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嘻哈》連歌曲也抄襲韓國? 網友受夠了: 無恥!
大陸節目《中國有嘻哈》自開播以來熱議不斷，一句“你有freestyle嗎”，更是吸引超多人跟風模仿，日前有許多觀眾指出該節目才是“模仿別人”，和韓國嘻哈節目《Show Me The Money》（SMTM）幾乎完全相似，現在有網友更直接曬出證據，指出該節目不僅節目流程抄襲，連參賽者唱的歌“也都是抄來的”。
有網友比對《中國有嘻哈》中的4首歌曲，發現和《SMTM 4》亞軍宋旻浩的歌不僅節奏相近，連旋律也頗為相像，分別是張雪飛演唱的《孤鳥小姐，請你別哭》對上《怯》（겁），GAI、艾福傑尼、黃旭演唱的《海嘯》對上《Okey Dokey》，馬伯騫、周震南演唱的《Are You Ready》對上《HIT ME》，最後是蘭英演唱的《WELL》對上《Body》，兩兩迭加在一起，除了人聲之外，聽起來像同一首歌。
聽了對比後的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抄襲都是垃圾”、“中國有抄襲”、“抄襲無恥”等，也有人笑虧“《中國有嘻哈》冠軍是宋旻浩吧！”
事實上，《中國有嘻哈》從節目中心概念、比賽規則，一直到LOGO設計，都和《SMTM》幾乎一模一樣。南韓製作公司CJ E&M也出面表示，《中國有嘻哈》並沒有買版權，“有這樣相似，卻沒有正式購買版權就播出的節目，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8月28日，綠城中國公佈2017年上半年業績，期內取得總合同銷售人民幣59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1.1%；股東應占利潤約人民幣12.2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3.5%。上半年投資項目整體去化率為49%，新增房源去化率達79%，存量房源去化情況良好，許多歷史沉澱產品也實現了理想去化。
綠城中國新聞發言人表示，快週轉仍以綠城的高品質為前提，綠城從未考慮過通過產品降標來提升週轉效率。
聚焦“雙核心”，響應國家戰略
2017年上半年綠城新增12宗地塊，總土地款約為245億元，預計新增可售金額589億元，投資規模創歷年同期新高，首次進軍廣州、重慶，並取得印尼雅加達項目。資料顯示，2016年全年綠城僅取得了9宗地塊。
綠城杭州江南里項目實景圖
綠城中國新聞發言人説，“綠城堅持戰略導向的投資和拓展，我們認為具有優質資源稟賦、優秀人才集聚、先進產業支撐、共享現代文明的區域重點、核心城市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重心，也是今後行業發展的重點。”
綠城在2016年確立了“兩個核心”投資原則，即以“核心城市”和“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為拓展方向，圍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15個重點核心城市進行投資。2017年以來更確立了五大優先拓展序列：一是國家戰略型項目，如全運村、亞運村、奧運村以及“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等國家戰略型項目；二是產品創新型項目，如以“楊柳郡”為代表的地鐵上蓋物業；三是城市標杆性項目；四是土地紅利類項目；五是海外優質項目。
2017年上半年，綠城中國受益於持續深耕重點城市，落地12宗優質地塊，同時也贏得了西安全運村等國家戰略型項目的框架性合作，投產比及戰略佈局進一步優化。
綠城杭州西溪誠園項目實景圖
有興趣參與“租賃住房”建設
綠城年報提出，以“快週轉”為導向，開發“短平快”項目，新拓展項目力爭做到不沉澱資產、零庫存。
“短平快”會成為綠城的長期策略嗎？上述發言人告訴澎湃新聞，加快項目的週轉效率，是綠城管理持續改進的方向，是綠城長期戰略的必要組成。快週轉和高品質並不是必然矛盾的：首先，“慢”不一定就能帶來高品質；其次，快週轉體現的是對管理程序的改進和外部資源組織效率的改進，減少不必要的資金佔用期。
“綠城從未考慮過通過產品降標來提升週轉效率，綠城定義的週轉效率提升是通過管理改進實現的，而不是降低必要環節的工作標準。杭州桂語江南、柳岸曉風等高品質項目都是綠城快週轉的最新代表作。”
有關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政策連續出爐，國家實行“租購併舉”的決心為房地產開發模式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綠城正和有關地方政府和有興趣、有實力的合作伙伴積極探索。
“我們也計劃和相關企業共同開發租賃住房(由綠城開發相關企業收購經營）。” 上述發言人説。
從“造房子”到“造生活”
“綠城在23年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幾十萬老業主，他們既是綠城口碑的鑄造者，也是綠城品牌的傳播者。”上述發言人介紹道，2017年上半年綠城投資項目整體去化率為49%，其中新增房源去化率達79%。正是老業主的持續購買和推薦，為項目去化帶來了持續購買力。
綠城認為，除了品牌影響力，本輪新增房源去化加速還有幾個原因：首先，市場可售房源下降和購房者信心增強；其次，綠城堅持以客户需求為導向進行產品定位與設計，在滿足未來客户需求的專項領域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如中式小別墅產品，適老化產品等；第三，綠城堅持在保證品質的基礎上，以優質管理降低成本，持續推出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綠城的營銷方向一直在從‘造房子’向‘造生活’轉變，通過房屋4S服務、社區商業服務、app服務等新服務模式，不斷提升房屋附加值。”該發言人説。
(1970-01-01)
全運會的“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比賽，或許讓人有些“雞肋”的感覺，因為這些項目都有職業聯賽，競技水平更高，更具觀賞性。
但是，作為國內練兵的主賽場，全運會是選拔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渠道和舞台，“三大球”家底有多少，青年組比賽是個觀察窗口。
8月29日，天津全運會男子籃球青年組比賽，山東隊戰勝遼寧隊，挺進決賽。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全運撬動青訓
8月29日，天津全運會男子籃球青年組（U18）的一場半決賽在天津中醫藥大學體育館進行，對陣雙方是遼寧隊和山東隊。
遼寧和山東，都是籃球人才輩出的地方，向來是國家隊球員的主要輸送地。
本場比賽，遼寧隊有國青隊主力範子銘坐鎮；山東隊有今年夏天入選中國男籃國家隊紅隊的朱榮振。雙星閃耀，讓天津藥大體育館迎來了開賽以來第一次上座率高峯。
本場比賽，範子銘獨得31分和9個籃板；而朱榮振拿到13分並送出8記蓋帽，尤其在第四節，他攻防俱佳幫助球隊挺進決賽。
國家男籃紅隊助理教練、山東隊主教練徐長鎖對兩人的表現都比較滿意，他説：“全運會設立了青年組的比賽，很多年輕隊員都得到鍛鍊，平時練得再好，不如一場比賽鍛鍊價值大，尤其在心理方面。浙江、山東、廣東等隊都有打得不錯的球員。”
上海足球在本屆全運會青年組表現突出，已經獲得了男子U18和女子U18的兩個冠軍。
上海市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黨支部書記沈雷認為，上海市體育局高度重視青少年培養，在遼寧全運會週期就已經着手低年齡段組別的人才培養，在政策導向和資金導向上明確傾斜，2015年全市建立起10個精英培訓基地，對全運會隊伍的資金投入也明顯增加。
全運U18上海隊奪冠。
拓寬選材思路
“三大球”是集體項目，選材組建隊伍考驗主教練眼力。中國女籃主教練許利民十分關注全運會女籃青年組比賽。
幾場比賽看下來，許利民坦言：“之前擔心人才匱乏，結果比想象好多了。”
山東隊的李緣身高1米68，她在女籃青年組決賽中打出了21分7籃板7助攻的全能表現，幫助山東隊獲得冠軍；河南隊的馮松同樣身高不高，只有1米73，但在銅牌爭奪戰中命中關鍵三分球，將比賽懸念留到最後。
許利民表示：“她們具備了後衞需要的組織能力和大局觀，肯定會成為國家隊人才儲備庫的重點考察隊員。”
中國女籃近幾年接連負於日本隊，日本女籃快速靈動的球風，讓許利民觸動不小。跳出固有選人用人模式，或許能給中國女籃帶來改變。
儘管在里約奧運會奪冠，中國女排在二傳和接應位置上的人選並不理想。幫助江蘇女排奪得成年組冠軍的刁琳宇和唐寧雅或許能夠打動中國女排主教練安家傑。
作為二傳的刁琳宇頭腦靈活、攔網好，能傳出速度快且非常到位的好球；唐寧雅作為一名跑動型接應，扣球非常快，定點進攻和跑動進攻俱佳。
江蘇女排主教練蔡斌表示，他通過對本屆全運會的觀察發現，還有許多年輕優秀隊員很有培養前途，他對中國女排新的奧運週期充滿期待。
全運會江蘇女排奪冠。
夯實項目基礎
天津女排以第六名的成績為本次全運會之旅畫上了句號。隨着魏秋月等老將的退役，不少天津球迷這幾天還沉浸在對“黃金一代”的懷念中，有媒體説未來中國女排將迎來改朝換代。
那麼，擁有全運會女排“三冠王”和女排聯賽“十冠王”的天津女排會後繼乏力嗎？
天津青年女排主帥陳友泉並不這麼認為。將於9月2日開始的青年組比賽，陳友泉認為她們整體實力與上個全運週期相比有了明顯提升，未必不能與山東、江蘇等強隊抗衡。
從2009年山東全運會開始，全運會男足開始設置雙年齡組的比賽，加大年輕球員的參賽比重；2013年遼寧全運會，“三大球”開始全部設置青年組比賽，並採取“一冠三金”的獎勵措施，目的就是用全運金牌的槓桿促進各省區市對後備力量的重視。
不過，天津全運會取消了金牌獎勵政策，沈雷認為，通過兩屆全運會的政策傾斜，尤其是足球整體大環境的向好，足球人才不再像過去一樣青黃不接，政策上的刺激可以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2017全運會U18男足上海 隊奪冠後，隊員把金牌掛在老帥徐根寶的脖子上。
以上海青年男足為例，由上海體育局和足協牽頭組隊，以根寶基地的球員為主，吸納了上港、申花俱樂部的優秀球員。
可以説，依託社會、聯賽等多股力量基本將上海這個年齡段的最好球員都聚合在了一起。
沈雷説：“青少年隊伍的成功，離不開當地深厚的項目底藴。上海足球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即便是在足球環境比較差的那段日子，我們也沒有放棄過，所以上海足球沒有太大下滑。”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Yaha”：制定詳細的標準 體育加入高考會改變全民體制的
網友“Yaha”：慢慢來吧 希望把體育加入高考
網友“阿信10”：路還長，邁出去才有出路！
網友“戴”：以前不喜歡根寶，現在特別崇拜他，有思想，有闖勁的上海男人
(1970-01-01)
繼北京市網貸行業協會向各會員、觀察員單位下發ICO風險提示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也發聲了。
8月30日晚間，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關於防範各類以ICO名義吸收投資相關風險的提示》，稱各類以ICO（Initial Coin Offerings）名義進行籌資的項目在國內迅速增長，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並形成了較大風險隱患。為保護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中國互金協會就此發佈三點風險事項提示：
一、國內外部分機構採用各類誤導性宣傳手段，以ICO名義從事融資活動，相關金融活動未取得任何許可，其中涉嫌詐騙、非法證券、非法集資等行為。廣大投資者應保持清醒，提高警惕，謹防上當受騙。一旦發現有涉及違法違規的行為，應立即報送公安機關。
二、由於ICO項目資產不清晰，投資者適當性缺失，信息披露嚴重不足，投資活動面臨較大風險。投資者應冷靜判別，謹慎對待，自行承擔投資風險。
三、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員單位應主動加強自律，抵制違法違規的金融行為。
中國互金協會ICO風險提示
在此前的8月28日，北京市網貸行業協會向各會員、觀察員單位下發ICO風險提示。北京網貸協會在風險提示中表示，已有監管機構強調ICO相關風險，ICO項目存在着很大的風險，希望協會各成員本着降低風險的目的，迴避ICO相關項目。
北京網貸協會的風險提示包括以下四點：
一、相關交易平台：由於沒有明確獲得法律授予的合法身份，經營主體在經營資格上和相關税務等法律問題上也存在着稽查風險。
二、相關項目發起人和機構：因法律並未賦予其吸收公眾存款的身份，發起人及機構可能會涉嫌非法經營罪。同時相關PE/VC機構在參與過程中，有向公眾籌資的嫌疑，違背了法律規定。部分發起人的ICO項目甚至可能涉及非法佔有資金，涉嫌非法集資或者集資詐騙。由於虛擬貨幣的匿名性，有的項目發起人和機構還會涉及地下非法交易或者洗錢行為的風險。
三、相關投資人：投資者在投資ICO項目除了虛擬貨幣技術方面風險造成的損失以外，參與投資時可能還存在着參與非法集資、洗錢、傳銷等違法犯罪行為引起的法律風險。對於信息不夠透明的項目，還有着被詐騙風險。
四、相關技術、媒體服務/研究機構：對於涉嫌非法經營的ICO項目，參與的相關技術、媒體服務/研究機構會面對參與、組織非法集資、傳銷以及虛假宣傳的風險。
ICO是Initial Coin Offering的簡稱，改編自證券界的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首次公開發行）一詞，是一種通過發行代幣的方式進行眾籌融資的行為。但多數ICO項目所融的“資”，不是人民幣、美元等法定貨幣，而是比特幣等虛擬數字資產。
隨着各種亂象層出不窮，部分ICO項目正在快速異化為荒謬的遊戲。不少ICO項目退出的目的甚至直接異化成了“圈錢”“割韭菜”，而不是真正地利用區塊鏈技術開發相關項目。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近日發佈的《虛擬貨幣發行、交易與融資法律問題》研究報告顯示，ICO模式有非法集資風險。同時，監管部門也已開始關注ICO亂象問題。
目前已有ICO項目信息中介平台宣佈暫停ICO業務。8月30日晚間，ICO項目平台ICOINFO發佈公告稱，為防範風險，從即日起，主動暫停一切ICO業務，待相關部門監管政策出台後，按照政策規範開展業務。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農二代土老砍”：取消，高利網貸。
網友“ahao”：先讓半官方機構發發聲
網友“王春雷”：早就該管管了
(1970-01-01)
吳芳思（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與吳芳思相熟多年，也一直在關注她的著述。她寫過中國旅遊指南，寫過關於敦煌、絲綢之路、秦始皇的學術著作。她1995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去過中國麼？》（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一度引發許多爭議。2013年從大英圖書館中國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之後，吳芳思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與寫作。她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古今文學選萃》（
Great Books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7月初，在吳芳思北倫敦竹影婆娑的寓所，與她聊起這本新著、她七十年代在中國的經歷，以及她的其他著作。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中，您選擇作品有《詩經》《易經》《道德經》，有李白、杜甫、李商隱、李清照的詩詞，有《趙氏孤兒》《桃花扇》《徐霞客遊記》《天工開物》，還有魯迅、張愛玲、老舍、趙樹理、吳晗、溥儀、錢鍾書、楊絳、戴厚英的書。這本書是如何緣起的？
吳芳思：這本書由美國Bluebridge 出版社出版，他們出過各國文學選萃，例如《俄國文學選萃》等，這本《中國古今文學選萃》是其中之一。一開始他們希望我能選一百本書，但我覺得太多，所以最後選了六十六種，而且並不都是文學作品，也有技術類書籍。有些作家也不止一本，比如老舍和魯迅。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您寫到，法國漢學家雅克·班巴諾（Jacques Pimpaneau) 説他在中國時，會有中國導遊與他討論《包法利夫人》，並感嘆在法國，不可能有導遊會知道李白或杜甫。您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感覺，中國讀者對西方文學的瞭解，要勝過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瞭解？
吳芳思：對，我覺得中國一般讀者對西方文學的瞭解，肯定超過英國讀者對中國文學的瞭解。莎士比亞劇作全集在1954年就被翻譯到中國了，西方文學作品的譯本在中國很流行，狄更斯、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的知名度不亞於中國的本土作家。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幾乎全無知曉。我也有與班巴諾類似的經歷，九十年代時，我在上海乘出租車，有一次就看到司機手邊有一本《福爾摩斯探案集》，那本書已經翻閲得很破舊了，英國的出租車司機絕對不會讀《儒林外史》或《紅樓夢》，如果你看到他們讀福爾摩斯，那已經很走運了。
在我剛剛進入大英圖書館工作時，大英圖書館有一個規定——不收藏翻譯作品。很奇怪吧，哪有這麼多的人能讀懂原文呢？
這本《中國古今文學選萃》，您的選擇標準是什麼？
吳芳思：這些作品都是我個人的選擇，都是我讀過的書。但我也希望覆蓋面能比較廣，所以我也選了一些在中國文學上有價值，但我個人並不一定喜歡的作品。西方有些大學出版過“中國文學作品選”，其中有一些中國文學作品章節的翻譯，那些書很有學術價值，但基本上侷限於文學。在這本《選萃》，我對書的定義更廣，我希望能包括一些技術書籍、遊記、關於園藝或繪畫的書，所以，我選擇了《天工開物》《魯班經》《園冶》等，我更希望面對一般讀者。
這些書中，哪些是您最喜歡的作品？哪些是您自己並不喜歡但是您覺得還是需要被收入進來的？
吳芳思：我最喜歡《園冶》《天工開物》《儒林外史》《圍城》《老殘遊記》《風雪夜歸人》。我在北京看了吳祖光的這出戏，排演得太好了，後來我在《哥倫比亞中國當代戲劇選集》中找到了這個劇作的譯本。
我個人不太喜歡的是《易經》《論語》。孔子的東西我很不喜歡，我覺得孔子很保守，他的哲學很勢利，總是在説君子和小人，對小人女人都很看不起， 總是在講那些人際關係。從《論語》中能看出他是很難弄的一個人，什麼都要井然有序，否則他就坐立不安，這樣的人，我是沒有耐心的。我也不喜歡徐霞客。《三國演義》中，我只喜歡關於實用計策的部分，我覺得《西遊記》有點像托爾金的《指環王》，我同樣不喜歡。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目錄
您在這本書中介紹的作品是不是都已經有西文譯本？
吳芳思：對，對我來説，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選的書都已有西文譯本，或至少有些章節被翻譯成西文，主要是英文和法文。這樣如果讀者對我推薦的書感興趣，他們就可以讀到。推薦別人無法讀到的書，是沒用的。大多數有英文譯本，有些是法文譯本。並不是説所有的譯本都很好，有些譯本很糟糕，但至少讀者能知道個大概。
我很感興趣的是您在附錄註釋中對各個譯本的評價。您會説這個譯本是triumph, 例如David Hawkes 和John Minford 翻譯的《紅樓夢》，那當然是最高的評價了。《金瓶梅》Andre Levy的法譯本是brilliant, 《肉蒲團》的Patrick Hannan的譯本是fine, 有的譯本只是good, 而大多數您未作評論。
吳芳思：對我來説，fine比good要更好一些。Good是還過得去，fine是很不錯了，翻譯不容易，fine 就表達了我的敬意了。比如《圍城》的翻譯就算不上是好的翻譯，這本書特別難翻譯，因為裏面有許多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的隱喻，你翻譯的時候，可能總會覺得自己漏掉了什麼。
這本書收入的最後一本是戴厚英的《人啊人》，是您自己1985年的譯本，英文書名是
Stone of the Wall
。您為什麼沒有用原書名？您和戴厚英熟悉麼？
吳芳思：八十年代初我去中國，當時我正在編輯一本女作家的短篇小説集，我就想尋找可以翻譯的中國作家的作品。楊憲益、戴乃迭説有人送了他們一本戴厚英的《人啊人》，他們自己並不喜歡這位作家，但還是推薦了這本書給我。這是第一本讓我無法釋手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當時的中國文學作品中有許多傷痕文學，充滿了抱怨，讀起來讓人沮喪。我覺得這本書與眾不同，我很喜歡，就着手翻譯。翻譯之後找出版社並不容易。我不想成為專業的翻譯家，戴厚英的其他作品，我也並不喜歡。
我是好幾年之後才在慕尼黑遇到戴厚英的，我對她還有些戒備之心，我記得楊憲益夫婦告訴我，她是個紅衞兵，我説當年所有的人都是紅衞兵吧。他們説“有些紅衞兵比一般的紅衞兵要糟糕很多”，話是咬牙切齒般説出來的。戴厚英後來被謀殺時，我正好在中國，也聽到一些議論，説她的一位窮親戚謀財害命，因為她把許多錢款捐給寺院，可能是對“文革”期間的作為有罪惡感。我覺得她的一生是個比較悲慘的故事。
我覺得用“humanity”這個概念來翻譯“人”太廣了，小説中的人特指“中國人”。因為書中有很長一段是關於長城與中國，我就用這個意象做了題目。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目錄
《人啊人》是此書的最後一部作品，您為什麼選到八十年代初，就戛然而止了？如果這本書的時間限度往後延，哪些作品會入選？
吳芳思：我之所以選到八十年代初，是因為八十年代後的許多文學作品已經被翻譯過來，許多作家都有經紀人，也有出版社推廣他們，我覺得他們已經吸引到足夠的注意力了。現在，許多出版社都把眼光投向中國，希望能夠挖掘出下一位暢銷或得獎的中國作家。
而且，對於後來的許多寫作潮流，我並不喜歡，例如所謂“女性作家寫作”，《上海寶貝》之類。如果一定要我選，我會選擇裘小龍的作品，特別是《紅英之死》，那本就是關於戴厚英之死的。
您會不會選張戎的《鴻》？
吳芳思：肯定不會。《鴻》是經紀人和出版社製造出來的一種現象。張戎之前的《宋慶齡傳》，之後的《毛澤東傳》《慈禧傳》，都很差勁，錯誤百出。可惜的是，許多不瞭解中國的人以為《鴻》就代表中國，這很讓人氣憤。
莫言的著作呢？
吳芳思：我也不很喜歡莫言，我只能用good，而不能用fine來描述他的作品。而且，莫言已經有強大的翻譯出版推銷團隊，不需要我介紹。我更希望能介紹八十年代之前不為西方人所知的中國書籍和作品。
《中國古今文學選萃》目錄
今年1月，您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寫了一篇評論餘秋雨《文化苦旅》和《山河之書》英譯本的文章，把餘秋雨比作阿蘭·貝內特或比爾·布萊森。有一些熱愛貝內特和布萊森的中國讀者覺得您對餘秋雨實在是過獎了，頗有些憤憤不平。這種反應您知道麼？
吳芳思：是嗎？我不認識餘秋雨，更不知道他那麼不討人喜歡。編輯給了我這兩本書讓我寫評論，我覺得他的文字確實與阿蘭·貝內特和比爾·布萊森很相似，他們寫的都是那種讓人舒服的文字，心靈雞湯類。但這兩本書的翻譯都非常糟糕，有些段落簡直就是Google 翻譯出來的，我覺得很可惜。我前幾天還在與陶瓷專家柯玫瑰（Rose Kerr)提起此事，餘秋雨是餘姚人，住在餘姚瓷窯邊上，他寫到在餘姚的湖裏游泳，看到湖底有陶瓷殘片。這多有意思啊，就像住在斯達夫郡能夠看到湖底的威奇伍德瓷器碎片一樣，也不知是他原文就沒有寫到，還是在翻譯中遺失了，一般讀者肯定讀不到其中的妙處。
七十年代在中國
退休前，您一直是大英圖書館中文部的掌門人。您是怎麼開始學習漢語的？怎麼會對中國文化那麼感興趣？您的家庭是否很早就與中國有關係？
吳芳思：我一直以為在我之前，我的家族裏是沒人與中國有關係的。最近幾年才發現，我有一位姨父還真與中國有關係。他的父親是傳教士，他自己出生在中國，在煙台上的學。但他從來沒有告訴我們他與中國的關係，也從來沒有談起過中國。
1967年，我去劍橋大學讀書，選擇學習漢語，主要是因為我對語言很感興趣，當時我已經會説法語和西班牙語，我就很傲慢得要去學習最難、與西方語言最不同的一種語言。我當時在阿拉伯語、日語或漢語中選擇，其實是很隨意地選擇了漢語。當時我覺得日本人太壓抑，人都那麼有禮貌，而穆斯林的世界中，婦女很沒地位。雖然中國當時也不是很開放，但仍讓人覺得那是個真實的地方。
我在劍橋大學學習了四年漢語，因為從沒想到會有機會去中國，感覺就像是在學拉丁語。我的一位老師是莎士比亞專家，來英國許多年，但得靠教語言謀生，還有他的太太，也是漢語老師。教我們口語的是台灣來的老師，我們學了許多台灣的客氣話。
您七十年代還是有機會去了中國，您2000年的回憶錄《在北京練習扔手榴彈：我的“文革”經歷》（
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就寫了那段時間的經歷。
《在北京練習扔手榴彈：我的“文革”經歷》
吳芳思：七十年代，我去過兩次中國。第一次去中國是1971年，英中交流協會要安排英國的年輕工人去中國交流，當然，英國年輕工人對去中國沒興趣，而且費用要自理。當時我祖母剛去世，留給我二百五十英鎊，所以我有錢去。英中交流協會也覺得最好派稍微懂些中文的人去。韋立德（Tim Wright）和我被選中。韋立德後來是謝菲爾德大學的教授。有些人覺得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算不上是無產階級，不合適。那是1971年夏天，我們去了一個月。我們享受着特權，坐火車時，整個車廂都為我們清空。我們去了紅旗渠，非常有意思。我在那裏還多住了幾天，因為有人生病了，我會説中文，其他人去南京時，我留下來給這個生病的人當翻譯。我們也去了沙石峪公社。最後我們在上海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整天被關在賓館裏聽報告，關於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非常無聊。
回到英國後，我先在大英圖書館，然後在亞非學院中工作。1975年，我作為交換學生又回到中國，這是英國文化協會的交流項目，時長一年，我們是第三屆。十個中國學生來英國，都是外交部派來的，他們以後都成為大使之類的重要人物，官位很高。而我們這一羣有點像烏合之眾，有些你也認識，例如奚安竹（Andrew Seaton）、艾華（Harriet Evans）、馬克樂（Beth McKillop）、柯玫瑰等。當時那一屆外國學生有五十來個歐洲人，十個英國人， 幾個意大利人，幾個法國人，兩個新西蘭人，三個澳大利亞人，十個德國人。沒有美國學生。當然，還有許多非洲、朝鮮和阿爾巴尼亞的同學。
我記得BBC的一檔“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 節目採訪您時，您選擇的八張帶到荒島上去的唱片中，有一張是廣播體操的音樂，因為當時你們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和
中國學生一樣做廣播體操。你是不是特別珍惜那段時間？
吳芳思：我在歷史班，班裏有許多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從工廠裏調上來進修的。如果你是文學班的，那班裏就只有外國學生。所以我們歷史班要比文學班有意思得多。我們和中國學生一樣，每天早上要做廣播體操。我們還去一家火車頭工廠工作，去四季青公社勞動，就在頤和園南面，風景非常漂亮。我們收割麥子，插秧，捆白菜。我們還在北大挖防空洞，挖防空洞都在夜裏，所以我們覺得自己很像個英雄。上課時，老師講課很小心，因為有中國學生，許多事不能公開説。唯一與中國學生不同的是，我們是不能去學軍，他們都去學軍了，我們留在北京。
扔手榴彈是在語言學院時，體育課的內容。我們先在語言學院，然後去了北大。
那時在北京，你們預感到中國馬上就要開始巨大的變化麼？
吳芳思：我們當然不知道中國馬上就要發生這麼大的變化。我們覺得中國永遠就會是那樣。那時也覺得中國離英國特別遙遠，寫一封信要兩個星期才到，打電話要預約很久。我們也想家，但我們都很年輕，在一起也很開心，以後我們都成了一輩子的朋友。當然，我指的是我們這批外國學生。當時我們不敢與中國同學交朋友，根本沒辦法問中國同學要聯繫地址之類。
我們也看到，雖然當時仍在“文革”中，中國人也在試圖尋找生活的樂趣，並不都是悲慘呀痛苦呀。飯菜很好吃，當時的衣服雖然很簡單，但女孩子們還是愛美，外套會束個腰，或在裏面穿件很好看的花襯衫。還有布鞋，那麼與眾不同，也很好看。
我非常想念當時的北京，那時我常騎着自行車從北大進城，都是平房，四合院，那麼安靜。現在的北京完全不同了。紹興是另一個我以前非常喜歡的地方，現在也變得太厲害。
其他著作
《中國藍色導遊》
您的著作樣式很多，您曾寫過旅遊書《中國藍色導遊》（
Blue Guide to China
），我的許多英國朋友都曾以您這本書作為旅行指南。對他們來説，在沒有網絡的年代裏，您這本書是最實用的旅行指南，書中的幽默也常常讓旅途中的煩惱化為煙雲。當然，對中國讀者來説，最有爭議的書大概要數《馬可波羅去過中國麼？》。這本書出版已經有二十多年，有沒有新的資料出現？您還持同樣的觀點麼？
《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
吳芳思：到現在，還是經常有人要問我關於馬可波羅的問題，兩年前我還在杭州做過一個關於馬可波羅的講座。我知道這二十多年來，不停地有為他辯護的書出版，這個話題還很熱門，許多讀者仍然對我很憤怒。我仍然認為馬可波羅沒有去過中國，但我對自己的觀點也做了一些小修訂：我認為這些“文本”是一種中世紀的資料庫，集中了當時歐洲所有關於中國的知識，但它絕對不是馬可波羅個人寫成的一本書。而且，文本內容在1400到1550年之間擴大了許多，那是在馬可波羅（如果我們能夠確認這個人物的身份的話）去世很久之後。這説明，隨着關於中國的新認知到達歐洲，就有人把這些知識增補進文本里。這些新增加的文本當然有用處，但是，學者必須要小心，後來增加進來的資料所記錄的，很可能不是真實的元代中國。
西方人去中國，回來後寫下的文字，這一直是您所關注的。2009年，您出版了《中國的魅力：從馬可波羅到J. G. 巴拉德》（
The Lure of China: Writers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
），此書精選了許多作家、探險家、收藏家的小説、遊記、回憶錄、書信等各種文字的片段。能否請您談談這本書？
《中國的魅力：從馬可波羅到J. G. 巴拉德》
吳芳思：這本書是潘翎組的稿，是系列書中的一本，中英文同時出版。雖然西方人很不瞭解中國，但幾乎所有去過中國的西方人都會寫點什麼。所以，西方出版過很多關於中國的文字，有些是很著名的作家，他們可能只去中國待幾天，回來就能寫篇文章、寫本書。許多外交官也很會寫。可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非常多，關於中國的書也很有市場。我在這本書中收入的，就是這些關於中國的文字。從早期的探險家開始，到後來天主教傳教士的日記、書信，傳教士也翻譯過許多中國的作品，例如《趙氏孤兒》最先就是傳教士翻譯的。馬戛爾尼出使中國，他們是英國清教派去的人，他們不相信天主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文字，所以也自己寫。馬戛爾尼的中國之行後，有六位不同作者的六本書出版。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英國作家去中國，待的時間都不長，回家都寫了書。赫胥黎在上海只待了兩天，羅素在中國待了十個月。我一直很喜歡讀這類書，任何關於中國的文字我都會讀。所以，寫這本書也就很有意思。
我希望人們能夠把這本書當成是本工具書，可以作為索引和導讀，如果讀者對哪個年代哪位作家更感興趣，可以深入閲讀下去。
2014年，一戰百年紀念時，您出版了一本小書《禁止野餐：一戰期間亂象中國的外交》（
Picnics Prohibited: Diplomacy in a Chaotic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此書在去年增補出版為 《背叛的盟友：中國與一戰》（
The 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
）。其中很多內容中國學者都不太知曉，可以説您填補了許多空白。
《禁止野餐：一戰期間亂象中國的外交》
吳芳思：這本書是企鵝出版社約的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祭時，企鵝出版了一套關於中國與一戰的小書，這套書中還有關於遠東唯一戰役——青島圍城的、關於一戰中國勞工派遣隊的、關於凡爾賽合約的等等。我這本是關於當時混亂時期的中國外交，一些外國居民和外交官眼裏的中國一戰經歷。
為了寫這本書，我花了許多時間在英國檔案館，研究當時來自北京的外交報告。每次從檔案館出來，都讓我非常氣憤。許多人認為一戰只是歐洲的戰役，這是不對的。一戰剛剛開始時，日本就侵入青島，但因為日本已經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日本被視為盟友，盟國對它在中國的作為不聞不問。1914年，中華民國只有兩歲，在兩千多年的王朝之後，國民黨極力要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但他們的努力得到的只是西方的嘲笑。從檔案館的資料中可以看出西方外交官對中華民國的評論那麼粗魯，他們説中國的議會很小兒科，這種消極的態度讓我氣憤。
我非常同情這個年輕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曾三次試圖加入盟國，但到1917年8月才成功，正式宣戰。而且，中國在1916年就開始派遣中國勞工，負責前線的後勤保障工作，這些勞工為一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他們長期被遺忘。凡爾賽條約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這更是真正的背叛。
還有當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回來寫了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寫他們去逛集市，去寺院參觀，去野餐，都是充滿異國情調的快樂時光。他們好像完全不知道，整個中國在掙扎，中國人的生活那麼苦難悲慘。
記得當時您為《上海書評》寫了一篇題為《被出賣與被背叛：中國與一戰》，在文章結尾時，您寫道：“如果要在中國慶祝或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值得記住的重要時刻或許是1916年，那年中國派遣了第一批勞工，這些強壯的山東農民，給包括法國總理在內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國勇敢地對外宣戰了。但也許，慶祝應該專屬於1919年5月4日，因為這一天真正地回應了那些歐洲盟國在凡爾賽悍然做出的決定，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真正的革命性的改變。”
《一戰百年》
吳芳思：所以，雖然我的書已經出版，但關於中國與一戰這個話題，特別是關於中國勞工派遣隊，我還在繼續做着工作，寫文章、演講。我不僅希望西方讀者能夠了解真實的情況以及中國對一戰作出的貢獻，我也希望中國人能同樣對此感興趣，瞭解這一段歷史。
您目前的研究與寫作項目是什麼？
吳芳思：我現在的興趣點還是中國與一戰的關係。中國勞工是話題之一，另外，歐洲盟國在凡爾賽會議關於中國命運的那些討論，也非常有意思，我希望能夠根據當時的談話寫出一個劇本。
2017年7月3日採訪，8月14日完成整理。
(197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