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那些固執唱歌的中年人｜新京報ｘ樂隊的夏天

樂隊合照。成員從左到右分別是：手鼓：王國旭、吉他：馬雪松、打擊樂：武鋭、主唱/吉他：張佺、手風琴：郭龍。野孩子樂隊供圖

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裏再唱起《黃河謠》，張佺覺得跟每次演出時候演唱一樣，就像是舞台上的儀式，表演前心裏總會有期待，精神也要更集中。有時候排練到一半要練這首歌，大家都會先休息一下，把各方面都調整好再唱。這首20多年前因為身在杭州思念家鄉蘭州而寫的歌，幾乎成為了所有蘭州人的公共記憶，也伴隨着野孩子這個樂隊20多年的更迭，總是攜帶着很多信息，甚至漸漸與歌曲本身脱離了關係。 張佺説希望下次演出的時候，會唱的朋友能一塊兒唱，這樣這首歌才會更有意義。

野孩子在《樂隊的夏天》中唱《黃河謠》。視頻截圖

在最新一期《樂隊的夏天》1V1改編賽中，野孩子並沒有按照節目組的規則改編曲目，而是選擇了唱自己喜歡的歌，最終以零分退賽。對於這個選擇，張佺有自己的看法：“每個人對國風的理解不一樣，我們想唱一首真正的國風。我們希望一首歌的改編過程能讓我們有良好的精神體驗，有一些東西我們不願意去觸碰，因為那些東西正在毀掉我們最基本的音樂審美。”

這支成立了20多年的樂隊有太多的故事了，每談到一個話題，成員都會不自覺的感嘆一句“這段很長很複雜啊”。本文根據樂隊發展的幾個重要地理座標挖掘故事，關於他們的音樂、他們的事，還在漫長的時間和龐大的音樂世界裏等待被一次次傾聽和發現。

【蘭州】

小城、樂器、註定的相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滿20歲的張佺在青海省門源地區做長途公交汽車售票員。難得離開自己的家鄉蘭州，張佺期盼着車能一直往前開下去不要停下，期盼着去更遠更遠的地方，有時候甚至會忘了自己是一名售票員，而更像一個面對着全新未知的旅客。

但是長途公交汽車的線路只有幾條，很快張佺就產生了厭倦。直到認識了幾個會彈吉他的朋友。那個年代吉他正流行，雖然不是人人都會彈，但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家庭幾乎家家的牆上都掛着一把吉他。在枯燥的西北生活裏，吉他彈唱一兩首歌是最大娛樂，也是驕傲的事情。

門源旁邊有一個勞改農場，裏面不乏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來的犯人，他們隔着高牆分享流行音樂，還有自己創作的囚歌，也為門源帶來了特殊的“都市氣息”。

張佺最早學吉他，就是跟單位裏一個勞改農場釋放的人員，對方衝着他的誠意，教了一些基本手法，沒想到張佺練得特別認真，經常聽着收音機和磁帶扒譜子，業餘時間全撲在練琴上面。當時的張佺沒有想太多，就覺得學會吉他可以彈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很多地方，模模糊糊有了這樣的想法，但仍然沒有具體的方向。

漸漸張佺厭倦了售票員的生活，1988年，20歲的他辭掉工作回到蘭州開始四處尋找在舞廳當伴奏樂手的工作，又陰差陽錯的半路改學貝斯，跟着大家一起在舞廳伴奏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在那段時間，張佺認識了曾經野孩子的另一位成員索文俊（小索）。

而與此同時在甘肅小城白銀，少年張瑋瑋的父親花掉大筆積蓄從廣州買了架鋼琴給他，把自己對音樂的夢想寄託在兒子身上，每天的課餘時間都被拿來練琴。小學回家的路上，張瑋瑋碰到了在街上跟別人打羣架、搶了自己零花錢、兩家只隔着兩排平房的少年郭龍。

2020年8月，張佺（右三）再次回到老家蘭州。圖來自受訪者微博

【成都、杭州】

漂泊、掙扎、出發的野孩子

當漸漸疲倦了蘭州的伴奏生活之後，張佺來到了成都，還結識了野孩子樂隊的第一任鼓手周國彬，隨後不久小索也追隨至成都。

成都那時候物價低、餐飲業發達，張佺覺得每天都有好吃的，收入也不錯，簡直太好了。

那時開始有一些國外的音樂進入，成都有不少賣打口磁帶和CD的店。張佺還記得剛去成都的時候朋友給他聽了一支叫做Casiopea的日本樂隊的歌，“當時被嚇壞了。蘭州相對封閉，大家都是互相學習和借鑑，並沒有更好的渠道去接觸音樂。成都的文化更發達，聽到的東西更多，所以在成都很有收穫，整個過程也特別好。”

從成都開始，張佺和小索開始了樂隊的漂泊生活，在每個城市少則停留一兩天多則幾個月，似乎跟曾經夢想的生活一步步接近了。隨後又輾轉到杭州，就這樣從1989年到了1995年。那段時間漂泊成為了常態。

在杭州，張佺和小索每個月的收入突然變高，每個月能掙一萬多。但是沒過幾個月大家都厭惡了充斥着醉酒和廉價歌曲的生活，覺得特別不舒服。那時候也聽了很多國外的好音樂，對音樂有了自己的判斷，開始覺得生活與內心的審美越來越遠。張佺和小索決定離開。

唯一懷念的，是杭州的生活環境，不工作的白天和下午張佺和小索經常去西湖邊，那時候西湖還沒有那麼多遊客，兩個人就在西湖邊坐一下午彈琴唱歌，那個狀態讓幾十年後的張佺回憶起來依然很難忘。

在即將離開杭州的那段時間，張佺和小索正式成立了野孩子樂隊，並決定去做烙印在他們身上的帶有西北民歌風格的新音樂，寫了野孩子前期的一些作品。張佺為此寫了一首詩《我們走吧，野孩子》，其中寫道：“風雪中吹來的孩子，把無羽的翅膀，寄生在文明最糜爛的角落”；“我們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條河早已乾枯。”

樂隊合照。野孩子樂隊供圖。

【北京】

沉澱、移居、拉麪館般的河酒吧

回到家鄉蘭州，張佺和小索用40多天的時間沿着黃河開始徒步採風，收集甘肅和青海本地的民間歌曲元素，也開始正視自己的原創音樂，試着把花兒、信天游、秦腔加入到自己的音樂語言裏。在陝北的一個村子裏，他們看到有兩位老人頭戴着毛巾雙手放在膝蓋上，一語不發一首接着一首地唱，受到很大的震動，後來在《黃河謠》裏，他們也學習了這樣的儀式感。

這種音樂的形式感動了無數人，也讓很多人看到了西北民間歌曲與流行音樂融合的可能性。2013年台灣的電台節目《音樂543》邀請野孩子來錄製，介紹他們的音樂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台灣，台灣樂迷也幾乎從來沒有聽過的。”

蘭州的閉塞讓他們沒有停留太久，野孩子就來到了北京。

樂隊在舊鼓樓大街附近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剛到北京的時候樂隊好幾個月都沒有演出，加上之前張佺和小索都是在不同的樂隊做貝斯手，新組合的樂隊需要自己彈木吉他，張佺又重新拾起吉他，開始邊演出邊排練的忙碌生活。

2000年左右，李正凱和陳志鵬加入野孩子，也讓野孩子的音樂有了更多的突破。後來張瑋瑋和郭龍也如願加入了他們仰慕已久的野孩子。

提到在北京的生活，就不得不提到那個被載入民謠史上不可忽略的“河酒吧”。

最初只是為了樂隊有排練的地方和能有一些收益讓樂隊在不演出的時候也能維持生活，張佺盤下了位於三里屯南街的這家20平米左右的小酒吧。

提到那段日子，幾乎每個參與其中的音樂人都會瞬間露出笑臉。樂隊成員們早晨排練、下午休息，傍晚開始營業，直到凌晨三四點。樂隊成員們既是表演者，也是服務員。放的音樂和請來的樂隊都是用心挑選的，張佺考慮的都是怎麼把演出做好，怎麼更新設備，怎麼讓大家更放鬆更舒服。西北人開的店沒把賺錢看得特別重，張佺和小索經常會請大家喝酒，每天熱熱鬧鬧不知疲倦，蘇陽曾經形容説那是“像拉麪館一樣的河酒吧”。音樂人們則從天通苑、從東北旺各處聚過來，醉了就睡在小索家。

那段時間張瑋瑋每天都盼着星期三的到來。這天的河酒吧跟平時不太一樣，平時的演出都是樂隊排練好了來表演，星期三則是玩的時間，張瑋瑋和郭龍、萬曉利、小河一起一半像幹活兒一半像演出，每一場的表演都不一樣。每個星期三來的人不多，但都是好玩的人，小河會在酒吧拍賣畫，張瑋瑋就即興拉手風琴彈《步步高》。

有一次舌頭樂隊做了一場不插電，郭龍在外地並沒有看到現場，回來之後聽了錄音看了很多照片。那天酒吧人多到站不下，大家就站在馬路上看，錄音裏充斥着觀眾的嘈雜聲，熱烘烘的人味兒和汗味兒，好像聽到錄音瞬間就能回到那個街角。

彼時還沒有民謠這個詞，野孩子跟其它樂隊一樣被統稱為地下樂隊，在城市最繁華地段，固執地為相同的心靈歌唱。

然而熱鬧的時間裏，張佺漸漸發現沒有時間和經歷創作，做河酒吧的那幾年幾乎都在社交、考慮經營，太多跟音樂無關的瑣碎事兒影響了樂隊的發展。張佺覺得反正在北京也沒什麼發展，還不如去安靜的地方大家先好好生活，畢竟做音樂是一輩子的事情，不如先安居樂業，把生活過好。“北京沒有給我歸屬感，我在北京永遠都會有疑問，明年我會在這兒嗎？還不如早離開在另一個地方安頓下來，再慢慢做自己喜歡的事兒。”

2020年，野孩子樂隊已經開啓了全國巡演。圖來自樂隊微博

安娜伊思·馬田還記得2002年野孩子受邀參加首屆麗江雪山音樂節的時候，消息傳到河酒吧，大家都興奮不已，這是這支地下樂隊第一次參加音樂節。在雲南看到的悠然生活狀態也堅定了張佺和小索離開北京移居雲南的想法，河酒吧就此關閉，而張瑋瑋和郭龍剛剛開始了他們的北漂生活。

再回顧河酒吧，張佺和郭龍、張瑋瑋異口同聲，覺得那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才誕生的，以後不會再有了。張佺説道：“那個年代，我們在那樣的年齡，才有那樣的激情跟朋友相聚、在一起討論音樂和藝術，特別有朝氣。不像現在‘喪文化’成了主流。時代不同人也不一樣了。我們那個年代每個人的臉上都很有追求很有朝氣。”

張瑋瑋則覺得，中國這麼多城市，這樣的酒吧有很多，只不過沒人知道而已。是因為這撥人一直説説説，也有人去寫，被加工美化成了那個樣子。“它很好，但並不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在成都重慶貴陽上海有無數這樣的酒吧，一點不比我們差，也在創造屬於他們的天地。而且留戀過去沒有意義，我們都特別戀舊，都想留在過去，但事實證明過去就過去了，不要眷戀。與其眷戀河酒吧，不如去走到一條江邊。”

節目播出時，張瑋瑋拍下郭龍在看《黃河謠》。

【雲南】

分別、更迭、還要繼續歌唱

也是在那段時間，小索被檢查出了胃癌，在2004年的10月30日去世，也最終沒跟張佺匯合，第一代的野孩子樂隊也因此解散。

提到小索，張佺的語氣有些黯淡，他説：“在很多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從小一起長大一起行走江湖的朋友，這樣的友誼突然沒有了，確實不太容易接受。對任何人來説都是，特別重要的支撐不在了。我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時間去接受這件事情，然後才開始繼續這樣的音樂生活，那五年的時間我是沒有任何打算的，就是承受的過程。他對我的影響已經超出了音樂的範疇，可能是全部的生活吧。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圍繞着野孩子，河酒吧只是短暫的插曲，一旦有這樣的變化，肯定所有的一切都變了。”

在雲南，張佺在昆明、麗江、大理之間輾轉了幾年，日子變得簡單，除了練琴、學習新的樂器，也開始脱離野孩子的風格創作一些自己的歌曲。

2008年張佺開始回北京演出，慢慢的就跟還在北京的張瑋瑋和郭龍又組到一起，隨後2013年張瑋瑋和郭龍也搬到了雲南，彼此隔着從陽台就能翻到對方家的距離，彼此見面除了排練就是踢踢毽子。“如果按大城市的規模我們住得很近，但是按大理的規模我們還是挺遠的，從我家到周雲蓬家開車要20分鐘，很多做音樂的朋友離我家都只要5分鐘。”

現在的野孩子由張佺、郭龍、馬雪松、武鋭、王國旭組成。幾次人員更迭，張佺覺得樂隊是很特別的集體，隊員之間不管是生活中還是舞台上都是互相依賴的狀態存在，所以更換成員是正常的事情，但也是苦難和痛苦的，需要很長時間適應。但是另一方面，樂隊也需要循環和改變，“我覺得所有樂隊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舊的成員離開新的成員加入，多少年之後又回來，這些都很正常。” 張瑋瑋也説，這次自己沒參加野孩子《樂夏》的錄製，但看到這一期的現場特別感動，好像遠一點更能放鬆下來。

野孩子樂隊供圖。

這些年張佺的變化不大，音樂上所有精力都放在野孩子上面，生活中有了兩個小孩，“是普通的一個家庭成員和一個父親。”樂隊成員們也都各自有了家庭和不同的愛好，每週維持着兩到三次的排練節奏。他説雲南氣候好生活舒適，但是也讓人有惰性，在雲南做事情總是會拖延，“在大理我已經算好的了，大部分人都把兩天的事情拖一個星期。”

也是因為那份舒適，野孩子已經不像當年“最紀律”的樂隊那樣排練了，張佺覺得音樂畢竟是表達情感的方式，有時候可能也不需要特別高的技術，只要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就夠了。

在採訪的結尾，記者問張佺還想做多少年的樂隊。他想了想，笑着説希望至少還能做10年吧，越多越好。“健康、表達能力、成員都是原因。如果這些都不在了，野孩子也就沒有意義了。”

而更多被樂迷聽到的，是他們那句：光陰如水，光陰如火，我們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新京報記者 李妍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