”

　　那是個吉日，據他透露，本來還有一場商演邀約，但因為演出地在另一座小城市，高鐵不通，飛機時間又很難掌控，無法保證趕到，只能放棄。雖然可惜，卻也能夠接受——按照該藝人目前的商演價估算，兩場演出的税前收入應該在50萬左右，無論藝人還是這名經紀人，都已經可以笑着結束這奔波的一天。

　　不少藝人的微博簡介中都會留下“工作請聯繫XXXX”的字樣，這裏所説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視劇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對於歌手而言，出專輯、開演唱會是大工程，耗時勞心費錢，也不是每個藝人都有能力辦到的，商演，才是為歌手創收的工作常態——當然，這類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參加，演員也可以;當然，這類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或許才是更大的戰場。

　　然而，聽上去“輕輕鬆鬆就來錢”的商演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八月底，有爆料稱胡夏在某地演出時耍大牌，除表現不配合，還三番五次唱錯歌曲。之後，胡夏工作室作出聲明，表示胡夏按合同規定現場演唱 《那些年》和《替我照顧她》兩首歌后，又被主辦方強制要求演唱並未籤合同的品牌歌曲，一段由在場者拍攝的7分鐘視頻顯示，胡夏被多次無禮打斷，一旦唱錯，伴奏立刻停下重來。

　　這件事引起了我們對三四線城市商演市場的好奇：那裏的演出市場規不規範?主辦方是不是經常“刁難”明星?明星靠這種走穴能賺多少錢?經過一番調查後我們發現，胡夏碰到的硬茬放在當下也許並不是普遍現象——多數商演還是會在和諧的氛圍中履行完合同，但是，即便沒有波瀾壯闊的經過，也有不少暗湧可以拿出來，講一講。

　　PART 1 商演有多重要?大明星也會接，很多人靠它維持生計

　　如今的所謂“商演”，指的不僅僅是或大或小的拼盤演唱會，還包括企業慶典、剪綵活動、出席代言，甚至是夜店演出。不止在大城市，三四線城市由於對明星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更是商演之富礦，對於一些名氣相對有限的藝人，商演甚至是他們維持生計的唯一來源。

　　商場店慶、樓盤揭幕、企業慶典等活動是明星商演的主要客户

　　佔領三四線城市是捷徑 商演成為藝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體唱片銷得動的那些年，業內有句玩笑話，把去非一線城市的商演統稱作“上山下鄉”。在當時，無論唱片、經紀公司，還是藝人本身，對商演的態度都十分曖昧，想去，又怕被同行指指戳戳。

　　數字音樂普及後，歌手普遍已經無法通過專輯售賣賺得利潤，如果無法成為影視歌三棲明星，演唱會、商演就成了體現他們商業價值的所在。此時，藝人們也在積極轉變思想：商演成了藝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沒什麼可丟人的。加上此時國內經濟的迅猛發展，小城市居民購買力的增強以及近距離接觸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讓小城市的商演市場在近年愈發火爆。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顯示，大陸地區有282個地級市，這其中包含了845個市轄區，此外還有374個縣級市、1642個縣，19522個鎮，14677個鄉，而這些地區，幾乎全是明星商演的潛在市場，身為明星，可以看着中國地圖真實地笑出聲來。不管大牌明星還是一首歌唱一輩子的過氣咖，在我國幅員遼闊的疆域上，都有滋潤他們的土壤。

　　蕭亞軒靠接商演登收入榜前列 范冰冰也曾走穴演出

　　很多人覺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low low的，但用幾首歌的時間換取的真金白銀，對明星來説可謂性價比超高。從當年樂壇小天后變身成商演一姐的蕭亞軒，在沒有新的音樂作品的情況下，憑藉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數千萬。據記者統計，去年蕭亞軒總共接了65場商演，僅10-12月就有25場，其中不乏舞美簡陋的小演出、地產開盤等活動，也因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現，蕭亞軒成為2015年台灣藝人收入榜的季軍，僅次於周杰倫和王力宏。

　　曾經的台灣小天后蕭亞軒一年接多場內地商演

　　而貴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商演的人。2014年，他曾為惠州某樓盤站台，此前還曾前往鄭州、成都、貴陽、合肥、湛江、韶關、長沙東安縣等地參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經歷中，既有張信哲、庾澄慶、羅志祥、謝霆鋒等藝人一道參與的優質拼盤，也有以其“領銜”，三、四線歌手拼盤的商演。

　　就連如今地位超一線的范冰冰當年也熱衷於商演，比如，2011年她參加在江西上饒舉辦的一場拼盤演唱會時，出場費是100萬，超過了同場的林志穎等人。

　　PART 2 三四線城市商演的主力軍：當紅大咖不好請 選秀歌手是常客

　　如果把娛樂圈比喻成商品市場，藝人比喻成商品，會發現一、二級市場的機會大多留給了當紅明星，而其他藝人只能向三、四級市場下沉，他們多出現在你從未去過的小城市，與你不熟悉的品牌合作，娛樂新聞中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但他們也能憑此過上不錯的生活。

　　大咖明星報價高 最多隻接拼盤 絕不唱堂會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線大牌如周杰倫、張學友、陳奕迅、五月天等是演唱會票房保證，個唱的落地價都是千萬元級，個人演唱會的門票也會很貴，少量低價票在開票後立刻被搶購一空，剩下的都是數百到數千的高價票，因此，大牌的個人演唱會基本都會集中在一、二線城市。

　　三四線城市的觀眾也想見大咖怎麼辦?也可以，比如看拼盤演唱會。

　　藝人在參與拼盤演唱會的時候，向演出商收取的是商演價，周杰倫、張學友、陳奕迅商演價都在120萬以上，一般會是壓軸登場，只唱三首歌。一個大牌搭上一些中小咖，這樣會大大降低演出商的成本，而由於一次能夠看到很多明星，這種演出形式在三四線城市也頗受歡迎。

　　拼盤演唱會成本相對較低，在三四線城市非常受歡迎

　　除了拼盤演唱會，其他類型的商演，大牌們一般不會接：“對於大牌來説，拼盤演唱會基本可以算是他們的底線了，不管怎麼説，那還是一場演唱會，但是參加企業活動就不一樣了，唱堂會不是很有面子，一般只有過氣藝人才會去。”

　　考慮到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能力，演出商們為拼盤演唱會拼搭陣容的方式也千奇百怪。有些演出商會以一個大牌為核心，搭幾名身價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的歌手，而有些演出商甚至會從當地夜店招來一些本土歌手與大牌同場演唱，這就出現了某些拼盤演唱會的海報除了某個大牌之外，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的狀況，而這類拼盤演唱會對於演出商的意義在於，票價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賣得好還能有不錯的收益。

　　為了多賣票，演出方在宣傳上也是拼命曝光大牌，造成個唱假象，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三四線城市——之前在深圳的一場拼盤演唱會上，歌迷們從演唱會開始半個小時後喊退票，直到最後羅志祥出現。

　　選秀歌手是商演主力 但更新換代快

　　除了前面提到的靠商演闖出一片新天地的昔日巨星，《中國新歌聲》等選秀節目的選手，或通過《我是歌手》(觀看)翻紅的歌星也是三、四線城市的商演主力，對於選秀出身的歌手來説，參與商演是資本積累的必經階段，夜場、企業堂會、剪綵活動等幾乎來者不拒。

　　記者拿一張兩年前“好聲音”學員商演價格表向業內人士李三木求證，對方表示，由於近期藝人片酬比較敏感，因此不方便透露這些歌手的具體商演價格，但他也表示：“都有了一定的漲幅。”而另一名業內人士透露，好聲音學員的熱度也相對降得比較快，一旦比賽當年的熱度過去，名氣不大的選手很可能會存在有價無市的局面，而和這類學員相比，主辦方更願意邀請港台的二三線藝人，畢竟相比選秀歌手，這類藝人更有沉澱。

　　選秀歌手或參加歌唱類節目的歌手有商演市場，而且身價還在漲

　　PART 3 夜店或成明星走穴新戰場 韓星市場正遭受衝擊

　　除了演唱會，商演中最主流的當屬企業慶典或者剪綵活動了，明星參加這類活動，俗稱“唱堂會”。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由於企業眾多，這類活動一度非常普遍：“浙江有一個明星鄉鎮有不少企業，大部分是服裝、鞋類製造業，有一年時間我經常幫那邊的企業找藝人，之前還聽説有一個藝人唱完老闆覺得不錯，雙方也比較投緣，在飯局上直接就聊了代言，據説是現場舉着這家工廠的鞋子拍了照，後期找人PS一下就當平面廣告了。”

　　據該業內人士透露，商演甚至能夠反應國內經濟情況：早年，煤炭、鋼鐵企業也時有活動邀請，但這些年少了許多，“這幾年製造業也不是很好，即便有活動，出價也不高，出手比較大方的大多數是做房地產的。”

　　近幾年夜店也是商演的一大去向，李三木告訴記者，夜店演出和其他商演屬於兩套價格體系：“有的明星和商演價格一致，有的是商演價格的三分之二。”某酒吧從業者表示，夜店的演出不售票，依靠酒水消費回本，加上演出量大，有些連鎖酒吧甚至會一次性和明星籤很多場，所以一般情況下，明星唱酒吧要比去普通企業價格低。

　　韓星受三四線城市歡迎 限韓令可能改變格局

　　在三四線城市的商演中，韓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韓星普遍擁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粉絲支持度;另一方面，比起國內明星，部分韓國明星的價格不高，卻在表演中有着更高的配合度和專業性，因而很受國內演出商的歡迎。

　　去年9月，在惠州某樓盤為本小區學校舉辦的開學一週年盛典上，韓國歌手鄭淳元前往獻唱，彼時的他剛剛在中國版《我是歌手》中大放異彩獲得季軍，緊接着就開始在內地的各種商演，這是韓星在中國小城市業務開展的真實寫照。而在更早期，張娜拉在2009年因在韓國某節目中稱“沒錢就去中國演出”斷送了她在中國的前途，李貞賢在韓國節目中説：“那次是我們乘坐長途客車去小城市演出，途經一座山時，前面突然出現山賊。”這些韓星在國內商演的負面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佐證了韓星在國內受到的追捧。不過，如今的國內商演市場中，韓國明星正集體遭受着衝擊。

　　鄭淳元在參加完《我是歌手》後，馬上變成各地商演的搶手貨

　　業內資深人士李三木告訴記者，由於受“限韓令”傳聞的影響，此前在國內三四線市場上頗受歡迎的小牌韓星已經大幅減少，“國內的演出商已經不敢用韓星了，接下來的幾個月，三四線城市的商演市場會面臨一波調整。”

　　PART 4 商演市場亂象背後：主辦方太重“人情” 往往忽視契約精神

　　採訪過程中，數位有多年從業經驗的演出商不約而同地告訴記者，目前小城市的演出市場已經日趨規範化，更是與早年的演出環境不可同日而語，但還是偶爾可以見到類似胡夏之前經歷的“帶有三四線城市特色的奇葩事件”。

　　蔡少芬、潘美辰遭主辦方“綁架” 只因為沒滿足合影需求

　　2013年，蔡少芬在陝西某城市參加活動因為合照環節過於混亂向主辦方提出提前離場，結果車在前往機場的途中被主辦方截停。

　　“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險，被綁架一樣!”車子被主辦方截停後，蔡少芬在微博貼出了自己被困在車內的照片，雙方在路邊僵持許久，最後在警方的處理下才得以解決。

　　在商演中，除了演出的本職工作，藝人們往往還需要兼顧一些主辦方的額外需求，合照環節已然成為標配，甚至經常被提前寫進合同中。

　　在商演結束後，安排主辦方與明星合照幾乎是標配

　　在演出公司負責人蔣先生看來，大多數明星都能夠滿足主辦方親友的合影需求，在他合作過的藝人中，費翔和陳慧琳等明星就相當親民，一場活動中一連與五六十人合照都非常配合。當然，因為現場混亂等不可控因素，引發主辦方與明星之間矛盾也時有發生。今年，歌手潘美辰在江蘇某地參加商演時，因為場面混亂拒絕合照，遭到主辦方工作人員恐嚇，她讓助理錄下視頻，並報警請警方前來調解。回到酒店後，潘美辰又發現主辦單位安排的房間全部反鎖，一行人的行李也被鎖在房內，隨後潘美辰二度報警，才得以離開當地。

　　多數主辦方要求安排飯局 高齡演員被逼酒喝到“手抖”

　　在中國傳統人情社會里，很多社交都是在飯局中完成的。因此，除了合照外，飯局也往往是主辦方的剛需，“80%都會提出這個”，資深演出商鄧先生透露。演出商往往會根據藝人的性格，公司的保護程度等各方因素決定如何與經紀人進行溝通，“二三線藝人有商量的餘地，一線藝人我都不會和經紀人去説這事，我知道這裏面的規矩。”

　　然而，明星和演出商也明白，飯局往往不在於“飯”而在於“局”。如果是女明星，通常演出商會勸説主辦方打消這個念頭。去年負責陳慧琳商演時，鄧先生就替藝人直接拒絕了主辦方的邀請，“基本上稍微有點名氣的女藝人都不會同意，陪飯局這樣的詞説出來影響不好。”而對於有可能出席飯局的藝人，演出商則一般也會以出席“歡迎宴”、“慶功宴”等名義與經紀人進行溝通，“名氣小一點的或者個別藝人也會願意出席。”

　　飯局中的推杯交盞也並非總是一團和氣。一位經紀人就向騰訊娛樂記者透露，某六十多歲的特型演員到地方演出，在飯局上被當地主辦方逼酒，由於該演員有心臟病，所以隨行的工作人員主動幫他擋酒，在一口氣喝了六七杯白酒後，老演員看不下去了，“他説‘你別逼孩子了’”，對方則堅持讓他親自上陣，老演員只好喝了一杯，“喝完手都發抖了”。

　　請明星看主辦方喜好 有人花十五萬就想請周潤發

　　小城市商演在藝人的選擇上有些看重人氣，誰紅就請誰，有些則完全視金主的喜好來定，重金請來昔日偶像，只為追溯舊日情懷，還有一些則要藝人與企業形象相符。通常，中間演出商會推薦自己曾經合作過的，關係較好的藝人給主辦方，如果主辦方覺得不合適，或有指定藝人，只能再盡力去和對方指定的藝人溝通。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經常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要麼主辦方心儀的藝人沒有檔期，要麼預算不足，要麼就是對方根本不接商演，某資深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曾有人出十五萬找他幫忙請周潤發，被他直接掛了電話。

　　有些在一線城市很好和主辦方溝通的問題，在三四線城市就要花費更多口舌，“他都過氣了還那麼貴!”這是某位業內人士在工作中經常聽到的，遇到主辦方拼命壓低價格，演出商也很無奈，“問題是沒有人會把自己定位成過氣藝人，口碑好價格適中的藝人也不多，很多時候主辦方一猶豫，藝人就被別人請走了。”

　　不老女神趙雅芝憑藉《新白娘子傳奇》在中小城市羣眾中獲得超高人氣

　　當然，也有不差錢又任性的金主，該業內人士透露，他有個朋友服務的主辦方獨愛趙雅芝，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她請來，最後還真就辦到了。多數情況下，演出商還是會盡力去滿足主辦方的要求，“幾年前有一個三線城市地產商的開盤儀式要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明星，要求形象好，有精英氣質，符合他們樓盤成功人士的定位，這種情況下，港台藝人比內地藝人合適，因為他們比較重視保養。當時我給他們列了幾個人選：劉錫明、陶大宇和吳鎮宇，最後對方根據自己的預算選了劉錫明，12萬。”

　　主辦方現場看心情 常跳過合同“臨場發揮”

　　如坊間八卦流傳的各種故事一樣，早年的商演亂象還經常與“黑社會”掛鈎。某位不願透露名字的演出商告訴記者，自己曾帶一位現在已是一線的女歌手去地方商演，結果當地主辦方完全不按合同執行，臨時逼着女歌手加唱，“讓你唱幾首歌，你就要唱幾首歌，你要是不唱，就不讓你走。”演出商回憶，當時這位女歌手雖然不滿，也只能選擇忍氣吞聲。

　　早年成名的歌手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位資深媒體人也曝料稱，戴軍多年前參加了一場拼盤演出，這個商演活動原本請了五個歌手登台，每人唱兩首，撐滿全場，但因為某些原因，最終只有戴軍一個人到場，於是他被逼着在台上唱了十遍《阿蓮》。

　　《阿蓮》是戴軍每場商演的必唱曲目

　　更慘的是，有的藝人即使按主辦方要求唱完了歌也有可能拿不到錢。鄧先生告訴記者，早年的合同款大多是演出前付給藝人一半當定金，剩下一半留待演出完再支付，這給了主辦方反悔的空間，“有人感覺自己花了錢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尾款就不再結賬。”由於討薪艱難，打官司過程繁瑣，很多藝人也只能選擇吃啞巴虧。

　　據資深演出商鄧先生介紹，一般的演出合同會對藝人的演唱曲目，活動具體流程，食宿標準等事先進行詳細説明，如果發現有與合同不符的地方，藝人可以拒絕參加。同時，他也表示，即使合同制定得相當嚴密，但實際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可以協調的空間。

　　相比胡夏事件中主辦方的脅迫，一般的主辦方會用相對靈活的方式處理。鄧先生透露，在有的演出中，主持人就會擔當這樣一個協調者的角色，“主持人會跟觀眾去互動，問歌手唱的好聽不好聽，然後又問要不要再來一首，這時候觀眾在底下歡呼，藝人是沒辦法(拒絕)的。”而實際上，許多歌手也對這樣的情況早已有了心理準備，會盡量多帶幾首伴奏。鄧先生介紹，現在不少演出合同中會出現“3+1”的情況，“比如籤的是唱3首歌，也可以根據現場情況加唱一首。”

　　也有演出商向記者透露，由於合同外存在可協調的空間，這也容易導主辦方與藝人在中間溝通環節出現問題，“現在演出市場不好，承辦方一般接到一個業務，會想盡一切辦法留住客户，有些藝人沒有答應的條件，可能承辦方就私下答應了，最後變成了藝人背鍋。”

　　至於像胡夏這樣被逼唱企業歌曲的特殊情況，鄧先生則認為，這種需求則不能私下協調，一定要事先簽訂相關合同，否則企業可以拿着胡夏的歌曲做大量的商業宣傳，“對藝人本身利益有很大的傷害。”

　　胡夏在最近一次商演活動中被主辦方逼唱廣告歌曲

　　而在現在相對正常的演出環境下，以上的極端現象已經很少發生。資深經紀人阿卓認為，當下受欺負的大多是小牌藝人，“因為他們往三四線城市跑得比較多，參加的活動比較雜，容易碰到比較混的主辦方”，而大牌藝人團隊本身就屏蔽了很多不靠譜的活動，出現類似事件的機率要小很多。陳慧琳、鄧紫棋內地執行經紀人David就向騰訊娛樂記者表示，自己負責藝人期間，就沒遇到過以上尷尬的情況。

　　但是，由於缺乏接待經驗，藝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況比較常見。歌手徐譽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過商演中的種種不規範現象——“敲鑼打鼓豪車接，各種老總豪宴請，簽名合影少不了，熱熱鬧鬧上台唱，灰頭土臉出租送。”徐譽滕向記者透露，很多演出後，藝人就再也聯繫不到主辦方，只能自己打車去高鐵站或者酒店，這樣演出後就立馬遭受“冷遇”的情況，在商演中佔到了兩成。

　　歌手徐譽滕在朋友圈吐槽商演中的種種不規範現象

　　有時藝人也會欺負主辦方 演出商只能受夾板氣

　　當然，藝人也不總是處於食物鏈末端。據一位資深演出商透露，此前他曾遇到過有藝人的助理拿一堆亂七八糟的發票要報銷，聲稱“不給報，藝人就不上台”，為了活動圓滿，演出商也只能屈從，但明星對此是否知情，演出商並不確定。另外，還有一些明星對演出商安排的食宿不滿意，臨時要求換酒店、提高餐飲標準，通常情況下，夾在藝人和主辦方中間的演出商只能答應。演出公司負責人蔣先生稱，自己在工作中受“夾板氣”是常態。據他表示，有一次活動中，韓國某大牌藝人好不容易答應了商演後與主辦方合照，結果主辦方人員因故來遲，最後藝人決定取消合照環節，雙方不歡而散，而自己夾在中間頗為尷尬。

　　鄧先生的經歷更奇葩一些，去年他就差點被央視某知名主持人給告上法庭。原本在某企業的同意下，鄧先生與這位主持人簽下了主持商業活動的合同，沒想到主辦方又突然提出“要親眼看到主持人籤合同，才會提前支付相關演出款”的要求，“他們讓我去央視門口，在人家上下班的時間，想辦法給錄個視頻，證明確實是我和他本人籤的合同。”由於鄧先生明確表示自己無法滿足對方的要求，最後他與雙方的合作關係也只能告吹。

　　總結陳詞：

　　明星的結構也是一座金字塔，塔尖上的當紅明星佔據了各種優勢資源，去和他們競爭，位於塔基的明星顯然太吃虧了，這種深入三四線城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商演模式是一種差異化競爭——聽起來有些low ，但從賺錢速度來看並非如此。

　　而從營銷角度來看，小城市明星資源稀缺，羣眾對明星更加渴望，消費能力強且愛跟風，並且長遠來看，三四線城市依然是可持續發展的大市場，之於非當紅藝人，簡直是天作之合。

　　至於目前存在的種種不規範、不文明，假以時日，應該會有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