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明”丨“文化包裝”的明式傢俱
作為中國古典傢俱的代表，明式傢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風格的象徵。
這種風格的形成固然與工匠們的智慧和技藝分不開，但是明代文人在其中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放眼如今的木藝藝術市場，明式傢俱儼然成為現代傢俱的典範。
這些在“明代文人設計師”概念下誕生的明式傢俱，從誕生最初就被鈐印上了濃濃的人文意味。
中國的工藝美術發展到明代，出現了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明式傢俱的誕生。
明式傢俱的特殊性在於文人在這一經久不衰、享譽海內外的“經典”的發展、製作過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視的作用。
也許很難將中國古代的文人與設計師聯繫在一起，但明式傢俱在這方面確實是一個例外。
傢俱不僅可以反映工藝美術的水平，也可以反映當時的生活習慣、社會風俗。
漢魏以前，受跪坐習俗的影響，人們使用的是低矮傢俱。
魏晉到隋唐的幾百年間，逐漸由低矮傢俱向高型傢俱過渡。
而發展到宋代，隨着垂足而坐代替席地而坐，高型傢俱也逐步取代了低矮傢俱。
宋代高型傢俱的普及是我國傢俱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為明代傢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元代的木作傢俱基本沿襲了宋代的樣式和技術，沒有大的突破。
明清時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古典傢俱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歷史高峯期，最重要的體現便是明式傢俱的出現。
明式傢俱不完全是明代傢俱，它是一個風格上而不是時間上的概念。
這一時期，尤其是從明代嘉靖、萬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 年到 1735 年）這 200 多年間的製品，不論從數量來看，還是從藝術價值來看，稱之為傳統傢俱的黃金時代是當之無愧的”。
所以明式傢俱只是特指明至清前期以硬木製作而成，結構科學合理、線條流暢的傢俱樣式。
我國的傢俱發展到明代取得巨大成就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是受宋代傢俱的影響。
其次，“匠户制度”的逐漸消亡、“以銀代役”制度的興起使得明代匠人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因而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積極性，推動了明代手工業的發展。
再次，嘉慶朝開放海禁，大量優質硬木材的輸入為明式傢俱的製作提供了最佳原料。
除此之外，明式傢俱風格的形成與明代文人的關係不可忽視。
作為明式傢俱的重要使用者和主要欣賞者，明代文人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文人熱心於傢俱的原因，也應該從明式傢俱的主要特點和明代文人自身兩方面尋找線索。
無論是椅凳、桌案、牀榻還是櫃架，明式傢俱都體現出一種簡練流暢的風格，頗有西方現代建築師米斯·凡·德羅提倡的“少即是多”的理念。
與清代後期講求繁飾的宮廷傢俱和西方巴洛克時代傢俱形成強烈反差，“大體樸素，只有少量裝飾是明及清前期傢俱的常見風貌”。
明式傢俱裝飾的特點是“造型很美，簡練的線腳，簡單到使人不覺得是裝飾，卻又有重要的裝飾意義。
花紋圖案能與傢俱整體和諧地結合起來，形成完美的統一”。
主要靠對木材天然紋理和色澤的合理利用。
明式傢俱多選用名貴的硬木材，例如花梨、紫檀、鐵力、烏木、紅木等，這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木頭質地堅硬而可以長久保存，還因為它們紋理密緻、色彩穩重典雅，可以不經人工修飾而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韻味。
如“紫檀木色澤如漆，棕眼細而密猶如牛毛，久用會產生牛角一樣的光澤，顯得靜穆莊嚴。
黃花梨木色澤温黃，紋理清晰，如行雲流水，明澈生動。
雞翅木紋理如禽鳥雞翅般絢爛。
榆木紋理修長疏朗有致等”。
“譬如選擇櫃門及其側板，必然着重兩者板面紋理的自然和諧，即可見一斑。
若是講究的傢俱，每每採用單一的平板，務求自然和諧不被打破。
而櫃匠在構造及組合一件傢俱的不同組件時，每能優美地呈現木材上的木結的內在美感。
在着手工作之前，他必須細心考察將要應用的木材，決定如何鋸切，以便將木材的天賦美感表露無遺。”
明式傢俱上的木紋自然天成，猶如山川、滄海、浮雲，彷彿一幅寫意山水畫，較之人工的有意雕琢，別有一番無意為之的意境。
明式傢俱這種簡練淳樸的風格，尤其是對天然材質的恰當利用迎合了主張以自然為宗、“天人合一”、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的道家思想，表明了文人們靜心自然、“歸隱”園林的審美趣味，因而受到他們的追捧。國禮頭把交椅！-->推薦點擊
而明式傢俱科學合理的功能性也是其受文人喜愛的一個原因。
“明式傢俱的造型設計方面基本與人體各部位的結構特徵相適應。
例如：椅凳的高度在 45 至 55 釐米之間，大體和人的小腿高度相等。大型坐具，因形體比例關係，座面較高，但必須有腳凳配合，人坐在上面，雙腳踏在腳凳上，實際使用高度（由腳凳面至座面）仍是 45 至55 釐米。
桌案也是如此，人坐在椅凳上，桌面高度基本與人的胸部齊平，雙手可以自然地平鋪於桌面，或讀書寫字、或揮筆作畫。
兩端桌腿之間，則留有一定空隙，桌牙也控制在一定高度，以便於人腿向裏伸屈，貼近桌面。
椅背大多與人的脊背高度相等，後背板根據人體脊背的彎曲特點設計成曲線形，且與座面保持 100 至 105度的背傾角。
座面多用藤心，由於藤屜富有彈性，在承受壓力時自然下垂，形成 3 至 5 度的坐斜角，這正是人體保持放鬆姿態的自然角度。
其他如座寬、座深、扶手的高低及長短等，都與人體各部位的比例相適合，有着嚴格的尺寸要求。”
這對講求修身養性、頤養天年的文人來説無疑是居家之必備。
明式傢俱借鑑宋代建築的“大木樑架結構”，採用榫卯結合的框架結構，其特點是不用釘、很少用鰾膠，各種各樣的棖子、牙條、角牙、短柱、託泥等構件之間靠榫子有機地連結在一起。
明式傢俱的榫卯結構有棕角榫、格角榫、託角榫、套榫、燕尾榫、夾頭榫、抱肩榫、掛榫等上百種，他們多而不亂、繁而不雜，相互之間扣合嚴密、天衣無縫，使得傢俱不僅各構件之間結合得自然流暢而且堅固耐用，同時又保證了傢俱外觀的優雅。
另外，由於明式傢俱多用硬木製作，質地細密，故傢俱一般比較重。
而榫卯結構的使用，使得明式傢俱可以自由拆卸又易於組裝，容易搬運，利於文人在自然山水中聚會雅集時使用。
例如，明式傢俱中有一種六足摺疊式榻，可以從正中對摺，腿可以摺疊後卧入牙條之內，便於存放和搬運。
以上這些明式傢俱的特點，既方便了文人的生活，又迎合了他們的審美需求，故成為文人的喜愛、欣賞之物。
但是，明代文人熱心於傢俱還有其自身的原因。恭王府壽字紋圈椅賞析！-->推薦點擊
明代的科舉實行八股取士，考試只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而且不允許考生髮揮個人見解。
這種呆板的考試製度限制了人才的選拔。
真正有才的文人往往不中舉，而選拔出來的官吏也都成了皇帝的奴僕。
從明代中期開始，宦官專權、貪官污吏橫行、皇帝昏庸不理朝政，朝廷開始墮落。
許多文人看透了朝廷的腐敗，於是絕意仕途、或醉心學術（如王明陽的良知之學等）、或品茗論畫、或遊山玩水，總之不再囿於書齋而是尋求自娛自樂。
當時南方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江南地區，不僅交通便利、景色優美，而且對字畫的需求量大，有廣闊的藝術市場，成為文人薈萃之地。
正所謂“天高皇帝遠”，寬鬆的政治環境為文人雅士追求自己的文人意趣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他們集聚在一起既增強了藝術氛圍，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奢靡豪華之風。
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之間、吟風弄月、呼朋宴友，大肆新建私家園林。
他們不僅參與私家園林的規劃，而且對園林建築中的傢俱佈置也提出要求，力求達到建築與傢俱的統一，以符合他們的審美趣味。
所周知，中國古代文人向來有把玩物件的心理和情趣，而明代文人並沒有停留在為迎合市場的大眾口味而製作的傢俱上。
他們不僅參與室內陳設的佈局，而且也參與到傢俱的設計中，所設計的文人傢俱不僅構思巧妙、功能性強，而且從人的實際需要出發，使生活更加舒適、便利。
它們一方面擴大了傢俱家族，同時也為明式傢俱滲入了一層無形的文化內涵。
其實文人對於明式傢俱的“文化包裝”不僅僅體現在自己設計傢俱，也體現在他們在已有傢俱上的題詩、鈐印，這也是出現於明代文人的一種獨特景觀。
在美國埃利華斯所編的《中國傢俱》一書中記載了四把官帽椅，上面分別有文徵明、董其昌、祝允明和周天球的題文。
明式傢俱所用木材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情趣。有的文人將書款鐫在椅背或者桌案上，恰好與傢俱的天然紋理所形成的意境構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國書畫”。
自然天成與文人題款的巧妙結合或許是明代文人獨創的一種新的作畫方式。
總之，文人的書款提高了明式傢俱的藝術價值，也賦予其更多的文化內涵。
明代文人關於傢俱論述的著作很多，除了上文提及之外，還包括戈汕著的《蝶幾譜》，王昕、王思義著的《三才圖繪》等。
這些著作中有明代文人自己設計的傢俱，但更多的是對傢俱品種的列舉，兼及對傢俱的材質、式樣、工藝、裝飾等的評論，體現文人的喜好和趣味。
作為明式傢俱的主要消費者，明代文人們的這些著作對於明式傢俱風格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實際上，明代文人與傢俱是一種相互吸引、相互影響的關係。
明代硬木傢俱所獨有的特點迎合了文人們的審美趣味，而文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審美傾向對傢俱的製作提出要求，從而更增加了明式傢俱的文化底藴。
因此，我們無法將現在看到的明式傢俱所具有的思想內涵單獨理解為是由於傢俱自身的原因還是由於明代文人的參與，只能説是這兩者的結合。
思想需藉助合適的物質載體才能更好地得到表達，而在這一過程中物質載體的文化價值同時得到了提升。
也就是説，很大程度上，明代後期的傢俱是因為文人的參與，文人的審美思想的介入而提升為風格獨特、流傳後世的明式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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