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也幹糊塗事：唐太宗製造“四大冤案”為哪般？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稱作“千古一帝”，除了他抵抗外來侵略、拓展中華版圖、促進民族融合、開創盛世局面的豐功偉績外，還在於他實行了“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李世民在位期間，朝廷每處決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並把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假錯案；他還一再告誡大臣們説：“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從貞觀六年，他讓近四百名死囚犯回家過年的創舉，就可以領略到他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文的關懷。
對犯人如此，對開國功臣和社稷重臣更應當珍惜呵護，但李世民卻多次製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盛彥師的無辜被戮，李君羨的因讒而死，張亮的受賺殞命，劉洎的失言遭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這四起人命關天的案件中，李世民既沒有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更沒有遵循“三覆五奏”的程序，就草草地下達了死刑命令。這不僅使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多了一大污點，也讓後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
盛彥師是員武將，從剿滅李密、平定王世充的兩次漂亮戰役中，可以看得出他在軍事指揮方面是位奇才。但如果讓他當勸降的説客，可就是門外漢了。徐圓朗叛亂時，李世民有意選派盛彥師為安撫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讓徐圓朗束手就擒，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彥師話還沒説上兩句，就被徐圓朗活捉。據《舊唐書·盛彥師傳》記載：盛彥師被俘後，面對徐圓朗的威逼利誘，始終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對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盛彥師落入敵手，有辱使命，罪過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準，用人不當，其罪更甚。李世民賜死盛彥師，如果説是為了發泄對盛彥師的不滿，倒不如説是為了推脱自身責任，掩蓋自身失誤。
如果説盛彥師被賜死，有其自身過錯的因素，那麼李君羨的死就更不可思議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讖語，一道無中生有的讒言，就輕鬆地讓久經沙場、赫赫戰功的李君羨斷送了性命。據《舊唐書·李君羨傳》記載：貞觀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語，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對大臣們的猜疑。當他得知李君羨小名叫“五娘子”，其“武連郡公、左武衞將軍、玄武門守將”等一系列封號官職中皆帶有“武”字，正好與“女主武王”暗合時，李君羨的黴運便接踵而至。先是被皇帝“深惡之”，接着被調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彈劾“與妖道密謀勾結，欲行不軌”，最後李世民連審都不審，就下詔“君羨坐誅，籍沒其家。”厄運來得如此迅速，如此連貫，恐怕李君羨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麼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書張亮被殺的罪名是“謀反”。因為老家鄭州滎陽被人傳言是“形勝之地，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因為有人發現了“有弓長之君當別都”的圖讖，因為私下裏與幾個江湖術士談論了這些敏感話題，因為老婆喜歡巫術進而干預政事對他的負面影響，使這位農民出身的凌煙閣功臣成員，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誣告的風口浪尖。謀反，是皇帝最不願意聽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無論是空穴來風還是風吹草動，除之而後快。正當李世民因為找不到過硬的證據而焦頭爛額的時候，突然又聽到張亮私下裏畜養五百壯士為義子的事兒，這是讓李世民極其憤恨的，雖然其“反形未具”，但總算是一個現成的把柄。於是，李世民就來了個主觀推斷，對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舊唐書·張亮傳》）於是，這位當年為了輔佐李世民爭奪帝位的死黨，這位剛剛從高麗戰場返回長安的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這位臨死前還在苦苦哀求寬大處理的刑部尚書，被“下詔處斬，籍沒其家”。
能夠得到李世民高度評價的人不多，除了“鏡子”魏徵，就應該是“性最堅貞”的劉洎了。劉洎因為忠於職守，敢於直諫，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遠征高麗時，才把輔佐太子監國的重任放心地交給他。貞觀十九年，遠征高麗歸來的太宗，聽信了褚遂良讒言，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上，草率地把劉洎給殺了。據《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出征高麗時得了“癰疽”，劉洎聽到消息後，憂心忡忡，曾和同僚們説了八個字：“疾勢如此，聖躬可憂！”這本是一句憂國憂君的肺腑之言，但被進饞者傳到唐太宗的耳朵裏，卻完全變了味：“（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宮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謀反”，就是“傳位”了。在太子人選上，太宗可以説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思，立了廢，廢了立，搖擺不定。進讒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問題上大肆進饞，皇帝因此才會失去理智，龍顏震怒，二話不説，即刻下詔：“（劉）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對於這樁冤案，司馬光在記述時直出其為“或譖於上”字，以表明是有人説壞話誣陷劉洎。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疑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甚至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倖免。李世民是一位賢明的皇帝，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看來，沒有什麼能比政局穩定更為重要。平庸之才犯了錯誤，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過，但位高權重的臣屬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點點捕風捉影的風吹草動，只要有可能威脅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會興師動眾，殺氣騰騰。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後期，隨着“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着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皇帝高深莫測，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遊戲中，皇帝始終是贏家。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後，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麼，他説：“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