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是不生，科學能否給出答案？
2020年英國生育率是每個女性1.752個孩子，比2019年上升0.06%，但仍低於全球的2.448
“唉，下學期又要換地理老師了，”小女兒嘆口氣，但下一分鐘又眉飛色舞起來。“她馬上要有寶寶了，休產假是不是很令人興奮?! ”
“這是你遇到的第幾個休產假的老師了?”
“很多，好像每年都有1到2個，去年法語代課老師只教了1個月的課就發現懷孕，辭職了。”
“真酷！但最酷的是哈拉先生，他前年也休了育兒假，因為他收養到寶寶了，所以小寶寶到之前，他就特別幸福地申請了休假，直接休息了2年。”大女兒也眉飛色舞了。
媽媽在旁邊聽着，邊笑邊嘆，笑多嘆少。嘆氣當然是不斷換老師對她們的學業會有影響，特別是哈拉先生是大女兒畢業那年的數學老師，而且是學校數學部總管，臨時辭職，估計校長也得小小地頭疼一下吧。但更多的是喜悦，為這些即將迎來新生命的老師們高興，也對女兒們在生育和人生選擇上的健康觀念放心，並感慨英國在育兒福利上持續付出的努力。
説到福利，目前英國最龐大家庭的夫妻倆就是因為不依賴福利而受人稱讚――蘇和諾伊共生育了22個子女，去年疫情中出生的最小的寶寶僅十個月大。
按照英國一直致力提高社會福利待遇的標準，蘇生每個孩子都可以享受長達22個月的免費醫療和免費牙醫服務；最多能休的52周產假裏包括11周孕假、39周帶薪產假（6周領9成工資、33周領固定工資）；16歲以內每個孩子每週13鎊的兒童福利金；額度不等的工作税務補貼和兒童税務補貼；每個孩子3歲起政府代為支付的每天3小時託兒所費用，如果上公立學校，則從4歲到18歲學費全免，18歲以後上大學可以申請全額的學費和生活費貸款（此貸款由學生畢業後工資按比例償還，一直到60歲）。2012年5月，英國政府還將原來男性在妻子懷孕期間獲得的兩週帶薪假期，改成男性可選擇和妻子共享產假，並最多可從妻子的產假中“借”來9個月，以應付新生兒降臨帶來的更多家務。另外，如果為人父母者選擇成為全日制學生，還可以申請再教育的福利金。
當媽的掰着手指頭還沒算完，兩個女兒自己就爭起來了。大女兒説：“中學歷史課不是講了嗎?女性的節育權一直是男女平等的一部分。1921年，英國開設了第一家節育診所，40年後，避孕藥問世，被英國允許使用，使得女性可自行選擇是否需要生育；而羅伯特・愛德華茲更因為試管嬰兒獲得了諾貝爾獎（2010年），第一個試管嬰兒也是在英國出生的（1978年）。所以，科學實際上幫助了人類生育。”
目前，2020年英國生育率是每個女性1.752個孩子，比2019年上升0.06%，但仍低於全球的2.448。英國醫學確實發達，如果順產，在英國的住院時間是48小時，而剖宮產則是72小時。這也是為什麼凱特王妃總是2天后就抱着新生小嬰兒向記者揮手微笑了。而所有生產費用，包括42歲以內因不孕而需要做試管嬰兒的費用都全部由國民醫療（NHS）支付。
可惜，有關科學的論證沒有得到小女兒支持，“你説科學支持人們生育嗎?那為什麼大衞・愛騰伯格為‘理想人口’代言呢？很顯然，愛騰伯格支持減少人口，因為他覺得這是人類對保護野生動物所能做的最簡單舉措。”
作為環保先鋒，非盈利組織“理想人口”最著名的言論是2018年發佈的“減少嬰兒數量，應對環境變化”的報告，報告指出：少出生一個英國人，可減少排放750噸二氧化碳，這些二氧化碳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相當於從紐約到倫敦往返飛行620次。英國每出生一名嬰兒所導致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比埃塞俄比亞嬰兒造成的環境危害大160倍，比孟加拉嬰兒大35倍。報告認為，個人對環境變化做出的最大貢獻是少生孩子，國家和世界應對環境變化最有效的途徑是控制人口增長。他們建議英國政府：為了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所有夫婦都應將子女數量控制在兩個以內。報告主筆、英國著名計劃生育專家、倫敦大學學院的吉耶伯教授認為，以教育、宣傳、確保婦女可控制自己生育為核心的“自願性穩定人口”政策會更加成功。
大女兒卻反駁：“女性運動近50年才爭取到的生育權，總不能倒退吧。英國有平權法，所以即使因為生產或家庭原因離開工作崗位，最後仍然能回到原來的位置，我們的老師們不都是這樣嗎？！”
她倆雖然雞同鴨講，但英國也在不同維度上有更多的觀點交鋒，比如英國皇家學會主席莎拉・哈波表示，考慮到人工智能、人口遷移和健康狀況更良好的老人的因素，專注於人口增長也可能對婦女造成危害。隨着國家經濟發展提升、公共衞生改善以及女性發現需要養育人口的家庭時長，總生育率就會出現下降趨勢，這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
英國中學地理課也提到，生育決策受很多因素影響，比如教育和收入對女性生育年齡的影響，失業和經濟不確定性會改變人們的生育決定，女性是歐洲越來越多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英國的家庭和人際關係變化的影響，等等。
因此，生還是不生，科學發展能否給我們更清晰的答案呢？
加拿大
讓中低收入階層養得起娃
◎方也
加拿大在鼓勵生育上的福利雖然花樣繁多，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率卻一直走低，2019年人口增長更是創歷史新低，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47胎
加拿大被稱為“老人和兒童的天堂”，是出了名的高福利國家。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不僅能享受到免費醫療和教育，政府還有各種育兒補助措施來減輕父母的負擔。
首先是俗稱“牛奶金”的加拿大兒童福利金，小孩從出生一直到18歲，可以每月領取這筆補助，具體金額隨家庭收入的增加不斷遞減直至為零。其次是育兒津貼福利，除了母親最多可享受15周的產假津貼之外，夫妻雙方最多可共享69周的育兒津貼，其中產假津貼是工作收入的55%，育兒津貼是工作收入的33%。
第三是教育儲蓄計劃，為鼓勵家長為子女大學費用盡早儲蓄，政府會根據家庭每年的教育儲蓄提供20%的基本補助，每年最高不超過500加元，到孩子17歲為止。第四是低收入家庭補貼，年淨收入在$25921以下且育有小孩的家庭，政府會提供佔收入80%的家庭補貼金。第五是托兒補助金，雖然從小學至中學的義務教育都免費，但學前教育是自費的，政府會根據家庭收入情況提供專門的托兒補助金。
加拿大生育、教育上的津貼福利花樣繁多，看起來非常誘人，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加拿大生育率卻一直走低，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只生一個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2019年人口增長更是創歷史新低，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47胎，低於2.1的人口替代率，80%左右的人口增長來自於新移民。
為什麼加拿大政府的經濟激勵措施並未激發民眾的生育願望？原因在於生育支持政策的覆蓋面是有限的，主要是為中低收入階層提供育兒保障。有人聲稱“在加拿大生三個孩子，父母就不用工作了”，這在實踐中確實是可行的：2020年家庭年收入在31711加元以下的，一個孩子每年最高可以獲得6765加元的“牛奶金”。如果一個低收入家庭有3個6歲以下孩子，每年可拿到2萬加元左右的“牛奶金”，加上帶薪假期、低收入家庭補貼和托兒補助金等，足夠一家人生活了，因為加拿大家庭税後平均收入也不過6萬加元左右。
但對佔社會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來説，除了育兒津貼有所幫助之外，並未享受到多少福利，而且隨着精細化育兒在中產階層的盛行，養育孩子的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卻越來越高。《Money Sense》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加拿大養育孩子的年成本為13366美元，18年加起來超過240000美元。加拿大全球人口研究主席蘇珊・麥克丹尼爾表示，在加拿大養育孩子是一項昂貴的事業,這不僅體現在金錢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成本方面，女性不僅要上班還要接送孩子學習曲棍球和芭蕾等各種課外活動。加拿大統計局調查發現，經濟激勵措施只對收入低於10萬加元以下的家庭有效，只有46%的父母認為生育福利政策有用。
對於廣大中產家庭來説，昂貴的兒童早期保育費是一項巨大的開支，一些城市諸如多倫多每月托兒費用在1500-2000加元之間，可能比大學學費還要貴。對很多二娃及以上家庭來説，送孩子上託兒所成為一件奢侈的事情――加拿大兒童上託兒所的比例不到55%。
近年來，建立廣大中產階層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體系，一直是社會討論的熱點，也是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思考的問題。2017年，聯邦政府承諾在十年內向各省提供75億加元，用於為新托兒中心提供資金、對舊托兒中心進行改造並資助幼教培訓和提高工資。聯邦政府在2021年更是進一步確定對國家兒童保育體系進行“重大、長期、持續的投資”，計劃未來五年內將會有總計300億美元的新投資；從2025-26年開始，每年至少將投資92億美元。預計到2022年底，加拿大平均托兒費用有望降低50%。聯邦政府這項旨在緩解中產育兒負擔的政策，最終效果究竟會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德國
父母假和父母金可自由組合
◎楊萌
儘管鼓勵生育的福利措施在不斷改善，德國的生育率除了在2016年有一個小高潮之外仍然沒有大的提高
作為一個出生率較低的國家，德國一直面臨老齡化社會的種種挑戰，如何鼓勵生育並支持年輕的家庭，是德國社會近年來的重要話題，德國生育福利政策也一直在改進。
首先，每一個孩子出生後直至18歲，德國父母都可以為孩子申請兒童金。如果已經成人的孩子處在無業狀態中，兒童金可以領到21歲；如果孩子繼續讀書，則可以領到25歲。另外，殘疾孩子的兒童金沒有年齡限制，可以一直領下去。兒童金的數額也在逐年提高，從2002年的每月154歐元增加到2021年的每月219歐元（第三個孩子225歐元，從第四個開始250歐元）。
其次，除了法定帶薪產假，德國政府還為家庭年收入30萬歐元以下的父母提供父母金和父母假。父母雙方為每個孩子可各自申請最多三年的父母假，在此期間僱主不允許開除員工且必須保留同等職位。父母假的起始時間以及具體休假方式（可靈活分成多段），可以在孩子滿8週歲之前由父母自由選擇，但大多數德國父母都會選擇在孩子出生後的兩三年休父母假。
2013年8月之前，德國法律規定孩子滿三歲父母才可以申請幼兒園名額，而且德國的爺爺奶奶沒有帶孫子的義務，除了可能身體及家庭狀況不允許之外，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固定每天照顧、接送孫子的爺爺奶奶幾乎沒有，這樣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環境就決定了三歲以下孩子的媽媽必須自己照顧孩子或者在附近找日託阿姨。筆者的兒子出生在2006年，預產期之前的六週和之後的八週我有法定帶薪產假，之後我申請了兩年的父母假。兒子兩歲的時候，我重新回去工作，但是隻做半職，每週工作25小時，我上班時送孩子去日託阿姨那裏，兒子在三歲時終於進了幼兒園。
2007年開始，父母雙方還可以總共拿到14個月的父母金――每月最少300歐、最多1800歐，數額大約是休父母假一方在孩子出生前12個月税後月收入（上限是2775歐）的65%。前提是，父母一方必須最少休兩個月、最多休12個月的父母假，所以很多年輕的父母選擇媽媽休12個月，爸爸休2個月。休父母假期間，他們可以完全不工作，在家照顧孩子，也可以一週工作不超過30小時（2021年9月起，每週工作時間可以增加到32小時）。
德國育兒福利政策也在不斷改進：從2013年8月開始，孩子滿一歲就可以申請幼兒園名額，這樣就鼓勵了年輕媽媽們儘快重返職場。2015年7月之後，新政又規定每月父母金可以減半，而領取父母金的父母假時間可以增加一倍。這樣在能保證基本生活的情況下，年輕的父母們就有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時間。另外，德國企業一般提供彈性工作時間以及居家辦公的可能性，以方便有孩子的員工靈活安排上下班時間，兼顧工作與家庭。
儘管減輕家庭負擔、鼓勵生育的福利措施在不斷改善，德國的生育率除了在2016年有一個小高潮之外仍然沒有大的提高。年輕家庭遇到的問題仍然存在：比如幼兒園開放時間雖然延長了，家長們可以安心工作，但幼兒園卻一位難求。在我居住的德國人口最密集的北威州，父母常常是寶寶還在肚子裏的時候就去幼兒園給孩子排隊申請位置。雖然小學也增加了託管時間，比以前好了很多，但託管名額仍然有限，要按父母是否全職工作和工作時間長短來排隊分配名額。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護理人員一直以來的低工資造成了護理資源的稀缺，疫情更是加重了護理行業的負擔，這無疑是對老齡化社會的巨大挑戰。6月2日，德國政府內閣剛剛批准醫療護理改革新方案，計劃從2022年起每年為長期護理保險提供10億歐元的補貼，並將23歲以上無子女者的護理保險費提高0.1%，即從税前收入的3.3%提高到3.4%，而有子女者仍只需交納3.05%（無子女者一直以來需要多交0.25%），這一政策被輿論認為是對沒娃一族的“薅羊毛”。
總之，德國人認為，鼓勵生育政策不是孤立的，教育支持、婦女生育福利、生育後重返就業崗位以及企業文化、管理理念等都需要與之配合改善，有了這些保證，一個家庭才會考慮到多一個孩子帶來的是快樂而非負擔。
美國
中產生娃壓力山大
◎張立忠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幾個沒有通過法律要求企業為其員工提供帶薪產假的國家之一
我的鄰居吉爾又懷孕了，這將是她和麥克的第三個孩子。吉爾和麥克是典型美國夫婦，年輕的時候在城裏蝸居打拼，結婚生子之後，把家搬到城外郊區安家落户。兩年前他們搬來的時候，帶着一個不到兩歲的兒子，當時吉爾正懷着第二個孩子。他們搬來幾個月之後，我們一起慶祝了他們小女兒的降生。
記得他們剛搬來時，麥克意氣風發――他有哈佛的MBA學位，在一家大公司的市場部任職，是前途光明的青年才俊。週末的時候，常常看見他把高爾夫球杆放進汽車後備箱揚長而去。他的妻子吉爾在一家小公司做會計，工作時間比較靈活，小女兒出生後不久，她就恢復在家上班了，因為她的公司沒有給她帶薪產假。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很少的幾個沒有通過法律要求企業為其員工提供帶薪產假的國家之一，產假屬於美國勞動法規定範疇，其1993年修正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規定，“有50名以上僱員的公司，必須給新生兒或新收養了兒童的母親12周的無薪產假。”目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州把這一規定擴展到小型公司（50名以下僱員）。而對於大部分供職於小型公司的母親，則沒有相關法律給予她們帶薪或無薪產假的保障。
沒有帶薪產假，新晉媽媽只能想方設法降低生育成本：除了把帶薪假期全部用在生育期（美國公司只有一種帶薪假期，只要不去上班，不論原因全部從帶薪假期里扣除），買保險是最主要的途徑之一。2014年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規定：所有的醫保必須包含懷孕和生產，涵蓋從產前檢查、住院生產到產後新生兒和產婦護理的大部分費用。還有一種保險叫“短期殘疾保險”，該保險可以使被保險人在“短期喪失工作能力”期間，得到至多60%的薪資。生育可以算“短期喪失工作能力”，所以可以領這個保險金。
現在有很多美國公司為全體員工購買了這個保險，算是給員工的福利。還有待遇更好的公司，不僅為新晉媽媽提供時長不等的帶薪產假，新晉爸爸也享有同等待遇。不過這屬於公司行為，不在國家法律法規之內。
以前也聽説過“在美國生一個孩子領多少錢”的話，實際情況是，只有沒收入或者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請“婦幼營養補貼”。對於低收入水平的定義，各州又不同。在我居住的康涅狄克州，低收入是指“等於或者低於聯邦貧困指南的185%”。2020年“聯邦貧困指南”的貧困標準是個人年收入在12140美元以下，或者作為一個四口之家，家庭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那麼，能夠領取“婦幼營養補貼”的收入水平應該是個人年收入等於或小於22459美元，或者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等於或小於46250美元。符合了貧困標準，能領取多少“婦幼營養補貼”呢？這個計算方法非常複雜，有很多指標，一般從每人幾十美元到幾百美元不等。營養補貼不以現金方式發放，而是以“購物卡”和免費醫療服務的形式下發。“婦幼營養補貼”需要每年申請，如通過審核，可以一直領取到孩子的5週歲生日。孩子5歲之後可以讀書了，這時如果仍符合貧困標準，可以申請學校的免費營養早餐和午餐。
作為中產之家，麥克一家在添丁以後，能夠得到的補貼幾乎是零，他們唯一的福利是可以退税。孩子的生養費用、上學費用（私立學校學費除外）都可以用來抵税。但是，這個抵税額度隨着收入的增加而遞減。也就是説，收入越低，抵税額度越高。
小女兒降生以後，吉爾堅持上班，兩歲的哥哥白天被送去日託，麥克在家的時間也明顯增加，週末高爾夫運動變成了推着嬰兒車跑步。雖然吉爾的工作時間相對靈活，但也有安排不開的時候，因此外婆常常過來幫忙。當我問吉爾接下來的計劃時，她指指隆起的腹部説：“這個出來之後，我就不回去上班了。”是啊，美國人工昂貴，日託加上請保姆的費用，超出吉爾的工資收入，再加上税收因素，最經濟的決定是媽媽辭職做全職主婦。
總之，在美國，作為無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生育孩子前後能夠得到比較多的福利補貼。而中產家庭，特別是有工作的職業女性，在享受新生命到來的喜悦之餘，則要承擔更多壓力，甚至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做出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