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觀：搖滾傳奇大衞·鮑伊 他才配得上一個時代的逝去 2016.1.12日

　　2016年1月8日，大衞·鮑伊(David Bowie)發行了新專輯《Blackstar》。這是一張極度前衞的專輯，亦是老爺子送給自己的69歲生日禮物。它幾乎將大衞·鮑伊一生的音樂功力和修為集於一體，在黑色的氛圍中，上演了一次豔麗的音樂好戲。而現在，讓人難過的是，在新專輯發行兩天後，1月10日，大衞·鮑伊去世了。

　　對於熟悉大衞·鮑伊整個音樂發展脈絡的歌迷來講，這似乎有點出人意料。畢竟，在進入新千年之後，大衞·鮑伊更多是迴歸搖滾樂的本質，而不再有當年走在時代前頭的任性。尤其是上一張專輯《The Next Day》，更是在和自己1977年的專輯《“Heroes”》進行遙遠的時空呼應。當他以這樣一張前衞到極致的專輯謝幕，歌迷才算瞭解到大衞·鮑伊生前最後的想法。

　　在歷史上，提起搖滾大師、搖滾傳奇、搖滾巨星，你肯定不知道指的到底是誰，但提起“搖滾變色龍”，則一定是大衞·鮑伊。這完全就是他獨家享用的封號。而這種“變色”，主要是他的獨特精神理念，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音樂，一部分是時尚。

　　1967年，大衞·鮑伊發行了首張同名專輯，算是一張比較正統的民謠唱片。而自1969年的第二張個人專輯《Space Oddity》發表之後，大衞·鮑伊才算開啓了自己真正豐富燦爛的音樂人生。由於受到The Velvet Underground和The Stooges等樂隊的影響，他的音樂開始有了許多的迷幻味道。緊接着在1970年發行了《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配合着一系列貴族氣息的妖豔造型，以及由這種外在形象襯托的音樂氣質的改變，大衞·鮑伊終於以誇張和華麗的表演形式，確立了“華麗搖滾”最經典的定義。1972年的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更因為結合外太空的概念，以及虛構了Ziggy Stardust這個人物，將故事、概念、造型和音樂融合，從而成為華麗搖滾和概念專輯領域最為經典的一張唱片。

　　1975年，大衞·鮑伊以一張《Young Americans》，開始了驚人的轉型，除了濃妝依舊之外，無論是紳士化的穿着，還是愈發醇厚的聲線，都有着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改變。尤其是在音樂風格上，大衞·鮑伊更增加了“靈魂樂”以及“放克樂”等等黑人音樂元素，音樂口味明顯向美國聽眾接近。1983年，大衞·鮑伊發行《Let’s Dance》，開始宣告進入他的新浪潮和舞曲時代。1995年與著名電子音樂人和氛圍音樂大師Brian Eno合作的《Outside》，又讓他成為電子音樂界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

　　從時尚上來講，大衞·鮑伊在70年代所取得的音樂成功，又助他成為時尚界的寵兒，因為和同時代的搖滾巨星相比，只有他屬於那種形象、造型和音樂內容都不缺少的藝人。大衞·鮑伊將搖滾視覺化，不僅直接影響到了日後如X-Japan等樂隊，甚至在日本還形成了一些“視覺搖滾”的羣體。實際上，近幾年一直處於娛樂最前沿的Lady Gaga，其濃墨重彩的造型，很大程度上就是當年大衞·鮑伊的誇張版本。一個事實就是，大衞·鮑伊確實是靠形象幫了他音樂很大的忙，但視覺化與聽覺化的強力黏性，卻讓他的搖滾樂充滿性感和華麗，並推動了藝術的波普化。

　　不止如此，像《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這樣的專輯，不僅為後來的概念專輯做了很好的榜樣，也可以説為日後MV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創意方向。像後來許多Michael Jackson帶有很強故事性的MV，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張專輯美學方面影響。而大衞·鮑伊具有先驅意義的中性偶像形象，更成為後來很多歌手的楷模和模仿方向。在華語樂壇的張國榮和黃耀明身上，我們均能看到大衞·鮑伊的影子。

　　雖然“變色龍”一詞，很容易從另外一個角度，被人解讀為“牆頭草”。但縱觀大衞·鮑伊的一生，就可以發現他的“變”，首先基於其新音樂形式的敏鋭觸覺和判斷，以領先音樂時尚半步的速率，將一些音樂曲風推向更寬闊的世界。大衞·鮑伊其實並不是音樂史上的革命家，他的折衷主義傾向，決定了他的音樂世界充滿了多元化，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對各種音樂元素的融合及改良，以妖豔的形象“像一塊滾石”那樣不斷向前滾動。 這麼多年，“滾石”們的身影遍佈在世界各地，它誘惑的是每個人身上都曾有過的青春期。從更深層次講，大衞·鮑伊的貢獻是，“他創造了新的藝術內涵，並真正顛覆了既有的性別認同框架，而且，他一手創造出華麗搖滾的其他傳奇變種……華麗搖滾的核心是對藝術的可能性以及性別認同界限的探索。它的風格遠大於實質，因而缺乏一致的音樂特質。華麗搖滾毋寧更像是一種特定時空脈絡下的時尚潮流、青年亞文化，而非音樂形態;不像其他的青年運動，華麗搖滾從來無法被複制、再現，無法成為一種固定存在的亞文化。”(摘錄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在互聯網席捲世界的時代，人們似乎找到了某些新的潮流。但是，當這樣的巨星隕落的時候，我們又發覺，他化作的符號是如此獨一無二，恐怕也是任何新的風潮無法替代的。他不憤世嫉俗，卻和早期的搖滾音樂人一樣悲天憫人，他是搖滾樂史上的一個異類，卻賦予了這個世界更加包容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