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地位

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指導學習研究中共黨史時明確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説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説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説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説起可能更好。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幹部、階級條件都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奠定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條件，肇始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的五四時期。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成為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各種新思想大舉輸入和引進，各種主義競相爭豔，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衝破傳統思想的禁錮，拉開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李大釗就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俄國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還寫有《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烈讚揚十月革命，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

五四運動剛爆發時，李大釗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一時期，《新青年》《每週評論》《民國日報》等一批報刊紛紛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據統計，五四運動時期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達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譯文，這樣集中地介紹一種思想理論，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是罕見的。五四運動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幹部條件，肇始於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大量湧現的五四時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長期飽受帝國主義欺侮而又在反帝鬥爭中屢遭失敗的中國人民增強了鬥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一批激進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逐漸放棄了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變成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經歷了這一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勞動界》中指出：18世紀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作鬥爭的旗幟；20世紀的民主，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積極作鬥爭的旗幟。五四前後，毛澤東兩次到北京，熱心閲讀關於十月革命的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著作。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在五四運動後，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五四期間，周恩來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和《覺悟》，併發起成立覺悟社，介紹和研究新思潮。1920年11月，前往歐洲留學，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地考察和對各種學説的比較和選擇，也開始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同一時期，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等一批先進分子，以及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李達、鄧中夏、趙世炎、向警予、王盡美、鄧恩銘等進步青年，結合辛亥革命的失敗和五四運動的經歷，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及“與勞工為伍”的實踐，在思想感情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逐步鍛鍊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條件，肇始於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五四時期。中國無產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因而“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的堅決和徹底”；中國無產階級從破產農民出身的佔多數，和農民及其他勞動羣眾存在天然聯繫，使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成為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便於發動和組織其他勞動羣眾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五四運動前後正醖釀着先進力量的更換，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參加了反帝愛國鬥爭，在運動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對鬥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鬥爭狀況，體現出人民羣眾在民族復興鬥爭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從而使中國革命的性質開始發生重大的轉變，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

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於同社會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能夠為人民認識真理指明方向和開闢前進的道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和改造社會的武器加以接受的，他們一旦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以此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羣眾中去，深入工廠、礦山、鐵路、農村等地進行社會調查，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籌備成立工人組織。注意同實際結合，同羣眾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一開始就具有的特點和優點。“理論一經掌握羣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相結合，必然會產生無產階級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