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國史上諸葛亮七擒孟獲產生的“副作用”
導讀: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代,在對外作戰方面,鮮有“傳奇”。但鮮者,並非無有,只是少見,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中原之外患並未停息,從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對外征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一是曹操北征烏桓,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後人在評價這兩起“外戰”時,大多“愛憎分明”。對曹操北征烏桓,貶者居多;對諸葛亮南征孟獲,讚譽一片。
當然,一起征戰,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兩方作用。三國這兩起“外戰”中,諸葛亮南征的“閃光點”名載史冊。那就是以“攻心”為上、“七擒孟獲”的傳奇。
這場外戰史書多有記載,“七擒孟獲”的傳奇大多得到公認。傳奇不是傳説,有一定的史實依據。正面評價,“七擒孟獲”是儒家文化“仁者無敵”的延伸與昇華。這也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具備“正統漢才”的戰例, 諸葛亮的“正統漢才”,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思想,治軍偏重於法,理政則偏重於儒,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面對周邊甚多少數民族地區,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對策,體現了“漢才”的寬仁。這對於收服“南夷”的人心,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漢才”感佩不已,那裏不僅有“智勇”,更有“仁義”。
然而,後人在總結“諸葛亮式的外戰”成功經驗同時,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諸葛亮式外戰”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也有一個長效“副作用”。這個“副作用”不是“雞蛋裏挑骨頭”,而是“疾在腠裏”,只是不經細觀,不易察覺。諸葛亮南征,又稱南中平定戰,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由於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蜀軍元氣大傷之際,所以南征軍力有限,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
戰役結束後,蜀軍“不留兵,不運糧”,孟獲“因禍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御史中丞,諸葛亮不留兵,是想“淨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還是留下了“非物質遺產”,這個遺產就是——“因夷而貴”、“因犯而養”的範例。諸葛亮“夷人治夷”,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尤其是對於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血淋淋的戰爭,變成了“捉放遊戲”,沒人計算這場“遊戲”中川軍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場廝殺,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虛擬戰爭。川軍的生命,如此無辜,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就為了陪孟獲玩?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恩有了,德發揚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諸葛亮式外戰”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一是德有餘,威不足。二是夷敵優待。它發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優待”的信號,這種模式成為傳統,就會長效作用,把“夷”慣壞。事實也確實如此。“諸葛亮式外戰”其實是自漢以來,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懷柔遠人”、“尚德抑武”之經,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的牙齒裝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國手腳。
儒家文化“仁、義、禮”,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統而不治”、“撫而不治”是為常用手段。 中國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國的對宗主國的感化,從而實現大同理想。但是,這種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產物,夷狄不會感激大於恐懼,沒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會真正與中國融為一體。可以想見,如果諸葛亮征戰的是北方遊牧部落,無論怎樣感化,是很難“餵飽”對方的。到頭來,得到的,很可能是“東郭先生”的下場。諸葛亮南征之後,孟獲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換算,小小部落首領,享受着蜀漢“大國”的“貢奉”,比搶來得還容易,還香甜,優哉遊哉,何樂而不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